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所著小说及现实主义人类学的表述
我打算首先分析的小说《法律的旋律》（Raag Darbari）的作者是印度行政服务局的前官员。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官员所著的反映后殖民主义时期印度现状的小说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作品之一。其次要研究的是印度最重要的政治人类学家之一F.G.贝利的著作《政治与社会变化：1959年的奥利萨邦》。
这两本书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以20世纪50年代末的印度为蓝本。贝利的标题很不寻常，因为他不像很多结构功能主义者惯常做的那样，仅仅是构建一幅有关“传统”社会的永恒画卷，而是精心注明了具体的研究时间：他谈的是1959年的奥里萨邦。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所观察的社会正处于急速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贝利从人种志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变化，尤其是一种新的管理形式——政党和民主选举——是如何与现有的村庄及当地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法律的旋律》这一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并未言明，但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以及引入北方邦农村的新政府项目可以明确把时间确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两本书都描述了“落后”地区：《法律的旋律》把场景设定在北方邦东部，而《政治与社会变化》则描写了一个叫毕兹帕拉的小村落。它现今位于声名狼藉的国会选区卡拉罕，那是饥饿致死以及后殖民主义时代印度发展计划失败的终极表现的同义词。在书中所述事件发生后不久，贝利于1963年出版了这本书。《法律的旋律》在1968年以印度语首次出版，并于1970年获得挲诃德耶学院奖，自此之后成为一本畅销书[6]。
《法律的旋律》这部作品对政治以及印度农村政府的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这本书一样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大乡村与小县城的画面，在那些地方大部分印度农民与“国家”产生了冲突。作者施里拉·舒克拉1925年出生在勒克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并供职于北方邦省级部门，后来进入了印度行政服务局，主要派驻在勒克瑙附近工作。
小说发生在北方邦东部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施巴根杰。哼唱的旋律（Raag，即《法律的旋律》中“旋律”一词）指的是当地领导人瓦伊达吉在法庭上（darbar）策划的计划。他是一名职业阿育吠陀医师[7]，但其真正的职业是管理村中农户的合作社以及当地的大学，而且在整个小说中，他还试图获取村委会或是村务委员会的控制权。对“法庭”一词的使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舒克拉显然想暗示，现代国家机构已经在印度农村产生了新的统治阶层。瓦伊达通过这些机构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并表现得极度公正与超然，就好像他完全蔑视自己为了控制村里的机构而采用的暴力高压手段，而且好像在每个场合他都有一套甘地主义的说辞。尽管小说并不是从任何角色的视角来讲述的，但松散的情节还是与瓦伊达吉的外甥兰格纳特的到来有关。兰格纳特是城里历史系的研究生（确切地说他的专业应该是印度学）。显然，这个角色的谈吐举止代表了小说受过教育的城市读者的风范。他对乡村生活逐渐了解，并对其不再抱有幻想，这些在小说中都有详细描述。不过小说并没有对他表示同情，反而向读者表明，他之所以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事件表现出厌恶，是因为他缺乏与农村世界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书本知识与他花费毕生精力追求的东西毫不相干。舒克拉描绘了一幅画卷，在这其中政府机构整体渗透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施巴根杰虚构的世界里没有浪漫主义的空间（但凡相信“真正的印度”存在于它的乡村，相信在糟糕的大型现代机构到来前，那里是和谐与合作典范的人读完这部小说都会很快从梦中惊醒）。舒克拉刻画了一个充斥着对所有机构与传统冷嘲热讽的世界，而且他一点也没有吝啬自己无礼的智慧。
我将会关注两本书对腐败的表达，尤其是选举过程中的腐败。在印度人类学研究中，过去30年间对选举、选举产生的机构以及正式政治领域的研究急剧减少[8]。我发现，这与对国家官僚机构及非民选政府官员的忽视一道，在学者关注的焦点与村民关心的内容间形成了巨大差距。与学术文献形成对比的是，不仅是那些在《法律的旋律》所代表的乡村中无处不在的公务员，连国家机构也以复杂的方式交织进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他们生活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受到了政府官僚机构的影响。
也许小说里的几个例子有助于证明这一点。瓦伊达吉是村民合作社的经理，那是个监守自盗的人。监督员拉姆·斯瓦鲁普是瓦伊达吉一个关系很亲近的下属。他将两辆卡车开到货仓，把仓库里准备卖给农民的小麦装满了车。大家都以为他会把车开到5英里（注：1英里≈1.61千米）外合作社的另一个仓库，可实际上这些小麦被拉到城里的谷物市场，以几千卢比的价格卖掉了。拉姆·斯瓦鲁普随后就失踪了。说来也怪，瓦伊达吉对这种监守自盗行为的反应居然是如释重负。然而，他的推理是无懈可击的：
我们合作社里从没出过欺诈的事，所以人们就开始怀疑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说自己是诚实的人了。有人监守自盗，而我们没有对此隐瞒。事情一出来我们就承认了……扎在肉里的一根刺拔掉了。
然后合作社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政府应该对他们损失的8 000卢比加以赔偿。瓦伊达吉的城里外甥兰格纳特对此无法理解：“这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合作社监督员吞掉了这批小麦，而你们想让政府赔偿损失？”瓦伊达吉回答说：“不然还有谁会给我们钱？”他们通知警察，监督员逃匿了，“如果政府想让我们合作社维持下去，继续为人民谋福利的话，就得赔偿我们的损失。不然的话，合作社就会垮掉的。”村合作社、以村务委员会形式出现的民主治理和教育机构是前两个5年计划中，印度农村实现结构化转型的三个关键性机构。当时，中央政府依靠机构改革，而不是新的投资来刺激农业增长。因此，瓦伊达吉在对政府提出诉求之前，是精明算计过这个在村民生活中的关键机构的重要性的。
正是这些机构——村合作社、村务委员会和当地的大学——的选举构成了《法律的旋律》中关键的戏剧化元素。随着“现代”政治过程出现在印度农村，一种新型政治产物应运而生。如果更仔细地关注贝利对其的描述，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瓦伊达吉在施巴根杰的地位。
贝利对比了奥里萨邦的两个村落，并发现新出现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经纪人正在崛起。毕兹帕拉位于奥里萨邦一个“落后”的地区。它是一个有着很强道德共同体的“孤立的”村庄。他们显然不信任“外人”，对他们持有怀疑态度。毕兹帕拉的传统首领是无法参与政府官员和项目的运作方式及其逻辑的。因此，他们需要依靠一个经纪人，一个对官僚机构运作方式了如指掌的人，来帮助他们有效地代表村民利益。经纪人是一个能够“反抗官员”的人，一个在城市政客与官员间拥有恰当关系网的人。贝利解释道，在一个像毕兹帕拉这样的“传统”村庄，经纪人手握大权却没有合法地位，无法得到村民与官员的信任。原因就是他们需要调和与转化两种互不相容、也许甚至是无法比较的道德世界。在像毕兹帕拉这样的村庄当经纪人，就像是在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医疗服务。他们经常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调解村民与像行政机构、警察局、医院或是法院等门类齐全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
贝利也向我们展示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莫汉普尔的例子。那是一个位于克塔克外围的城市村落。与毕兹帕拉不同，莫汉普尔是一个“融合的”村庄，村里没有独立的政治生活，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参与到了克塔克市以及奥里萨邦的政治中。但是，贝利认为，莫汉普尔因此并不仅仅是克塔克的郊区，它还拥有自己的道德共同体。鉴于几十名莫汉普尔居民受雇于政府机关和官僚组织，当同村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就能帮得上忙。因而，这里出现了大量专业经纪人，他们在官僚机构的某个特定部门有门路，并且在这方面知识丰富（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点，这里就不需要那些业务全面、能够和所有政府办公室打交道的经纪人）。
施巴根杰这个《法律的旋律》中虚构出来的北方邦东部村庄，既不像毕兹帕拉那样孤立，也没有莫汉普尔那么融合，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瓦伊达吉是村子里的经纪人，他需要在村庄与官场间调停。不过他是靠控制主要的村庄机构来做到的。不幸的是，贝利并没有对当地政治进行细致分析，因为他主要关注的是国家选举对乡村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对选举结果的反应。在《法律的旋律》中，我们会发现国家官僚机构与村庄机构间的联系推动，或是重新推动了村庄政治。例如，瓦伊达吉突然对村委会表现出了兴趣，而之前他一直认为那份工作会降低他的身份。个中原因就是他在报纸上读到了让他感兴趣的新闻，上面报道了总理的讲话：
只有在学校、合作委员会以及村务委员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改善乡村”……突然，瓦伊达吉意识到，他正通过村合作社和大学为村庄的改善做贡献，而村务委员会则完全在自己掌控之外。“啊哈！”他一定在想，“所以施巴根杰才没有得到适当的改善。我怎么没早点意识到呢？”
不与外部世界脱轨的习惯使瓦伊达吉意识到，也许全新的发展规划需要将村委会的复苏作为政府举措的基石来将民主推广到基层。
尽管贝利对孤立的村庄（毕兹帕拉）及融合的村庄（莫汉普尔）的典型描绘能帮助我们洞察国家及国内政治与乡村生活间的联系，但我们还是无法清楚了解到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贝利在书中几度提及了愤世嫉俗，而这两个村庄的人都带着这种情绪来看待国家及国内政治。在《法律的旋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施巴根杰人无法支配发展心理学和民族主义话语。瓦伊达吉为自己认可或践行的非法行为准备了一套甘地主义的言辞。同样，人们认为领导人和官僚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利用这些话语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在公务员到施巴根杰参观及视察期间变得尤为明显。政客和官员如此频繁拜访施巴根杰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城镇很近，而且位于主干道上。
每年这个时候，就会涌入大批领导和人民公仆。他们都很关心施巴根杰的发展，并会因此发表致辞。对村民来说，这些致辞尤为有趣。从一开始，演讲者就认定听众是一群傻子，而听众也坚信演讲者是一堆呆子。
本着相互尊重的态度，村民们聆听了每个人的讲话。演讲者们都在试图说服他们相信印度是一个农业化国家，这些人言辞巧妙地证实自己观点，并敦促他们为国家的发展种植出更多的粮食。
演讲中缺失的内容全都通过宣传运动补齐了……例如，现在的问题是印度是一个农业化国家，但农民却仅仅因为任性不愿种植更多的粮食。解决办法就是增加针对农民的演讲的数量，向他们显现各种诱人画卷。这些会劝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愿为自己种植更多粮食的话，那么为了国家他们也必须这么做……演讲与海报双管齐下，对农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便是头脑最简单的种植户也开始觉得十有八九这整场运动居心叵测。一则广告……展示了一个包着头巾的健康农民，耳挂耳环，身穿棉袄，正用一把镰刀收割小麦。一个女人站在他身后，对自己很是满意（她笑起来的样子就像是农业部官员）。图片上下用印度语和英文写着——“种更多的粮食”。
不论施巴根杰与贝利“融合”村庄的模型有多么接近，村民与国家官员之间还是横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这不是因为他们对政府机构或是官员不熟，相反，这是因为当官员真正接触到村民时，双方对这种交流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在像贝利等社会人类学家的作品里丝毫没有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误解以及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