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开发
在我开始实地调查后不久，有一天，我去了曼迪县的办公室，那是我进行参与观察的办公室之一。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个之前从未见过的人。两人相对都比较年轻，一个正在勤奋地钻研办公室里的登记簿。达斯是区农村发展局聘请的一名工程师，而他的朋友乔杜里则被地区议会（潘查雅特）雇为工程师。达斯的任务是视察所有由瓦哈就业计划拨款进行工作。因此，实际上他在干的是反腐官员的活，虽然这并不是他的首要工作职责。
要理解我陪着这两位工程师巡视检查的背景，就不得不提1992年初的历史时刻。印度政府用瓦哈就业计划代替了老的促进就业的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项目的拨款方式。现在，资金不再拨给官僚机构，而是直接分配到村长手中。拉吉夫·甘地曾在批准这一变动的著名声明中抱怨，因为官僚腐败，大部分发展资源流失，以至于只有不到10%的资金最终到达了目标受众手中[5]。可以想象，这一变化大大减少了地区官员的非正规收入，也导致了许多牢骚与不满。
县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谴责了这项新规。他说在旧体系下，拨款直接打到地区办公室，就算他们私自截留了10卢比，每100卢比中至少还有90卢比是花在项目上的。而现在，这笔钱的开销根本就无账可查。钱到了村长手上，他想怎么处理都行。至少，在旧体系下，这笔钱不是直接给到“公众”手中。县办公室的负责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就算拉吉夫·甘地说的没错，他告诉我，至少有10%的资金还是送到了目标受众手中。可现在，用在正途上的钱连5%都不到。
达斯和乔杜里谴责了瓦哈就业计划，理由是政府决定把钱直接拨给村长，但是没有让他们在任何意义上承担起责任。当发现整个项目居然没有要求做任何文书工作时，他们极为震惊：村长可以随意支配这笔钱，甚至都不用说明钱花到哪里去了。如果村长（得到村委会——由9名被推选出的村民组成——的首肯）打算建一条鹅卵石路，没有人会预先估算修路大概要花多少钱，需要多少材料等。村长拍拍脑袋就开始施工了（一旦资金用尽就停工，就算此时路只修到了半途）。达斯觉得这实际上就是在烧政府的钱。
我们坐在政府标配的公务吉普里上向一个村庄进发。达斯要去那里检查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在平稳行驶了一小段距离之后，道路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颠簸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这条路的建设工作就是由乔杜里监管的。他抱怨道，他向地区委员会申请资金补助，可是那里的负责人忙得无暇顾及这些村民利益。而在选举过程中，他们都投了他的票，而且村子里还有关照过他的朋友和亲戚。乔杜里解释说，就那条泥路的现况来说，根本撑不过雨季。
我们到达的村庄中，大部分村民是贱民阶级和穆斯林。到了村庄以后，达斯询问了村长的去向，却被告知他不在村里。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他的家人也号称不知道他的行踪）。达斯去找那条新修的路。不过被问到的村民似乎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给达斯指了两个可能的地点。村务委员会官员一路陪同，他是负责组织村委会大会的秘书，不过他也不知道新的路要修在哪里。但是，他告诉我们村里只有400位居民，在瓦哈就业计划的首期拨款中拿到了7 000卢比。
达斯找到新修的路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问题。砖块放置时宽面向上，而要是又窄又深的一面朝上的话，路就会更结实，而且砖块也更不容易碎裂。（当然，宽面向上消耗的砖块数量更少，因此路的造价也就更便宜）两个工程师都抱怨了糟糕的工程质量。然后达斯要求检查村长的登记簿（他应该在上面记录各项开支）。
村长的家人说不知道登记簿放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等等呢？”他们说，“他应该很快回来了。”这种把戏，两个工程师再清楚不过了。达斯用他最安抚的语调向村长家人保证，他不是因为怀疑项目有问题才要看登记簿的，只不过是想确定刚刚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不是项目里提到的那条而已。可村长的家人还是说不知道。
既然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达斯和乔杜里跳上吉普，向第二个村庄进发。他们请秘书带路，可他好像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达斯挖苦他说，要是他都不知道那个村子怎么走，怎么去做村委会的会议记录（秘书回答说，他通常坐公交车走另一条路，可现在吉普车开的是一条捷径。这条路他不熟）。
在村口我们遇到一个大水洼。吉普车只好在那里停下来，秘书被派去找村长。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说村长那天去曼迪了。达斯还是决定进行检查。这次，秘书又不清楚新修的路在哪里。达斯和乔杜里找到一条半新修半拓宽的路，然后在村子的另一边又找到一条看起来像是新修的路。达斯判断这是最近修的那条。
他又一次要求查看村长的登记簿，但再一次被亲戚们挡了回来。他要求见副村长，又被告知副村长也不在。接着他又要求见村委会成员，这些人还是不知去向。秘书自己好像一个村委会成员都不认识。他告诉达斯修路花了8 000卢比，而且和前一个村子比起来，这条路更长铺设得也更结实。达斯沿着砖石路走，记录下了路两头房子里住着的人的姓名。我们走的时候，乔杜里问秘书项目拨下来的钱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用在实处的。秘书回答，“你亲眼看到了，我还能说什么？”乔杜里并不打算放过他：“你肯定从里面收了不少好处，一些茶点钱（chai-paani）。”秘书说：“我只不过是这里收50卢比，那里收100卢比罢了。仅此而已”。“得了吧，”达斯插嘴道，“别跟我们来这套。你收了多少我不管，重要的是你觉得真正有多少钱是花在这些上的。”秘书不说话了。
在回去的路上，乔杜里评论说现在的村民们都很没规矩（情况甚至差到我们得向人讨口水喝）。“村民们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懂礼貌，什么都不太懂。”政府官员对村民的蔑视似乎得到了报应（他们并不怎么信任这些政府官员，而且明显对他们没有一点热情，就算是一个进了村子的陌生人受到的待遇都比他们好）。村民通过这种冷漠的态度，对这些为他们送来发展“福利”的政府代表表达了鄙视。那些或是围坐成一圈，或是正在打牌，或是在村子中央聊天的人，没有一个走上前来和这些官员寒暄或是帮助他们。
这种态度并不是孤立或是少有的。这一点在其他场合也得到了印证，而且也是政府官员们评论的主题。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县级官员告诉我，“现在，政府官员一点也不受人尊敬。”我问他当官这些年来，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当然了！我刚来（政府机关）的时候，”他说，“要是去人们家里坐坐，和他们喝杯茶，他们会觉得是极大的荣幸。现在，除非他们觉得你能带利益，不然的话连口水都不会给你喝。”我很好奇：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告诉我是因为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了，口气中没有丝毫讽刺的意味。“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就会变得越自私 （jitnaa padh.likh laytaa hai, utna hee usmay swarth badh jata hai）。就是因为这一点，村民才会不再尊敬政府官员的。”至于说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调查对象们通常都觉得可以追溯到刚开始发补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府开始强调它在提供社会福利中的发展作用而不是单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镇压作用的时候。这与我们的直觉相抵触。
我们回到吉普车上之后，达斯让秘书体会到了他的愤怒。“显然你根本就不来这些村子，”他说，“我要看你的日记，要记录所有（在这些村子里）工程的那部分。明天把这两个村子的记录送到我办公室。”秘书看上去很懦弱，他解释说自己住在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在这个区的另一头。
达斯平静下来之后向我解释说，一共有5组工程师负责在整个区内巡视，检查在新就业计划下开展的工作。不过其他人从不下访，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在浪费时间。他说：“只有我们会定期做这些检查。”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动动腿跑跑各个村子了（他们无法把施工情况和计划做比较，核实是否出现了不当行为，因为村长根本不需要制订工程计划）。除了证实工程的确建设起来了，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之外，没有什么是他们可以做的，因为仅凭肉眼观察是无法确定工程造价的。只有几次，因为村长的贪污行为实在太过明目张胆，他们设法逮到了他，可他还是动用自己的政治关系逃脱了惩罚。政府要求他们进行这种视察，但他们觉得这是在浪费汽油和资源，因为视察不会有任何结果。
像达斯和乔杜里这样的政府官员在努力核查村长在拨付发展资源新计划中的腐败行为时，感到非常沮丧。各级官僚机构中的政府官员在对新计划的看法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他们认为，拨付发展资源的新计划是个错误，因为村长既无学历和技术能力，也无管理技能，无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然而，这种反应并不是公正无私的。现在直接拨付到村长手上的这笔钱，之前要先经过这些官僚机构，而且一直是官员们一笔相当可观的非正规收入。一旦资源库被剥夺，发展官员就决心要挑出新就业计划的毛病。此外，一旦像达斯和乔杜里这样的官员手上不再有资源可以分配，而仅仅变成是监督和训导的工具时，村民和村官就更没有必要向他们毕恭毕敬的了。位居发展金字塔上层的官员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值得羡慕的地位，他们需要监督像村长以及村务委员会秘书这类手里控制的资源比自己还要多的人。
我在这里详尽展示了两位政府官员的行为与言论，目的是体现腐败、对腐败的猜疑以及有关腐败的故事是如何促成官员自己对政府的认识的。请注意，我并没有提到任何收受贿赂的事件，也没有作为目击证人记录下资金的滥用情况，或是别人对自己滥用政府特权的表述。唯一承认自己有受贿行为的是秘书，不过他自称收取的非法资金金额微不足道，根本不能被用来当作是印度农村政府施政能力危机的一种证据。尽管缺少任何有关腐败行为的真凭实据，或者说就是因为这样，任何有关方面都可以随意利用腐败叙事。
显然，被剥夺了资源的发展官员始终会借用的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村长与秘书联手腐败而导致发展资金被滥用。这种有关腐败、无能以及管理不善的故事在一遍遍的重复中获得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故事是通像前文描述的那种视察来得到实证的。鉴于这种腐败叙事，工程师们所见到的建了一半的道路就说得通了（这些视察加强并证实了一个情节早已设定好的故事）。很明显，他们把村长家人拒绝配合交出登记簿的行为诠释成是企图在掩盖滥用政府资金行为的进一步证据。即便是他们与其他政府官员（如秘书）间的关系，也会因为怀疑他挪用资金而受到影响。
尽管腐败叙事相对独立于腐败行为而存在，并且拥有自己的生命与功效，但是离开了腐败实践，它们就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任何具体行为都能够被安插到不同的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腐败叙事中。例如，尽管有关村长的腐败故事在政府官员与村民间广为流传，但人们对于瓦哈就业计划是否成功的评价却不尽相同。很多村民，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埋怨说，它至少比前一项政策要好，因为原先的计划只是填满了那些更有能力为自己从资金里吸钱的官员的腰包。村长不了解官僚程序，而且会对村民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因为下次竞选还得靠他们投票。这至少保证了村长花在村里的钱比以往官员都要多。而且因为现在资金直接拨到每个村庄，这就意味着无法再将钱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的村庄转拨到那些有权势官员家里所在的地方。因而，人们可以调用不同的，并且相互矛盾的叙事来解释村长的行为。
我听说有个村长利用村庄外围正在开凿运河的机会，以象征性的费用将几大卡车的沙砾运到了村里。这帮助公司卸下了处理废料的责任，而且也保证了村长能够以低成本来修建砖石道路。道路建成之后，他说这些沙砾都是从附近的城市以市场价购入的，并由此把差价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这算是一个地方企业运作的例子还是一个腐败的案例呢？讲故事的是一个政府官员，他显然借此来批评新就业计划运转中出现的问题。不过会不会有村民认为这位村长极具效率？他利用一个现成的机会——几乎是免费的沙砾——把路修好了。这种机会要是摆在政府部门面前就会被白白浪费掉。
在下一节中，我将会把来自实地调查中的腐败叙述作用的描述与另两个资料并列起来。一个是前官僚人士出版的小说，另一个则是印度最著名的政治人类学家所撰写的经典人种志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