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谈话、权力与资源分配
根据他们究竟有多自私自利或信奉利己主义，腐败谈话使人们能对那些当权者做出评估。有争议的是公帑被用以谋取私利或者，更重要的，通过公共工程或就业机会重新分配给人民的程度。这些与渗透到政治中的官官相护的结构有关，因为一旦他们的候选人获胜，政党“激进分子”就是那些有希望得到职业规划，监督或建设公共工程的人。这是班纳吉提出的“肚子里的政治”暗示的内容。班纳吉认为，在喀麦隆，政治是为满足并增加政客的客户而进行的财富积累及其后续的重新分配。政客们有权，并期望积累个人财富，并用它来造福自己的社交网络，包括他们自己的家庭。这在玻利维亚的实用度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化，但类似的是人们期望玻利维亚的赞助人通过为其客户提供工作来重新分配他们自己以及国家的财富。每当一个新政党接管自治市、部等行政部门时，之前的公务员都会被解雇，而他们的职位则由新党积极分子取代。尽管在修辞上强调了公共工程，自治市预算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员工的工资。当祖国意识党仍在埃尔阿尔托掌权时，一半的预算用来发工资，三分之一用以偿还债务，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用在了公共工程上。正是在这个领域，当地行政部门成了夹心饼干：一方面他们需要支付激进分子工资，另一方面又需要为公共工程提供资金。如果能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就算是幸运的了。
当然，人们对政客做出的评价也会出错，并会根据具体情况与个人发生变化，但他们照亮了人们的各种期望。在玻利维亚，除了人们对政治活动有形证据的期望及需要，腐败与一般而言的政治生活是无法被理解的。因此竞选期间才会频繁出现对埃尔阿尔托公共工程所做出的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承诺。不管他们可能为了自身利益侵吞了不少财产，公共工程是政客一直在为人们谋福利的具体证据。许多人效忠祖国意识党就是因为他们通过官官相护的政党机制“帮助穷人”，即提供就业与薪水，即使他们并未向该地区回馈许多实际的公共工程。然而，那种宽容只能延伸到一定程度，因为考虑到还有一个不错的选择，足够多的埃尔阿尔托居民厌倦了碌碌无为的市政府，因而在选举中不再投票给祖国意识党。
1999年的选举可能是公民的期望在市政一级获得成功的例子，尽管其程度也绝不应被夸大，而且它至少也是一个特例。从整体上看，公民能力也许在社区一级比当地或国家政治有效得多。邻里协会和学校董事会现任领导人的行动展示了先发制人的问责制在社区一级能够实现的程度。我听到的一个评论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我们排队缴税，他们排队窃取”。[16]随着公民能力有效性的降低，公民感觉自己与领导人逐渐疏远，而腐败谈话就变成了表达内心的无力感和解释政治未能对普通人民的需要做出反应的一种方式。他们在政治系统中感觉不到的代表性因而变得明显[17]。通过对政客的腐败叙事，玻利维亚人提出了他们对国家的期望，试图让领导人负起责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代表了国家的性质而他们公民身份的现实性也回归到了自己身上，虽然不是以一种有利的方式。我经常听到来自各阶层的朋友说，虽然玻利维亚拥有一切自然财富，但政客们把一切都偷走了，所以玻利维亚尚未能实现“先进”。在这里，下级归咎于精英：玻利维亚经济欠发达不是因为其公民落后，或是环境不祥，或是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相反，一个本可以富裕的国家被其自私自利或是信奉利己主义的精英领导人背叛了——玻利维亚人民是被贪污腐败的政客背叛的公民。因此对国家、土地、环境以及民众的自尊心与自豪感能够得以维系。说这些故事的人正集体把自己想象成“蔑视国家的公民”而不是通过与国家的积极关系建立起来的公民。
腐败话语揭示了一些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价值观，也许也在话语上构成了玻利维亚的政治生活，从社区到国家政治，适用于国家运作的各个层面。政治领袖，包括社区领导人在内，并不总是服务于集体利益。然而，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构建了有关那些利益可能是什么的观念。有时，集体性通过腐败指控将自身定义为与其领导相对的行为。这种指控反过来能够加强可以被腐败行径侵犯的共同或公共利益观念。在这里，谣言和流言蜚语是构建公众舆论，进行地方政治和阐明政治权力运用的价值观的手段。这些谣言以及偶尔出现的真正成功摆脱特别腐败的领导人的案例，被视为是主张公共领域道德的一种方式。道德正受到腐败威胁，但同时也受到腐败的明显救助。因此普通市民断言自己的集体道德正与他们对领导人不道德行为的期望发生碰撞。
【注释】
[1] 感谢奥利维亚·哈里斯和克里斯·肖尔为本章最初的几稿提供的宝贵意见。
[2] 例如，韦德、古普塔、维斯瓦纳坦和赛西和帕里；有关欧盟与罗马尼亚的研究请分别参考肖尔和桑普森。
[3] 感谢克里斯·肖尔的观察。
[4] 一般有100至150人参加集体大会，他们代表各自的家庭或是街道，并向未能到会的人传达消息。在我进行的一次调查中，高达77%的受访者说他们经常参加某种形式的公民活动，而且大部分人都会参加集体大会。当谈到邻里协会时，人们经常叫他们“社区当局/领袖”而不是代表。最活跃的委员会成员是主席。
[5] 有关社区参与的更详细评论，请参见麦克尼什、博特等、格雷·莫利纳；有关教育改革，请参考霍恩伯格和康伯尼·萨利纳斯和庄莱姿·努涅斯。
[6] 协会也日益成为与私人公司，如电力公司或是垃圾处理公司打交道的社区代表。
[7] 很多研究印度贪污情况的文章同样主张政府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但倾向于侧重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的控制。
[8] 对“公民社会”的支持通常被视为是对在制定“善治”政策中出现的腐败的恰当回应。请参考，例如“公民社会参与和世界银行的反腐策略”，http：//www1.worldbank.org/publicsector/ anticorrupt/ civilsociety.htm。
[9] 本章使用的都是假名。唐（Don）和多娜（Dona）在西班牙语里是先生和女士的敬语。
[10] 西班牙语单词是“malgasta”，意思也是“浪费”。
[11] 市长本人在《智利财经报》的采访中估计，在社区项目上，他已经花了自己大约三万美金的钱，用以投资兴建篮球场、为学校购买电视并担任毕业班学生的“教父”等。
[12] 当父母不参加由中央学校董事会联盟组织的示威活动时会被罚款。
[13] 奠酒仪式包括撒一些酒在地上进贡大地之母，以求好运。详细的讨论请参考阿伯克龙比。
[14] 加马拉认为玻利维亚政府中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元素在1993年至1997年间尤为明显。这是独裁统治时代威权体制的遗孽的证据。
[15] 他把这叫成是“鞭子反腐”。Chicote（鞭子）是父母用来管教孩子的小鞭子。
[16] 《智利财经报》1999年11月19–25日。
[17] 代表性是罗马尼亚党派政治中的关键问题。请参考加马拉和马洛伊、多明戈和加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