由于被迫适应需求原则（PRINCIPE DE BESOIN）、实用原则（PRINCIPE D′UTILITé）（现实经济原则），也就是说被迫适应某种产品（物品、财富、服务）与满足之间相互索引而总是充实且积极的关联，由于受到这统一、单边且总是积极的合目的性的约束，于是欲望所有的消极性、双重性（AMBIVALENCE）的另一斜面（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是靠平衡和合理性维持生计的：他们假设一切都从主体在需求时朝客体运动的积极趋向中得到了实现。只要这一需求得到了满足，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忘记了在只有积极性的地方是没有“满足的需求”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完成了的东西，这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欲望，而欲望是双重性的），这一切相反的公设则遭到了满足本身（而不是享用：享用是双重性的）的审查而被拒绝考虑，而且，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它便凝固为一种巨大的隐忧。
由此廓清了丰盛社会中暴力的基本问题（而且，间接地廓清了所有反常、抑郁或弃世的征象）。这种暴力，根本不同于那种由贫穷、匮乏、剥削滋生的暴力——这是曾经被需求的总体积极性取消、掩蔽、删除了的欲望的消极性在行动上的突然表现。这是突然出现在人通过满足获得的与其环境的恬静平衡中的一种双重性逆模式。这与生产性/消费性相反，是破坏性（死亡的冲动）的体现，对它而言将不会受到官僚结构的欢迎，因为那些结构是归属于一种计划满足程式的，因而是归属于一种积极制度体系的(32)。然而我们会看到，正如存在着消费范型一样，社会暗示或提供一些“暴力范型”，由此想方设法对这些爆发力进行引导、控制并求助于大众传媒导向。
实际上，为了防止这种由欲望双重逻辑的割裂，即由象征功能的丧失而积累起来的隐忧，演变成混乱和无法控制的暴力，社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
1．一方面，它试图用不断增多的关切要求如角色、功能、无数的集体服务等来消化这种忧虑——人们到处喷洒镇痛剂、微笑、负罪感消除剂、心理润滑剂（这一切都像洗涤产品中的洗涤剂一样）。这都是些能消化忧虑的酶。人们还兜售安定、轻松、迷幻、各种精神疗法。这都是一些没有尽头的任务，作为永无休止地生产着满足的丰盛社会，在这一任务中还要耗尽资源以生产那针对这种满足引起的忧虑的解毒药。用于安抚丰盛病患者焦虑的满足的预算负担越来越沉重，可以把它与那由于增长的负面影响（污染、加速的淘汰、混杂、自然财富的短缺）而造成的（无法计算的）经济赤字相比较，且毫无疑问它远远地超出了它们。
2．社会可以尝试——而且它系统地这么做了——对这种忧虑进行回收使之成为消费的重新推进器，或把这种负罪感和这种暴力回收成为商品、可消费的财富或区分的文化符号。于是有了一种负罪感的精神炫耀，这恰是某些团体的特点，即“交换价值/负罪感”。亦或那种“对文明的不适”也和其他东西一起被拿来消费了，它被重新社会化成为一种文化镶边和集体愉悦，而这只能令人更加深刻地陷入忧虑，因为这种文化消费变体等价于一种新的审查并重新导入了这一程式。无论如何，这里的暴力和负罪感都被一些文化榜样大众传媒化了，并且重新转向了我们开头谈到的被消费了的暴力。
这两种调节机制有力地发挥着作用，但仍然不能成功地扭转丰盛朝着暴力转向、进行颠覆性转变的关键程式。另外，像所有批评者所作的那样，对这种暴力的“命定性”、这“乱糟糟的局面”、潜在的社会及道德预防或者相反家长式的宽容（“年轻人是该发泄发泄”），对这一切进行指责或抱怨都是毫无用处的。某些人怀念那个“暴力还有意义”的时代，怀念那战争的、爱国的、激情的、合理的、好的古典暴力，说到底——怀念由一种目标或原因认可的暴力、意识形态的暴力，或者个体的、反抗的、尚能反映个体美学并能够被看做一种艺术的暴力。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使这种新暴力回归到一些古典范例之中并用一些现成疗法来处理它。但必须看到，这种暴力本身不再是历史的、圣化的、礼仪的或意识形态的，因而它并非个体独特单纯的行为，必须看到这种暴力在结构上是与丰盛联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可逆转且总是迫在眉睫，对每个人都如此具有慑服力，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它：这是因为它就是扎根在不断的增长和满足的进程本身之中的，而每个人都被卷进了这一进程。在我们被暴力包围及被消费了的宁静封闭的世界中，在每个人的眼中，这种新暴力偶尔会重新获得一部分已丧失了的象征功能，尽管转瞬间它又会重新蜕变为消费物品。
塞尔吉·朗茨（《无情追捕》）：这部影片的最后几幕是如此野蛮，以至于我平生第一次颤抖着双手走出影院。在纽约那些正在播放这部影片的影院中，相同的场面引起了一些失去理智的反应。当马龙·白兰度扑倒一个人揍他时，一些疯狂的、歇斯底里的观众站起身来叫喊：“杀了他！杀了他！宰了他！”
1966年7月：里查·斯派克潜入南芝加哥一间护士寝室。他塞住8位二十来岁姑娘的嘴并将她们捆绑起来。然后他用刀或采取勒颈的方法将她们一个一个干掉了。
1966年8月：Ch．J．惠特曼，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大学建筑系学生，带着12支枪爬到一座俯瞰校园的百米高的塔楼顶上并开枪射击，造成13死、31伤。
阿姆斯特丹，1966年6月：战后第一次，在市中心人们连续几天与一起闻所未闻的暴力作斗争。电信大楼被占领，数辆卡车被焚烧，玻璃橱窗被砸碎，标志牌被拔掉。还爆发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损失达到几百万荷兰盾。一死十余伤。这是“不满现实的年轻人”进行的反抗。
蒙特利尔，1969年10月：紧随一次警察和消防员罢工之后的星期二，爆发了严重的混乱。200名出租车司机洗劫了一家运输公司。政府开枪镇压：2死。这次攻击之后，上千名青年人涌向市中心，砸碎玻璃、抢劫商店。发生了10次攻击银行、19次持枪侵袭、3起恐怖爆炸、多起抢劫事件。面对着这些事件的蔓延，政府根据紧急事态法下令军队戒备并调动警察……
勃朗斯基别墅谋杀案：在洛杉矶丘陵地带的一座别墅中，5位知名人士被杀害，其中包括虐待幻想影片导演勃朗斯基的妻子。这是一起典型的偶像谋杀案，因为具有狂热讽刺意味的是，凶杀案的细节与勃朗斯基影片细节雷同，带有造就了死者们成功和荣誉的那些影片的某些特征。而这一点意味深长，因为它反映了这种暴力的自我矛盾：既野蛮（非理性、无明确目标）且合乎礼仪（参照了大众传媒——在这里是勃朗斯基自己的影片——强加于人的戏剧性范例）。这起凶杀案和奥斯丁塔楼枪击案一样，非激情、不下流、无私利，超越了司法标准和传统责任。这是一些未经构思然而又（在这里包括从幻想的方式直到模仿）都被大众传媒范例们预先“构思好了”的谋杀，并且还在以与演出或类似谋杀案中相同的方式构思着（还可以参考自焚）。对它们可以做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具有社会新闻式的戏剧内涵，因此它们会立刻被编造成影片或报道的剧本；以及，在扩大暴力限制的同时，它们绝望地努力着要成为“不兼容”、要违抗并打碎大众传媒化秩序，而实际上它们对社会的激烈不适应使它们成了这一秩序的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