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尽管试图在舒克拉的个人经历与《法律的旋律》的角色及情节间建立起过于紧密的联系也许是一个错误，但显然，如果不是在官僚机构中有过一辈子的参与观察经历，他是不可能对印度农村国家机构的运作做出无与伦比的见解的。与我能想到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家的著作相比，舒克拉的小说更能向我们提供一种诙谐并且有洞察力的理解，帮助我们了解国家机构的日常实践、有关各方的利益、地位各不相同的角色为实现不同目的创造性地使用民族主义及发展心理学话语，以及对于不同主题是如何占据国家并被其质问的一种巧妙架构的感觉。在讥讽语调的背后，读者能够感受到愤怒，尤其是读到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兰加尔的遭遇时。他代表了遭到所有国家分支机构虐待的遵纪守法的门外汉。舒克拉对印度农村的描绘与专业人类学家所写的人种志研究很少有相似之处，尤其是涉及乡村生活与国家项目间的关系时。
这一分析对系统提出国家理论，尤其是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暗示？最重要的理论点就是我们需要从日常实践以及表述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国家。这里的难题是为什么文化对于国家理论而言几乎不重要。尽管历史与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将世界各个部分分割开来，全世界民族国家采用的制度形式惊人地一致[9]。这一点没有人会质疑。但是一种重点关注制度形式、发展潜能以及组织结构的方法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即国家对于生活在其中或是受到国家质问的人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国家，与民族一样，只有通过表述，通过表意实践才能被人们加以想象（对制度而言，这种表述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其构成要素）。考虑到这一点，日常实践研究以及对构成特定国家的表述传播的研究也许不仅能揭示它们意味着什么，而且可以解释它是通过何种方式，向谁，并在何种环境下产生意义的。文件、命令、备忘录、统计、报告、请愿、视察、就职和调任、官僚机构的单调例程以及官僚与公民的相遇等内容的实体性是国家意义得以构成的素材。这些日常工作极少与在国家研究中日益壮大的研究主题，如国家领导人的阴谋、主要政策的转变、政权更迭或是国家官员的阶级基础等，进行对比研究。
本章对以南亚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也有启示作用。众多腐败研究的经典文献都来自南亚研究这一领域。20世纪50年代，尼赫鲁及规划委员会推行了快速经济发展的政策，希望农村地区的制度改革能够释放出生产力。因此，政府寄希望于把土地改革、社区发展与乡村合作社当成是在不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实质性新投资的前提下提高产量的机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整整一代人类学家对乡村治理及国家制度进行了复杂系统的研究，重点关注随着民主政策常规化而出现的政治代理人的新形式。贝利的著作就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不过也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人类学家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做着类似研究：伯纳德·科恩、奥斯卡·路易斯、艾德里安·迈耶、D.F.米勒、拉尔夫·尼古拉斯以及莫里斯·奥普勒等就是其中的几位。如果村务委员会被当成是基层民主工具来加以复兴，如果合作社与社区发展规划能够使印度农村发生转型，那么当时的政治体制会是什么样子？它又会如何改变或应对这些新的计划？
尼赫鲁式的憧憬把这些社会工程规划预想成是印度农村转型的关键，但由于腐败，许多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失败了。如果要为印度发展事业的失败找一个理由的话，那一定就是传统“陈旧”的官员行为体系的残留，因为它使赠礼转变成了贿赂，并让人觉得这是合法的。腐败经常被比喻成是政治体中的恶性肿瘤[10]。研究基层政治过程的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单就腐败定义这一问题就已极其困难，更不用说是根治腐败了，他们从而将许多宏观理论家提出的老一套的解决方案复杂化。贝利找到的那些在政府官员与村民间进行调停，并收取一定费用的经纪人是腐败体系的一部分吗？还是说他是一种合法的服务商，近似于带领委托人走过各项法律程序的律师？
民主选举、政党以及一个民主政治参与的常规体系加深了其影响程度，因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它们开始慢慢影响印度农村更贫穷、种姓更低的人民的生活。尤其是90年代初，通过村务委员会统治的复兴，村落民主治理的理念得以重构，同时新的财政资源被分配到村委会，随之逐渐改变了农村公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并且深化了处于种姓及阶层间变化关系中的民主承诺。这两者都以全新的方式在上演。贱民政党或是低种姓组织，如印度大众社会党，之所以能在国家层面获得成功，是因为乡村低种姓居民的觉悟发生了进展缓慢但却极为重要的转变。这引发了有关腐败的话语以及腐败话语本身的革新与重振。高种姓农村居民经常把腐败的产生解释为贱民崛起（尤其是在官僚机构中）的“自然结果”。这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在那些本质上就不适宜当管理阶层的人身上进行权力投资的结果[11]。另一方面，低种姓组织为像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亚达夫政府陷入了大宗饲料骗局的丑闻）以及具有超凡魅力的前北方邦首席部长玛雅瓦蒂（玛雅瓦蒂将政府大笔经费花在对贱民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项目上）提供了有力支持。
腐败因而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在国家能够并将会做什么，以及官僚将会如何应对公民需求这些问题上，腐败叙事能够帮助人们塑造对其的期待。随之而来的一个政策上的意义就是国内外改革者都需要思考以下内容：改变针对官僚的激励措施，使他们不再因受诱惑而去私下调拨分配给穷人的资源。仅仅呼吁上层政治机构提高透明度是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需要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话，那么需要做的关键性工作不仅仅是制度改革，还必须包括思想工作在内[12]。
【注释】
[1] 感谢罗伯特·罗林斯为研究提供的帮助。本章是为2002年6月21日在伦敦金史密斯学院举办的“从人类学视角理解腐败”的研讨会所撰写的。后续修改版本先后于2003年4月28日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以及2003年8月30日在维也纳大学举办的以“机构、权利话语和集体表征”为主题的苏格拉底研讨会上宣读。感谢所有参与这些活动的同事们为本章做出的评论与提出的问题。
[2] 20世纪80年代末巴蒂的成功催生了许多电视节目，包括他自己讽刺挖苦高等教育系统的作品，以及人气系列节目《办公室》。
[3] 关于这些社会实践重复性的想法，我尤其参考了巴特勒和布尔迪厄的著作。语言重复性与社会重复性的交织是他们对不平等关系（通常是偶发性的）再生现象的理解核心。尽管他们的著作取得了重要进步，但对于理解想象中的政府及其叙事而言，尤其是在腐败方面，需要探索的内容还有很多。
[4] 少数几位在这个方向上做出颇有前途的研究的学者有帕瓦拉拉、维斯瓦纳坦和赛西以及帕里。
[5] 拉吉夫·甘地的指控也得到了社会科学家的支持。例如，罗伯特·韦德详细叙述了买卖官职的“市场”与非法收入的系统性官僚性挪用之间的联合是如何拖慢了印度的发展。对任何想要证实腐败具体程度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尽管大家可能都知道存在腐败现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腐败又都是难以察觉的。如果不能测量出腐败发生的频率，政府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一样，都会参与到由叙事所武断决定的领域中去。
[6] 1992年企鹅出版社印度分社出版了吉莉安·赖特翻译的英文译本，我在本章对该书的引用都出自这个英译版。
[7] 译者注：阿育吠陀指的是印度传统医学。
[8] 这里，我用的是狭义上的“政治”，即像投票、竞选活动以及参与政府机构等正式的政治过程。人类学一直以来就极为关注现象政治学，例如公共冲突、基层环境或反全球化运动、获取住房的城市运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管理性等。并不是说学者们忽视了像农民运动、低种姓运动，或是对村庄领导地位的竞争，所有这些都涉及对正式政治过程的研究。具体例子有沃德利、杰弗里、米凯卢蒂、狄潘卡·古普塔以及像巴苏和科利、钱德拉和杰弗罗劳特等政治学家的作品。尽管单从数量上来说，这些著作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见解，但与之前几十年的出版物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9] 在梅耶等人的社会学著作中已经对国家制度形式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大量研究。
[10] 凑巧得很，尼赫鲁自己就是因为容忍“腐败”，不严惩腐败官员，因而造成国家“软弱”才饱受诟病， 而贿赂形式体制化被认为是现今印度官僚机构麻烦的根源。
[11] 当然，这种言论很容易就忽视了一点，即大部分政客，尤其是大多数官僚，仍旧来自高种姓阶层。
[12] 像英迪拉·甘地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过他们既不想也没有办法兑现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