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钥匙哲学
本章开篇引用的句子——“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是在谈论到当地的地区行政机构（市议会）时说的，它有个小限制：“市议会的人全都是腐败的！”甚至连国家媒体都抱怨说区主席表现得就像是各省的王子一样。贪污贿赂、徇私舞弊以及一般的唯利是图在某些部门极为猖獗，官员们私自截留公共资金、将金融收益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亲戚以及同事——所有这些腐败形式都是人们在谈到奥德米拉的地区行政机构时经常讨论的话题。
公民之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被官员拒绝或是歧视的经历，并用自己的方式对其加以解释。在这一点上，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官员们把一部分业务“藏到了抽屉里”。不过，这指的是极为常见但又无法证实的一种做法，即把文件、申请书以及信件等塞进抽屉不闻不问。这可以保证申请人只要付钱或是认识一个能找到关系替他说好话的人就可以终止延长业务。
把东西“藏进抽屉”这个表述很好地描述了1991年11月在奥德米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一名在地方法院工作了20年的司法部官员因犯下藏匿文件、延长审判以及为各色人等大开方便之门的罪行而受到审判。新来的法官（在葡萄牙地方法院，法官每2年到4年轮转一次）精力充沛地处理这些陈年未决的案件时，它们才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他发现有些案子甚至被压了20年。对这些案件进行回顾就造成了这位备受谴责的法官因各项罪名而获刑。
这类故事也涉及那些在地方行政部门久居高位的官员。当公民去他们当中的一个那里咨询不同项目进展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快了”，而永远不会是已经好了。这种现象事出有因。有条规矩允许官员代表政府当局从事有利可图的兼职，例如卖公证书。不过由于每月这种委任的数量有限，一旦份额用完，他们就会告诉客户下个月就能轮到——他们可不想让客源流失到竞争对手那里。自然，手上的任务越积越多，就耽误了整个流程，除非你能找到人走后门。
腐败的问题也会集中在官方监察员身上。传言中这些人唯利是图的情况几乎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你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有关区政府建筑师、建筑监理员、农业局负责发放补贴的监督员、兽医、国家公园守林人的腐败故事——事实上，它涵盖了所有活跃在监管职位上的人。公民们受到自身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经历的影响，又因始终不了解自己的法律权力而苦恼，因此可以理解，他们开始怀疑所有行政程序以及议会雇员腐败了。
奥德米拉地区的居民对地方行政部门的臃肿深感失望。区主席茹斯蒂诺·桑托斯对中央行政当局也有类似感受。奥德米拉公民以及他们的区主席都觉得自己是官僚主义程序的受害者。他们抱怨虚假承诺、缺乏公正、进展缓慢、从未查清过腐败。同时他们也存着一丝希望，希望当局能够具备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希望能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权力能为每个人做出公正、合理、清廉的决定。一旦这种希望常常落空，最后就会形成社会冷漠的氛围。区主席茹斯蒂诺·桑托斯首先在各个行政机构负责任的人身上看到了这种氛围。他管这些人叫官僚，并且用他的措辞和语调让他们知道，自己对他们不赞许。他说，官僚作风是葡萄牙最大的不幸。为了申请建设一幢大厦，他必须要咨询23个综合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是既要这个材料，又要那个材料。所以人们在拉开办事处大门前就一定已经觉得落败了。核查他们文件的人很乐意为别人找麻烦，因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少做一些事。或者说看到别人失败，他们内心会很高兴。
茹斯蒂诺·桑托斯：看，整个官僚体制的设置就是为了阻碍所有进程的。我们区经济发展的真正障碍就是官僚主义，各个级别都一样。
请原谅，我打算……嗯，我可以把这个叫成是拿着厕所钥匙人的哲学吗？
是的，他甚至可能是那个级别最低的人（人们都说管理厕所的官员是整个系统的最底层）。
可他管着厕所的钥匙。
然后我去他那里，想要小便……
于是我跟他说：我想小便。
他甩过来一句：你有小便许可证吗？
不，我没有——可我不需要许可证！
哦，你需要的，还要这个和这个，只有这些都齐了……
然后，他说，你就可以去厕所了。
可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去了，我已经尿湿裤子了。
在我最大的不幸中，他感受到了他完全的权力。
这就是现今仍旧决定我们公共行政机构的哲学。
议会里也是这样。地方政府也是一样，还是有这样的人。
解决办法吗？
人们心态的改变是必须的，因为成为一名公务员，在社会阶梯中就有个好位置。
根本问题，我想，是心态。
什么是“心态”？这位区主席是葡萄牙著名的新生代的代表，是标志着1974年革命后所带来的变化的这一代政客（尤其在葡萄牙南部与阿连特茹）。他支持打破等同于法西斯独裁的专制统治。尤其从阿连特茹“红色市政厅”的角度反对浮夸拖沓的官僚作风（反对中央政府的官僚权威）。“仍旧是萨拉查[4]，他还在葡萄牙系统里”，竞选区委员的过程中，反对派社会党的一名成员在抱怨时愤怒地大叫。中央政府干脆拒绝转交欧盟拨付的款项，导致奥德米拉被迫寻求高昂的贷款。“高层们”都用这些钱干什么了？
官僚制度在自身的不合理性中长久存在，对于这种不合理性，我们无法做出解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办法了。对于一个因地区经济极度不发达，许多居民社会状况糟糕而急需资金支持的地方行政机构来说，人民的福祉有赖于上层领导，即区主席。他因权力广泛而被人称为是省级的王子。如果他能为选区从中央行政部门要到些什么，那么资源大门就此打开（如果不能，要悲叹的事还不止这些）。茹斯蒂诺·桑托斯说，一个区主席需要有这方面的天分，还要接受过一定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以及知晓如何接触到里斯本的高级官员都将是宝贵优势。很多协商都在国家部委里与行政主管们进行（在部里的长走廊中，那条有很多门路的著名走廊中进行）。重点就是要能敲开其中的一两扇门。
通往里斯本权力杠杆的道路是极为个人化的。如果与负责的官员关系很好，事情就能迅速处理并通过。中央机构雇员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熟人与助理的关系网、一种眨眼瞬间的约定。借助于这种非正式网络来联络中央机构官员，是想要实现自己目的的地方当局手中最重要的工具。
据茹斯蒂诺·桑托斯说，如果拒绝附和这种治理的政治策略——与朋友、熟人、调停者联络感情，就会被认为是个古怪的人。“在葡萄牙”，他对我解释说，“这就叫amiguismo”。这个词无法翻译（最接近的可能就是类似“多个朋友好办事”之类的了）。也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安排“腐败”的意味更小，反倒更像是一种受制于常识的自我保护。只有欠考虑的人才会依赖官方渠道和行政机构的法律诡计来实现急需得到的结果。你不可能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裙带关系制度化的线索，因为不会出现任何作为对这些服务与恩惠的回报的金钱交易。这些关系一直不确定（结果也是如此）。只有在相互往来与义务的关系网中才能找到这种帮助（只有在这里才能在不确定性，在永久的危机中找到稳定性）。权力的地位始终在蔓延。谁有权力加速项目进展？例如，在新米尔弗特斯镇扩建港口？小镇已经为之奋斗了20多年，并在2003年仍对其存有一线希望。
因此区政治机构及其民选代表仍然依赖自己在各级的熟人：在各部走廊中能打得开或是打不开的门里（在更高一层的行政事例中，分发补助与否取决于自个的朋友圈；最后就是在裙带关系中）。这就是厕所管理人体现权力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