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在费城长大，在我生活的地方每到万圣节前都会有不同的节目，10月28号晚上有“肥皂之夜”，29号晚上的是“粉笔之夜”，30号晚上会播“恶作剧之夜”。（当我们举家搬到纽约州北部时，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都不是法定假日。）在“肥皂之夜”，你可以用肥皂在物体上留下自己的标记，比如人行道、汽车挡风玻璃和邮筒。而在“粉笔之夜”就可以用粉笔在这些物体上留自己的标记。（在“肥皂之夜”用粉笔画来画去就跟万圣节修剪树木一样不太合时宜）。
每一年的“肥皂之夜”，妈妈都会给我一块肥皂，然后小心叮嘱我只能在人行道上做标记，不可以在别人的私人财产上乱画。每一年我都会向母亲争辩，就算我不在邻居的挡风玻璃上乱画，一定会有小孩来画。每一年，母亲对于我的申辩都不为所动。她的意思是，如果坏的事情注定要发生，你也不应该是做这件事情的人。
如果你也同意我母亲的观点，那么请尽量避免造成收费站前排成长队——当然了，除非你的旅程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讨厌等待，所以你已经选择要避开排长队了。但我想表达的重点是你应该为了避免塞车长队的出现更加用心，不仅为自己的等待负责，也为其他每一个人的等待负责）。如果你认同的是我九岁时的那个观点的话，那就继续开车并且毫无罪恶感地加入塞车大队吧。
我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当然得是一份有社会生产力的工作。总的来说，检验你做的事情是否对社会有用的最好办法就是你得确定有人愿意为你正在做的事情付钱。假如说你是一名医生、建筑师或者马戏团的小丑，那么你得到的薪水很可能就能很好地衡量你对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
我能当律师吗？要看你的具体情况。许多律师花费了大量精力，最后只是将财富转来转去，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财富；原告得利，被告就会受损。最好去做一些能够创造财富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在转移财富。从一方面来说，法律诉讼本身会阻止许多具有生产力的行为，这一点不好。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会阻止很多没有生产力的行为，这一点确是极好的。所以我认为这要取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律师。
当一个马戏团小丑真的是可以接受的吗？当然了。马戏团小丑能给人带来欢乐，他制造出来的欢乐和食品、衣服一样都是合法商品。
当一个奥运会运动员是可以接受的吗？请严肃认真地考虑下这件事情。你真的认为对于一个雄心勃勃、刻苦努力的23岁小伙子来说，去投身排球运动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吗？或许你在超市附近转转，把人们推到停车场的购物车给送回去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生产力。
稍等一下。难道奥运会不是一种娱乐活动吗？而且你不是刚刚说娱乐活动有社会价值吗？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奥运会的确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那么为什么我不该去参与奥运会呢？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奥运会是否有价值，而是你能否为其增加价值。
如果你造了一张桌子，那么世界上就多了一张桌子。如果你烤了一块蛋糕，世上就多了一块蛋糕。如果你当了一名马戏团小丑，世界上就多了一个朝人们腿上喷矿泉水带来欢乐的人。但是假如说你赢得了一块奥运会金牌，这个世上并不会因此增加一名奥运会金牌得主。你只是取代了另外一个人罢了。
好吧，如果我成了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的一名小丑，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不会多出来一名小丑。有了我，别人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样的话，有什么差别吗？那个被你从马戏团替换掉的人会去做别的事情。也许他可以去卡尔森巴恩斯马戏团当小丑，或者他可以到技校学焊接。但是那个在百米蝶泳比赛中被你打败的人仍然会年复一年反复练习百米蝶泳。你不会使他变成一个焊工，你只会使他变成一个失败者。
呃……但是如果只有10个人参加奥运会比赛，这个比赛就会变得很可笑。难道不是参赛的人越多，竞赛质量越高吗？是的。假如说只有10个人选择去参加奥运会比赛，那么你的参加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贡献。但是考虑到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奥运赛场拼搏努力了，你的贡献就会显得微乎其微。
我们无意要淘汰掉90%的参赛者，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让参赛者减半。如果你让一半的奥运会游泳选手去开出租车，最后的比赛成绩可能会稍微差一点，观众的视觉体验可能（也只是稍微）差一些。与此同时，我们在打出租车时会容易很多。
对职业运动员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职业棒球大联盟中最快的投球手由时速96英里换成了一个时速94英里的选手（与此同时，击球员的水平也有同等程度的下降），那么这个世界真的会遭受很大损失吗？关于这一点，对任何一场比赛都是如此，包括争相要写出畅销书的写作活动也是如此。比如说这本书卖了100万册，说明会有100万个读者阅读这本书，而这些人可以去买另一本书，而且这本书也许会同样精彩。我的书大卖，因此我的经济收益会很好。我的社会贡献却几乎微不足道。
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一个马戏团小丑只能一次性给几千人带来欢乐，一名医生一次只能给一位病人做手术。由此我们总是需要更多的小丑和医生，而且从他们的薪资就能看出来我们的需求度有多高了。但是，运动员和作家就不一样了，一个有名的运动员或一名出色的作家就能给整个世界创造娱乐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会收到大量报酬，而这些钱要么也是到他们的竞争对手那里。他们的收入代表的只是一种财富的转移，并不会产生社会贡献。
去做一名企业管理人员是可以接受的吗？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可以的。企业管理层的职责就是让公司利润最大化，而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产或创作出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不幸的是，有些管理人员依靠一些不正当手段来牟取暴利，比如争取政府补贴、关税保护或进口配额等，这些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如果你是这样的公司管理人员，那么我希望你为自己感到羞耻。
当然你可能会辩解说这些高管仅仅是在做分内的事情罢了，公司发钱，你做事。照你这样说，这个理由也可以用在职业杀手身上。
好吧，我不应该去争取进口配额。但是假如进口配额业已存在的话，我从中获取利益是可以接受的吗？可以。甚至你还会得到赞许。对中国衬衫设置贸易配额，这种人为造成的衬衫短缺会使美国本土的衬衫价格抬高。你去销售衬衫，一方面可以从配额中获利，另一方面提供了衬衫，缓解了市场短缺的现象。就为了这个，你也该受到奖励，而且我也为你得到奖励感到高兴。
那么我是否能够假设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关税呢？只要不是我主动去争取，从中获利是不是就是可以接受的呢？并不是的。比如，进口三合板的关税大概在40%，由此美国本土三合板的价格也被抬高。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卖三合板，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说你是个寄生虫。
这中间的逻辑关系可能不那么明显。至少我希望它没那么明显，因为我至少花了足足20分钟的时间（还有两位同事的帮忙）才得出了这一结果。以下就是账单：假设一块进口三合板拿到手需要5美元附加2美元的税。因此，美国国内的供应商就需要花7美元才能得到一块胶合板，而且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如果你可以制造出成本为6美元的三合板，每块就能赢利1美元，但是这仅仅是通过让美国财政部（说到底是美国的纳税人）从总收入里拿出了2美元得来的。这是不可以的。
即使不去研究细节，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你的三合板事业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你用价值6美元的资源造出了一块三合板，而在加拿大可能本来只需要5美元就可以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就像房屋发生火灾一样，贸易配额和关税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事情。如果你是因为配额去从事相关的生意，那么你是在救火；如果你是因为关税才去做这个生意的话，你就是在火上浇油。
如果我在一条废弃的人行道上看到一台IPod，我可以捡起来自己留着吗？当然可以了。
如果我在一条废弃的人行道上看到一张百元大钞，我可以捡起来据为己有吗？不可以。
哦，这有什么区别吗？在这两个案例中我都假设你不知道怎么去找到失主，并且如果你不将它们拿走，也不会有人来拿。（也许一场暴风雨会将它们冲刷走。）
两种情况的区别如下：如果你捡到的是一台iPod，那么你就得到了一台iPod而没有人会损失什么。很显然，这是一项社会净收益。但是如果你捡到的是100美元的钞票，最后你一定会把它花掉，由此物价会抬高，最终我们其他人则要担负正好100美元的成本，这就好像是你印制了一张假钞一样。最终核算下来的结果是：你得到了99.98美元的收益（100美元减去你弯腰去捡钱所付出的成本，大约是2美分）；我们其他人要付出100美元的成本。那么你那价值2美分的劳动就被浪费掉了。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破坏。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破坏，但总归是对社会产生了破坏性。
请诚实作答。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张百元大钞，你真的会视若无睹而径自走开吗？不，我会把它捡起来。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我是对两个不同的问题做了回答。第一次我说的是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要求我们做的。第二次是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
因此，说到底你自己也不会遵循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吧？准确来讲，我并没有那样的意思。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准确地描述了我（我怀疑也包括你）所说的社会责任的含义。而且我也总是努力去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只是有时候做不到而已。
为什么做不到呢？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是把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一起计算的，不论成本和收益的感受主体是谁。它告诫我们对待远在非洲的廷巴克图的陌生人要像对待自己、亲人或朋友一样。这一点我做不到。我确实会关注非洲的陌生人，但是我对所爱的人的关注要更多。
如果你觉得完全可以忽略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呢？大多数时候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指南，其余时候它是一个好的近似值。我有时候可以接受自己为了得到99.98美元的收益而让陌生人付出价值100美元的成本，但是坚决不能接受为了我自己得到25美元的收益却让陌生人付出100美元的成本。
你觉得相对于对陌生人的爱，你对自己和所爱着的人的爱的程度要深多少是合适的呢？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不确定是否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下一章中我会谈到很多与此相关的内容。
关于这个主题，这就是你必须得讲的内容吗？并不完全是。就算没有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我们也总是觉得道德上有责任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人，给人以尊严。如果我在路上捡到一部iPod，我愿意花10美元去找到失主，即便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提示我大可不必这么做。[1]这或许是因为说到底我还有点道义论哲学家的潜质。或许是因为我觉得像一个道义论哲学家那样做事情——就比如，从改变自己做起，尊重他人的财产权——从长远来说会有好结果。
或许是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情而得到了价值大于10美元的愉悦感。这种推理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因为这首先造成的问题就是我们得弄清楚“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公正的确很重要，即使有时候我无法在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和公正之间达成一种和解。事实上，认真思考一下公正所蕴含的真正含义很重要。我会在第二十章中谈到这一点。
[1] 我那价值10美元的努力只是把已经存在的iPod从我手里转移到了失主手里，并无新的价值产生，因此这一行为对社会来说就是一种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