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娅的故事：友情转型的可能性
1994年5月我在一家妇产医院进行实地调查。作为一项社会服务，它每周为孕妇提供一次由产科医生坐诊的产前咨询。因为这家医院并不提供产前护理，如果想要了解医院，掌握入院生产程序的第一手资料，这种咨询是孕妇所能获得的唯一机会。由于医院没有广为宣传，也没有将服务“延伸”到周边地区，通常她们只有通过医院员工才能获知这项服务。尽管如此，消息还是传得很快。产科医生每周安排两个下午会见那些通常处在怀孕末期，有可能会来这家医院生产的孕妇。我跟随产科医生纳塔莉亚·波里索夫娜坐诊的这段时间里，见到了怀孕36周的30岁孕妇索尼娅。索尼娅是列宁格勒本地人，学习过药学，熟悉医学领域。她的交际圈里有医护人员，但没有高级别的专家或是官僚机构的政治掮客。她和丈夫住在离这家医院不远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
在医院门诊部，波里索夫娜向索尼娅舒心地笑了笑，好像见到了一个老朋友。在回顾病史时，波里索夫娜话语温柔，营造出一种温暖、令人信任的氛围。她有时用“索尼娅卡”这个爱称，有时甚至用更熟稔的“我的孩子”来称呼索尼娅。她声音坚定，带着关怀，但无疑又很谨慎，表现出她是真诚地关心索尼娅的健康与孕期。事实上，波里索夫娜对索尼娅的关心远远超出了她给予一般病人的关注，我很快意识到索尼娅有严重并发症的危险。波里索夫娜注意到她的血压高达140，血红蛋白低，而且婴儿处于臀位。在问过索尼娅感觉如何之后，她测量了腹围和胎儿心率，然后告诉她要服用维生素E和铁，并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随诊。
听我说，我告诉你，索尼娅卡，如果你头疼或是胃疼，请打电话告诉我然后马上过来。我们可能需要让你留院观察。这很重要，我们必须把孩子生下来。要小心，现在别到处跑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索尼娅笑着谢道，“没有了，我都知道了。不过我想把这个给你，喝茶的时候可以吃。”索尼娅递给波里索夫娜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块买来的华夫饼。波里索夫娜起初并没有接受，她优雅地表示拒绝，“不用了，这是干什么呢？没必要的。”索尼娅坚持把袋子塞到她手中，“要的，要的，请收下吧。”
索尼娅离开后，波里索夫娜和我一起走回她位于三楼的办公室。路上她给我讲了索尼娅的病史。四年前，索尼娅曾怀过孩子。可是她在生产时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孩子到了预产期还迟迟没有动静，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孩子出生时脐带绕颈，几分钟后就死了。这些年来，她又怀孕了两次，一次主动堕胎，另一次则在孕12周时先兆流产。索尼娅的主治医生怀疑她体内已经有癌变，自那之后索尼娅就开始接受肿瘤学家的观察。波里索夫娜指出，索尼娅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并强调她需要休息，要按照医嘱服用维生素。此外，索尼娅已经30岁了，还没有一个孩子。这更加让她觉得紧迫。
波里索夫娜并没有参与索尼娅的第一次生产以及随后的生殖保健，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索尼娅现在决定来这家妇产医院咨询。波里索夫娜解释说，她和索尼娅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是波里索夫娜以前的同学，他现在是一位牙医。这个朋友和波里索夫娜提了索尼娅的事，于是她很快就安排了这次门诊咨询。鉴于她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并且波里索夫娜很同情索尼娅，她们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舒适的关系。尽管谈话是由医生主导的，她也认真地倾听了患者的叙述，并对她的遭遇非常关切。为了表达自己在索尼娅顺利产下孩子前会关照她整个孕期这个承诺与责任感，波里索夫娜在和索尼娅说话时，采用了一种团队合作与共同努力的方式。她把自己这位医生当成了“队长”：“我们必须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此外，波里索夫娜口中的“必须”是有双重含义的（索尼娅和她的丈夫需要这个孩子，而波里索夫娜自己也需要确保孩子一切平安）。她使用的语言及手势都传递了一种鼓励、温暖和关心，明确传达了她会负责和照顾索尼娅的需求这样的信号。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索尼娅的确住进医院休息并观察了几天。在那段时间里，波里索夫娜结识了索尼娅的丈夫米蒂亚。他是一位理发师。米蒂亚提议帮波里索夫娜剪一个新发型，她欣然接受了。始于那位牙医朋友的人脉链迅速发展成波里索夫娜与索尼娅两人自己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征就是通过互赠礼品来传递友情、表达共同义务并进行礼尚往来。索尼娅与纳塔莉亚因熟人而结识，这种人脉关系促使医生像照顾自己多年的好友或是亲戚一样照顾索尼娅。第一次见面时，索尼娅在双方都觉得友好温暖的互动中直接送给了波里索夫娜华夫饼。双方都认为这是“礼品”，而且索尼娅、米蒂亚与波里索夫娜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此后他们之间也不断互赠礼品。索尼娅与波里索夫娜之间的门路使她们之间的互动能够超越医生与病人间官方式的常规交流——它约束了大多数患者与医生间的互动，即所谓的“生产流水线”——因为在道义上医生对自己的亲属具有优先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