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要关头”：人类学与腐败研究现状
毫无疑问，公正无私是各个社会世界的行事标准，但它们并不一定时刻处于这个标准的管辖之下：虔诚、美德与无私的表象下，还隐藏着微妙的伪装后的利益……政治道德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揭露正统理论与实践操作中隐藏的差别以及聚光灯下与银幕背后政治生活间暗藏的差异。
与其他学术学科一样，人类学也是时代思潮（zeitgeist）的必然产物，在时代变迁中成型、发展。正因如此，本书将腐败的人类学研究适时地定位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当然，部分原因如史蒂文·桑普森所言，是因为此刻恰逢更广泛的全球化、全球伦理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腐败与反腐话语的“紧要关头”。这么说并不是在暗示仅仅因为腐败是个时髦的话题，它就值得我们关注，尽管话题时兴很可能对争取制度与资金上的支持大有裨益。相反，本书所要呈现的是，在当今世界，从根本上来说腐败也许“是件可以促进思维的好事”。的确，从人种志的角度来说，腐败与其他一些问题一样，反复出现，令人不快。它足以扰乱人类学家进行实地考察前预定好的调查安排。它是英语研究计划中的一株杂草：在一起又一起的案例研究中，因为共事的人们对腐败表现出了更迫切的担忧，敏感的人种志学家屡次收起他们最初准备好的研究问题，将目光转移到腐败上。因此，我们倾向于通过走后门来接触腐败（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因为它暗示了对这个问题的熟悉程度及隐秘状态）。本书的编辑克里斯·肖尔和迪特尔·哈勒已经设法有效地将散落在人种志研究中的点连到了一起：他们把腐败挪到了分析的中心，从而吸收了来自不同环境不同视角下的研究成果，开拓了思路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理论建模。
并不是说，之前的人类学研究完全无视腐败的存在，相反，先前的学者们偶尔会对其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常与发展研究同时进行。它们历来集中在对地中海地区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农民社区的调查中，绝大部分依附在针对庇护制和裙带关系的大量人类学研究之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庇护制研究盛行，并于60年代及7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研究关注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可以归到“腐败”的类别下：包括人格主义、私人关系网、道德规范（如荣誉、家庭主义和礼尚往来原则）、友谊、裙带关系以及黑手党等。对这类问题的人类学研究常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农村开展。在那里，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农民群众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差距。恩庇者—依随者这一关系被描述为具有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个人间形成的多股二元关系：皮特·里弗斯曾用一个著名的表述“不平衡的友谊”来形容这种双赢的友谊，“调停者”与“经纪人”这两个分析范畴的概念也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补充。即便如此，过分强调农村地区通常会淡化更广泛意义上的超越当地层面的庇护制现象，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情况。而且对不平等的恩庇者—依随者二元关系的描述掩盖了另一些重要因素，如在同等条件下任用亲友或是精英裙带关系等。与此同时，学术分工得以巩固。政治学家重点关注“政治”层面的腐败，将其视为在“复杂”社会中实施政策与实现民主制度功能时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任人唯亲、老板政治以及选举机器的现象。他们极少关注专门研究庇护制的人类学家所感兴趣的话题，虽然斯科特的研究可以算是跨越这一鸿沟的早期尝试。
我曾在别的文章中提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庇护制研究的全盛时期结束后，学者们对环境的分析失去了兴趣，而这曾是在相关文献中探讨过的与庇护制最密切相关的因素。然而，尽管许多曾是人种志研究对象的社会已步入“发达”社会的行列，不论在某些观察家眼里，它们的发达程度有多么不完善，事实上，很多在过去被标记为“庇护”行为的社会交际特征仍然延续到了当下。实际上，话语的转换正在发生。现今，社会交际中最消极的特性在这一过程中被称作了“腐败”，而腐败本身也已成为分析“有问题的”发展或是持久落后的一项重要探索工具。另一方面，近年来整个西方政府与企业腐败的丑闻不绝于耳，这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绝不是“异类”国家才有的问题。因此，在某些领域，腐败似乎代替或是更新了老的庇护行为，而人们一致公认，腐败存在于之前被忽视的领域，至少它的存在足以使其成为研究的对象：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我们早就应该从一个新的人类学视角来研究腐败了。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受到了不少人类学发展趋势的影响。这些趋势是近几十年来学者对庇护制研究的兴趣减弱之后才产生的。人类学上的变化显然从认知论与方法论上影响到了关于腐败的研究方式。在人类学发展的早期，人类学家曾描述过一个处于世界最优越社会中的享有特权的世界，并将针对被殖民化或被统治人群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自上而下”的方式上。而现在，我们最终按照劳拉·纳德的召唤进行了“自下而上的研究”，尤其是在马库斯撰写的重要著作问世之后：我们留意到麦克伦和肖尔对精英的关注，这在20多年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如果在多数人眼里，人类学曾因研究“原始”或“简单”社会而有别于社会学，那么，通过腐败问题，本书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对官僚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类学（始见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的研究）。同样，本书也关注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公民身份的制度建设及修辞建设（如肖尔提到了欧盟，德拉克、古普塔和拉扎尔的文章也都涉及这方面内容）。作者们也都尽力将人类学分析应用到现今不断发展的有关冷战后转型过程及其成效的人种志研究上（洛弗尔、泽赖里、瑞弗金–菲施及施耐德夫妇对新型全球化大规模腐败丑闻的理解，以及新出现的反腐及反黑手党运动）。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无法明确定义腐败，因为其独特的本质及显著的话语存在对方法论提出了特殊挑战。腐败的人类学调查不仅需要用到人种志工具箱中的标准项目，如仪式、象征、表现、价值观及社会结构等，还要借鉴最近得以改进的针对日常生活、表现手法、话语、叙事性及社会诗学的分析工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