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与隔离企业精英
家族企业是美国早期企业组织的基础。财产转移、血亲与姻亲共同管理，以及企业扩张的决定都局限在家庭或是近乎家庭关系的网络内部男性成员之间。21世纪初，家族企业不再是原始形态——但基于共同文化意义，围绕血缘关系和亲密友谊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网一直延续到全球资本时代。在19世纪，管理家庭成员行为举止的行为守则与规范限制了越轨行为的产生。今天，建立在财产权力以及市场规律基础上的共同企业价值观将企业与政界领袖紧密联系了起来。最近媒体处理公司丑闻和内幕交易计划的方式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这促使赖特·米尔斯撰写《权力精英》一书，将资本主义财富与政治权力连接到了一起。两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凯文·菲利普斯讲述布什家族的《美国王朝》，该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将权力及财富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贵族亲属网络；《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记录了副总统切尼、其前雇主哈利伯顿公司，以及现今在布什政府任职的个别尼克松/福特时代的政治人物三者间的长期往来。哈利伯顿与五角大楼的业务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作为对100年前艾达·塔贝尔和厄普顿·辛克莱揭露黑幕行为的呼应，文章还通过访谈及数十份文件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激发人类学家的调查。
对参与观察者来说，研究精英的亲属及个人关系网可望而不可及。多姆霍夫对美国环环相扣的董事会董事、社交俱乐部及精英学校成员，以及家族血统的文献记录是严格依据图书馆与档案中的公开资料进行的。研究白领犯罪的社会学家注意到，观察与记录企业的社会生活与世界观的最好方式是对监管机构进行案例研究。更容易对它们进行访问与记录。苏珊·P.夏皮罗的《任性的资本家》就是采用这一方法研究的例子，虽然她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纪实文献而不是访谈和实地考察。但是，人类学家可以使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论来研究政府机构。采访监管人、说客、国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能够揭示出一些在特定被监管行业中行之有效的非正式（不一定非法或不道德的）关系网、社会习俗和文化内涵。事实上，夏皮罗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研究使其在一篇该领域的经典文章中重新思考了白领犯罪这个概念本身。她注意到，白领犯罪的社会学研究应专注于犯罪，而不是罪犯，“我认为白领罪犯违反了信任准则，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实施抢劫，在不踏入屋子的前提下进行行窃”。她对“信任的社会组织”的描述对人类学家来说很有启示意义。
此外，人类学家所关注的“送礼”的社会目的、向人施以恩惠、大开机会之门以及把在一个社会群体内共享信息作为维持集体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的手段等方面，都能成为调查的领域。“赠礼”何时会变贿赂、不道德的偏袒以及对公众信任的欺骗与违背？简·施耐德和彼得·施耐德对西西里黑手党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犯罪亚文化和当代美国公司的“企业亚文化”间存在着联系。他们探索了代表两种文化共同特征的文化实践，例如选择性录用、互助会、启动权、施以恩惠以及激进的“权力项目”等。如今，在《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商业媒体上都有足够的材料让我们开始一项针对腐败企业文化的人种志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实地调查也许不太可能实现，但正如劳拉·纳德提醒几代人类学家注意的那样，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研读”这个内容并由此揭示权力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