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先生预计，如果毒品得以合法化并且对它征税，政府每年至少可以获利125亿美元。他将这笔收入视作合法化所得的收益，但税收收入仅是将一个口袋里的钱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就整个社会而言——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的观点——它既不是收益，也不是损失，因此根本没有计算的必要。不管毒品是否合法化，权衡两种方案的得失时既不该加上这笔钱，也不该减去这笔钱。
如果税收收入是净收入，政府就应该对所有经济活动按最高标准收税。重新分配这笔收入后，再收税，以创造更多财富。任何纳税人都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收税的人获得的钱，正是纳税人支付的钱。
如果政府要求每个住址号码为偶数的居民，均向住址号码为奇数的居民支付1美元，没有人会反对整个社会的资源得到了净增长；如果政府对1.5亿家住址号码为偶数的居民各征收1美元，再将它们重新分配给住址号码为奇数的居民，政府收益将增加1.5亿美元，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净收益为零。
当然，以上假设基于政府重新分配了收益，不管通过直接（比如社会保险）还是间接（比如建造邮局或者维护国家公园）的方式。如果政府将收来的1.5亿美元用到一些烂尾项目上而不是重新分配它，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但财富的减少应该归咎于项目的失败，而非资助它的税收。因此，税收收入本身既不是净收入，也不是净成本。
丹尼斯先生的分析中，将许多重点都放在如果毒品合法化就可以征税。但如果目的是增加税收，根本不需要通过毒品合法化，还有许多其他经济活动可以征税。如果毒品合法化能为社会带来好处，一定体现在其他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