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先发制人的问责制”及恰当的领导水平
事实上，在罗萨斯潘帕，腐败是开展社区政治的主要语言之一。人们利用腐败谣言来表达政治忠诚或政治斗争并操纵权力职位，或是借此抵御此类操纵。腐败指控既能突出原告的道德清廉，又能抹黑（并不总是冤枉）被告。我在那里时不时能听到有关社区领导人腐败的传言。例如，众所周知（或是大家心里都这么想）与之前的委员会一样，大多数邻里协会领导人在其他居民区拥有房产或土地。人们相信，历届委员会成员都利用自己的职位积累了足够多的金钱（或建材）在那里买地建房，房产规模甚至超过了他们在罗萨斯潘帕的房产。甚至在录音采访中，妇女们也评论说邻里协会倾向于“榨取金钱”，下文就是一例：
这些协会有时候会说“给我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展示这笔钱是怎么花的） ”，但坦率地说，仅此而已（大家说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帮自己赚了钱）。摊派分配到大家头上，而他们又把收来的钱再转到自己家里。他们甚至还给自己买了房子，有了这笔钱就可以让日子过得很舒适，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他们只是在利用自己的优势……换一届领导，还是这么做。新来一个，又会把钱卷跑。
谣言称邻里协会为建设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向居民进行摊派，并转移了由此筹集到的资金。污水系统尤其臭名昭著。一位前主席明显收取了相当于实际价格两倍的钱，人们严重怀疑多出来的钱最终流向了何方。唐·罗兰多[9]是1999年在位的主席，他为铺设该地区三条主干道而向每户摊了10玻利维亚诺（1.70美元）。但他说，有人窃取了这笔钱。我的一位调查者认为唐·罗兰多尤为自私自利。她告诉我当学校董事会拿到了修建学校厕所的资金后，他要求自己来负责建设，因为当时他也是该地区的主席。然而，后来家长们发现石头和水泥都不见了。
除了不断的传言与猜测之外，偶尔也会爆发出严重丑闻，例如那起结束唐·罗兰多主席生涯的事件。
到了2000年3月，该区居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行为，并在一次全体大会上迫使他和副主席辞职，由委员会其他领导层接任。这是一起挪用公款的案件：唐·罗兰多“浪费”[10]了预留给社区活动中心的2 000美元。有传言说实际金额是2.5万美元。没人知道他把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有人说他用这些款项在邻近地区买了一块地，并从社区中心拿走了建筑材料在自己的地上造房子。其他人说他把钱花在了情妇身上。那年早些时候，他就因为债权人和施工方来向他索要早已被挥霍一空的资金而倍感压力。他为此服毒自尽，并被送往医院。集体大会召开的时候，他仍然住在罗萨斯潘帕，不过已经躲了起来。人们认为他应该露个脸，说明自己到底有没有挪用这笔钱。他们说他是个胆小鬼，不是个真正的男人。我的邻居，多娜·安东妮亚认为领导人“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而且也许女人会服毒自尽，可一个男人不该这么做。
多娜·安东妮亚相当放任他的行为，她说“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他们不会听的。（在农村）也一样，他们照样诈骗不误，那是他们的工作”。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她回答说：“我也问自己同样的事。也许是因为没钱吧。”邻里协会的体育秘书在唐·罗兰多辞职后当选了主席，他也同样了表示同情：
很糟糕，对吧？我是说，我觉得他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想人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会做那样的事。没有出路的时候就会走极端，他绝对是绝望极了，才会不顾及自己的声誉。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很能干，他们相信他，不过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不，他们认为他一定是绝望透顶了，他肯定有债，才会不顾自己的威信，真把自己的好名声抛掉了。
从反对、厌恶到同情、无奈，人们对挪用公款的反应不一。考虑到事情的本质，人们没有丝毫惊讶，不过显然唐·罗兰多地位尽失，在罗萨斯潘帕居民眼中，他甚至连男子汉气概都丢了。这从人们对他弱点的评价中就能看得出来。在这一带，他的名声再也没好起来，三年后他搬去了别的地方。对一个大费周章才爬到领导人地位的人来说，名誉的损失绝不是件小事。在安第斯农村社区中，拥有一系列明确的领导职位是一个人完全成年后取得的进步成就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看法在罗萨斯潘帕这种城市的移民社区中相当有分量。我怀疑，很多人觉得他之所以选择辞职是因为事情曝出来的时候，问责制进程已经失败，大家都知道这笔钱已经花出去，拿不回来了。理想情况下，在谣言的帮助下，罗萨斯潘帕的问责制工程可以防患于未然。这样，有关一套领导班子作为的传言和丑闻可以被当作例子用以约束其他领导人。正如体育部长说，没有人会想失去自己的地位。在这里，声誉的微政治中弥漫着一种存在于公共领域的斗争，即对腐败行为的期望与试图表达一种更为道德的不同政治形式间的斗争。
上面的故事表明，在个人物质获利是获得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动力这种观点与强烈的集体性观念间存在着冲突。一方面，成为一名领袖能享有直接的个人物质奖励，因为获得国家资源的分配权能使个人及其家庭受益。另一方面，领导者必须要为社区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工作。人们十分清楚公共服务是什么，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讲述腐败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理解。正如约翰逊?帕里所述，要掌握腐败的概念就需要知晓什么不是腐败，而且人们感知到的“腐败危机”也许并不一定能暗示腐败的普遍性，反而更能体现致力于正确运作官僚理性的普及程度。在罗萨斯潘帕，人们普遍认为邻里协会和学校董事会领导人之所以参加竞选是因为他们想要为“良好的社区生活”做出努力。这是交谈、会议和面试中常见的主题。腐败完全不像奥利维尔·德·萨尔当在研究非洲时所说的，是公众感与公共服务缺失的暗示。在罗萨斯潘帕，公众的概念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谣言和腐败现实构成的。腐败丑闻表达了居民对领导人的期望，并把这些希望强加在他们身上。居民们威胁，如果领导人屈服于诱惑，为了个人利益而转移社区资金的话，他们就会像对待唐·罗兰多那样，剥夺领导人的权力，并以相同的方式贬低他们。未来的领导人知道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守住积极支持该区域的承诺。
这并非总是易事。安第斯人种志倾向于把农村地区的社区领导工作当成是一项通常极为昂贵的义务，在这种义务中，威望与责任战胜了物质利益。罗萨斯潘帕委员会成员们自己就经常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在花自己的钱完成工作。然而在实践中，罗萨斯潘帕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认可，没有人会做事不图任何利益。当社区领袖很难，那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份工作。不能指望人们完全免费工作，特别是在严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人们认可学校董事会或邻里协会的领导人应该得到报酬。当他们不得不代表社区去市政府提申请的时候，至少也要为他们提供交通与午餐补贴。一名妇女向我尖锐地指出，“他们也没有报酬。谁会免费工作？他们也会饿的。”尽管如此，领导人仍像是在踩着钢丝前进，一边是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及由此产生的费用得到公正报酬，另一边则是将社区资金花在自己身上。在一个人眼里是腐败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获取自己劳动所得的方式。
两个有抱负的政治家的评论说明了在其他政治领域中也有这种逻辑运作。鲁本权衡了自己未来在出生地参选的可能性，而乔斯·刘易斯·马丁内斯1999年12月参选埃尔阿尔托市长时落败了。两人都谈到，政治腐败是由竞选投资的需要造成的。当被问及他对新政府的评价时，马丁内斯说：
至少我认为，为了能够进入当地政府，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你能马上看到的征兆就是这些投资的回报。
他指的是新市长在前几年建立客户关系网时所产生的巨额开支。而这群对其感激涕零的人在选举中都投了他的票[11]。鲁本认为在玻利维亚存在“太多腐败”，因为政客获取权力职位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榨取利益”。不过就他自己而言，他想“更多地为人民工作，并能够因此有所回报，但不会要求太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观点，即有“太多”腐败。这意味着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而有一些是适度的。也许他对于政治的态度非常现实：就像马丁内斯暗示的那样，竞选任何职位都是一种投资，而人们总是希望投资能产生回报。鲁本估计，为了将一个舞团请到自己出生的村子，他要花费700美元到800美元。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在当地的形象。他说：
我的目的是让那里的人都认识我，因为他们会看你的性格，他们因为你所做的事而尊敬你。你得帮助别人，这样他们会选那些帮过他们的人。如果你给过他们支持，为他们做一小点投资，他们就会投你的票。
他知道如果他决定继续从政，就得找到资金做一些更具体更昂贵的事。因此对他来说，期望能有一些回报很正常。而具有争议性的是回报的级别，以及做了多少造福“人民”（通常是客户）或村庄的事。这在人们对玻利维亚最成功的市长之一，曼弗雷德·雷耶斯·维拉的一致评价中就能得到反映。20世纪90年代，他连任了三届科恰班巴市市长。人们经常说，“他是偷了钱，但至少他做了些事。”如何处理为客户或公众利益而进行个人及国家资源投资与被指控自私自利及腐败之间的平衡，是政治领导水平中一个复杂的命题。实际上，如果能与个人的回报前景相结合，那么为人民服务可能会吸引更多人成为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