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与贿赂：点头之交未说出口的期望
而1995年波里索夫娜的另一次咨询却大相径庭。在见过索尼娅后又过了几个月，波里索夫娜与柳德米拉在同一间办公室见面了。她含含糊糊地打了个招呼，并说道：“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正式的语气表示两人之前完全不熟。
柳德米拉把病历递给波里索夫娜，平淡地解释说：“你说想见见我，所以我又来了。”
波里索夫娜用手测量了胎儿的大小，问她感觉如何，是否有任何不适。柳德米拉已经怀孕39周。两人的对话集中在入院手续上，柳德米拉应该带些什么，哪天来医院。[5]
波里索夫娜把胎心听诊器放在柳德米拉的腹部，沿着腹部轮廓移动，先左侧，后右侧，然后是上面，安静地区分胎儿的四肢。“我在摸他的大小。他个子挺大，我敢说有3.5千克到3.7千克吧。不小，绝对快出生了。”她们商量好让柳德米拉下周一来医院，而波里索夫娜带着克制的感情说：“好吧，我亲爱的，穿好衣服。”
波里索夫娜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下柳德米拉的病史，然后我们走出办公室，走向大厅。
柳德米拉显然对生产感到很担心，并急切地想要确保她能得到优质细心的照顾。路上她提到：“我去的那家产前诊所的医生不是很称职。”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波里索夫娜，“你总在单位吗？”
波里索夫娜回答：“是的，我是产前部主管。除了周六和周日，除了查房，我每天都在这里。每个月我有两天24小时待在产房里。”
波里索夫娜并没有答应一定会帮她接生，或是做任何安排来确保柳德米拉能在她当班期间生产。
我们走到大厅时看到柳德米拉的丈夫等在那里。他递给她两个绿色的塑料袋，柳德米拉迅速把它们递给波里索夫娜，嘴里咕哝着“谢谢你”，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然后就与我们告别了。波里索夫娜接过袋子，并没有什么反应，而是转身和我一起走回楼上。我注意到柳德米拉把袋子递给波里索夫娜时，脸上的表情很紧张，很尴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把袋子递给你的方式好奇怪，什么客套话也没有。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怀疑地说。
波里索夫娜并没有看袋子里的东西。我们沿着一楼大厅往前走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咕哝了一句“我待会儿告诉你”。上楼的时候，她向我做了解释：
你看到了，我不想接触她。我接到这个部门前负责人的电话，我跟她关系不错。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要过来。不久前她来咨询过一次，我替她做了检查。她问我，“我们要付你多少钱？我们经济条件不错，你开个价吧，我们付得起。”
“她觉得要私下付给你医疗费吗？”我问。波里索夫娜不屑地说：
付给我个人，还是给医院的管理层，她都无所谓。她只想付一笔钱好保证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所以我跟她解释说，我们这家产科医院是面向贫穷的孕妇的，不提供付费服务，不会为了钱而做任何事，你不需要给我什么。我也不需要。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再来了，我觉得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可是你看，尽管这样，她还是决定在这里生孩子。
波里索夫娜和我走回办公室，她的同事尼娜·谢尔盖维纳正在缝补一双破旧凉鞋上的搭扣。波里索夫娜从袋子里拿出一盒重重的绿色盒子包装的巧克力，外面包裹的塑料纸上还印有艺术品的图案。从包装来看，这是一盒昂贵的进口巧克力。袋子里还有一瓶白色塑料瓶装的利口酒，标签上画着棕榈树，用金色橡皮筋与另一个彩色标签一起挂在瓶颈上。这个标签上用英语写着“威士忌鸡尾酒”。
波里索夫娜拿出这两样东西的时候皱了皱眉：“又来了，换个法子行贿。我讨厌收到这些东西。你懂的，他们会想‘哦，我们送一盒该死的巧克力就不用发愁啦’。”
谢尔盖维纳从针线活中抬起头，问道：“哦，是（生孩子）之前还是之后？”
波里索夫娜看上去既厌恶又沮丧，她只说了一个字：“前。”
谢尔盖维纳继续缝她的鞋带，很同情她的同事：“哦， 我也受不了，太糟糕了。不好，不好，讨厌极了。”她转向我解释道：“他们老是这么做，弄得我们的处境很尴尬。我很迷信，讨厌事前收东西。”
我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看着她们俩，心想，虽然两人都在抱怨，可波里索夫娜还是收下了这两个袋子。
波里索夫娜继续解释道：“你知道为什么这会很麻烦吗？——（他们会说）‘我已经给过（东西）了，你就该尽心尽力地照顾我。’”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给的话，你会感觉如何呢？”我问。波里索夫娜急忙答道：“无所谓。我不在乎。我不需要他们送什么东西。”
而谢尔盖维纳对于她的复杂情感则要诚实得多。尽管她并不赞成把医保当成一件商品，但鉴于大部分人都很穷，她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感激与尊重：
你知道什么让我觉得最难以忍受吗？孩子出生后，他们一句“谢谢”都不说，就这么走了。没有“谢谢”，没有“再见”，什么都没有。我已经习惯了，无所谓了。但他们可以——哎，我知道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玫瑰花。我能理解。对有些人来说，三支玫瑰花可是笔不小的开销。可一支玫瑰，就一支，就一声“谢谢”——难道这要求很过分吗？
波里索夫娜把巧克力和酒递给谢尔盖维纳，她转身把它们藏到壁橱的最上层。她向我解释道，“我们现在不会碰这些东西。在孩子顺利出生前最好不要动这些东西。如果一切顺利，那就可以庆祝，怎么都行。”
柳德米拉的例子体现了患者与医生间一种典型的误解。柳德米拉试图在国家官僚体系的腐败框架内寻求良好的医疗服务。尽管她和波里索夫娜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这个人替她们安排了第一次的医疗咨询，柳德米拉仍然认为自己应该“支付医疗费”。据波里索夫娜所说，两人第一次会面时，柳德米拉就明确提出要“支付医疗费用”。多少钱都无所谓，只要能保证孩子顺利出世就行。尽管波里索夫娜解释说没有必要付钱，第二次见面时，柳德米拉仍旧事先准备好了“礼品”，并把袋子递给波里索夫娜。仿佛之前两人已经达成了无须言明的协议，为日后的交流定下了规矩。然而，波里索夫娜却憎恨这种假设，即她的医疗专业知识与护理是要“花钱买的”。她觉得深深地受到侮辱，感觉这是对她作为医生的人格侮辱，并因此失去了与柳德米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的想法。“我不想接触她”，她坦率地对我说。波里索夫娜在第二次会面结束后收下了柳德米拉递过来的袋子，不自觉地证实了她自己对这种“回报”其实是有所期待的。
区分表达谢意的礼品与贿赂，需要注意人际行为与实践间的细微差别。在俄罗斯，巧克力、酒与鲜花不仅是典型的谢礼，也是常见的为了享受服务或是缩短流程所必需“支付的东西”或“必备的物品”。简言之，是对门路带来的特权与机会的回报。因此，呈现这些东西时，在方式上的细微差别就决定了交易的性质。一方面，微笑及温柔的坚持可以传达出感谢的话语和温暖的情感，这让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礼品”，就像索尼娅送给波里索夫娜华夫饼时那样。另一方面，柳德米拉一脸严肃，尴尬地望向医生，再加上她令人心生不快的咕哝，这些都表明她自己就把这次交易看成是一次违法的付款行为。此外，正如波里索夫娜与谢尔盖维纳在办公室里讨论的那样，送礼的时机也很有讲究。在生产之前送给医生的一盒巧克力感觉上更像是贿赂（要是在孩子出生后再给，那就毫无疑问是谢礼了）。最后，谢尔盖维纳的话“可一朵玫瑰，就一朵，就一声‘谢谢’，难道这要求很过分吗？”表明患者的预测没有错，很多医生确实期待能收到病人的馈赠。医生希望他们的努力和服务能得到认可与赞扬（但他们最希望自己作为诚实的专业人士，能够因为技术高超获得尊重，而不是接受那些拼命想要绕过腐败的国家官僚体制的病人充满嘲讽的“回报”）。
柳德米拉与波里索夫娜的联系纽带“太远”，无法将两人从医患关系延伸发展成私人关系，因此无法调动医生的个人（而非职业的）参与度及义务。此外，柳德米拉直接询问波里索夫娜如何收费，使她失去了获得医生的同情及个人护理的资格。这相当于在说，柳德米拉认为医生是“我们系统”中腐败、受贿的代表，而不是被赋予合法权威的专家，理应因为他们的职业操守而受到尊重。因此，柳德米拉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策略考虑而结识波里索夫娜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她“购买”医生服务的能力，而不是想融入由友情与共同义务结成的纽带之中。然而，索尼娅的故事说明，波里索夫娜之所以对她表现出个人关心，不仅仅因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好友，而且因为熟人介绍病人过来，象征着他认可了波里索夫娜的权威地位，并信任她医学专家的身份。在建立起基于共同义务的互动之后，人们并不仅仅因为医生得到了国家授权而把他们当成是权威专家（相反，人们是透过具有超凡魅力的意识形态来看待他们的，将他们治愈病人的本事归结于他们个人的知识与技能）。当“我们系统”中的官僚体系框架能够被以谢礼为标志的更符合道德标准的个人关系框架所取代时，病人更有可能将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支配地位视作是合法的——医生不再工作在医保“流水线”上，手握危险无常权力的无名工人。与此相反，贿赂并不能将医生转化为可以信赖的权威人士，无法传达病人的尊重与感激之情，也不能治愈互不信任这一的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