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工程
有些人可能总会假定领导人都是贪污腐败的，就算实际上他们都洁身自好也一样。作为一名社区领导，避免过度批判与被公开指责腐败的唯一途径就是为“社区利益”工作，成功完成公共工程就是证据。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公共工程上的成就既是必要的，同时又能证明领导人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果。这理由很充分：罗萨斯潘帕始建于1975年。它努力了很久才在80年代末通上电，1994年建成污水处理和供水系统。而1999年时街道都未铺设，人们经常抱怨那里又肮脏又不便捷。两个协会都必须实施公共工程建设，不过学校董事会比当时的邻里协会更为成功：当被问及对学校董事会的意见时，很多我采访过的妇女都评价了学校做出的进展。说它之前又丑又小，孩子们不得不在操场上上课。而自从新一届领导上任以来，学校变得极为漂亮。总体而言，对学校董事会的评价是正面的，因为他们显然改善了学校的面貌。你能看到他们把摊派和罚款收上来的钱用到了哪里[12]。问题是邻里协会的效果却不那么明显，因此有妇女做出如下评论：
（领导）已经把这个区忘掉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现在，最近，他们似乎对这个区有点兴趣了（因为那些铺设主干道的合同）……不过他们从来就不关心这个区。
当我问他们协会做了什么的时候，一个妇女回答说：“不，他们什么也没干，什么公共工程都没有。”
公共工程构成了罗萨斯潘帕居民公认的合理期望。其结果之一就是一系列高度仪式化的公共工程的落成仪式。那些工程都是我在的那年完成的。邻里协会隆重地为新社区中心举行了奠酒祭神仪式，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人员都出席了这次活动。这群人也参加了他们援助了部分资金的4间新教室的开幕式。这两个仪式都包括了长篇演讲、诗歌朗诵以及儿童舞蹈，然后就是一名官员进行祭酒[13] ，品尝香槟（苹果酒）与饼干，再接着是就是晚宴了，如果在场的人幸运的话，还能喝到啤酒。与交出一本账目清晰的财务账本相比，这种问责制的仪式以一种更强大更重要的方式标志着当局的胜利。
腐败和公共工程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玻利维亚不同级别政治活动中公民能力的话语成分。1999年的地方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1999年前的十几年，埃尔阿尔托自治市一直由同一政党，即祖国意识党执政。祖国意识党当局早就因腐败和低效而臭名昭著。1997年党派创始人逝世，祖国意识党在随后的竞选中获得成功，以联合执政党的身份入主国家政府，但之后该党就开始分裂。1999年，祖国意识党在其最后的大本营埃尔阿尔托被击败的时机已经成熟。果然，玻利维亚的一个政党左翼革命运动为祖国意识党的统治画上句号。他们的候选人，乔斯·刘易斯·帕雷德斯获得了约45%的选票，而左翼革命运动史无前例地在11名委员席位中获得了7席。帕雷德斯的成功依靠众多因素，主要是祖国意识党的倒台，以及他长期在埃尔阿尔托发展的有效的保护主义网络。但这场运动的核心则是左翼革命运动强调了他们才是唯一为埃尔阿尔托准备了真正发展计划的政党，强调了他们与许多玻利维亚政权中的技术官僚政治特性相适应，包括那些更不民主的特性在内[14]。
这份题为《普罗格雷索计划》的文件写得极为详尽，里面充斥着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和承诺。然而，这意味着左翼革命运动能把自己说成是能为埃尔阿尔托的公共工程提供资金支持的现代主义者。他们做得更多的是宣布政府计划的存在而不是真正有效地传播这份文件。地方政党办公室，尤其是在像罗萨斯潘帕这样偏远的居民区，并没有《普罗格雷索计划》的副本可供感兴趣的人查阅：这些文件只在活跃的党员间流传。《普罗格雷索计划》帮助左翼革命运动划清了他们与祖国意识党间的界限，强调自己比之前的政府更有效率，更为清廉。左翼革命运动的媒体运动也关注了这一主题：乔斯·刘易斯·帕雷德斯经常手握“反腐之鞭”出现在电视上[15]。在选举活动中，腐败不可磨灭地与进行公共工程建设的能力联系在了一起。
虽然很多人经常做出负面评论说政客都是腐败的，我怀疑埃尔那些几乎是很热切地把科恰班巴市长描述成是“偷了钱，但至少做了一些事”的埃尔阿尔托居民宁可要一个能够完成公共工程建设的市长，也不想要一个完全诚实但没有什么实质性政绩的市长。
鉴于埃尔阿尔托住宅区确实存在需求，将重点放在公共工程并不令人吃惊。不管怎么说，人们一般认为，在权力的高层不可能存在完全的诚实。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所有政客都同样腐败，腐败问题并无法帮助选民在政党间做出选择。选民们最终会撇开人们假设的政客所犯下的腐败罪行来评估其价值。一个调查对象对左翼革命运动的评论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们是腐败的，但至少他们遵守了承诺。”到2003年初，埃尔阿尔托的公共工程已经初见成效，因为左翼革命运动已经铺设了一些柏油道路，修建了体育场并完成了祖国意识党建了一半的人行天桥。在一定程度上，活动有所增加是因为左翼革命运动希望能在2002年的全国大选中改善其在埃尔阿尔托的胜算率。竞选时的腐败指控是政客们的一种武器，同时也是一个政党转移给另一个政党的政治周期性特征的组成部分。不过，这些指控也形成了促使他们行动的压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在社区层面，唐·罗兰多的继任者也显示了他比自己的前任更具效率，并在2003年5月的会议上再次连任。当然，这些不是有关有效公民能力的简单故事。对左翼革命运动行政当局的猜疑仍为数不少，尤其是对他们所建设的公共工程的耐用性的猜疑，因为人们觉得他们倾向于通过购买与预算不符的低质量材料而转移了资金。公共工程主要集中在支持左翼革命运动的居民区。社区与地方政治活动联系到了一起，因为唐·罗兰多是知名的祖国意识党人，因此不太可能在左翼革命运动的政府中实现很多成就。然而，1999年的学校董事会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知道它极具效率，因而一直能够撑过矛头对准他们的腐败指控。他们也小心地记录好账目，因为就像财务主管说的，“人们会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