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在肉里的一根刺”：印度农村的腐败
（美）阿克希尔·古普塔
阿克希尔·古普塔（Akhil Gupta）：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副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印度政府的人种志研究与环境历史研究项目。著有《后殖民发展：现代印度形成过程中的农业》，与章家敦、珀尼玛·曼克卡尔合著《种姓制度与被排斥》，与詹姆斯·弗格森合著《人类学位置：一门实地调查科学的边界与范围》及《文化、权力与位置：批判人类学探究》。
社会科学领域的腐败研究正面临着非同寻常的两难境地：如果社会分析能够成功指出可以终结腐败的方法，那么研究者们就会失去工作。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们针对腐败开出的药方毫无疗效的原因。不过，起码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言过其实了：不论从其学术价值，还是行政管理的实用性上，研究者们对如何设立正确的奖励机制来帮助警察抵御贿赂的诱惑，或是如何监督并执行反腐的严格规定，或如何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或是增加监管机构的透明度等问题的探索仍旧十分重要，并且大有裨益。然而，可能有人会问：腐败研究还有别的内容吗？
社会科学家并不是经常处理像腐败这样丰富多彩的话题，而且要是放过了那些让腐败成为如此迷人的研究对象的特质，未免太可惜了。不过，这正是腐败研究的命运。我并不是说腐败研究肤浅浮夸（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严肃对待，也就是说，把它当成一种“社会事实”）。喜剧演员贾斯帕·巴蒂靠着讲有关腐败的笑话发了家，甚至还就这一题材推出了大受欢迎的电视系列节目[2]。例如，我在印度北部一个小村庄做实地调查的时候，听到的腐败故事比其他类型的民间故事都要多。要是有当代印度学者忽视了腐败叙事，那么他就会错过社会生活中异常重要的东西。结构功能主义者可能会振振有词地说，在印度农村，腐败经历上的相似之处和对各种腐败故事的传播，是“社会凝聚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它为人类学或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很多暗示，但我现在只提一两点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意识到，缺少了腐败叙事就难以理解腐败现象，那么说明腐败叙事不仅已影响到我们的调查方法，也影响到我们的分析对象。就这场交易的有关各方而言，腐败经历发生的领域是由讲述这类行为的故事武断决定的。故事的可重复性使参与其中的人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3]。这些动作及其叙事会反射性地重复，使得腐败分析天生就像社会现象一样复杂。在我看来，这种复杂性在学术文献中的重视度还不够。
且不说它会使这种现象更加复杂，这种方法还重新赋予了腐败研究应有的魅力。说到腐败，可以看得出政府正确的激励措施还没有到位，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不过这种深刻见解却没有得到社会学设想的帮助。这种方法不能帮助我们解释到底是什么让腐败成为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毕竟，社会生活中还有其他像腐败这样无处不在的特征，但生活在那些社会世界中的人却几乎不怎么评论它们。那么，为什么腐败会成为如此众多故事的主题，产出了如此集中的腐败故事？为什么印度北部农村的人如此痴迷于腐败？为什么他们谈论腐败的次数如此之多？为什么它占据了人们绝大部分的想象空间？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也许需要经过很多年的学术工作，才有可能找到适当的答案。
只需要问一个简单问题也许就能显示出腐败对讲故事者的迷恋：在哪里能找到其中不带故事的优秀腐败分析？即便这些故事并没有出现在文章中，就像那些经济论文一样，它们通常都是分析的基础：尽管人们认为这些故事是理论的“例证”或是提供了“案例分析”或“例子”，但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你可以很容易地颠倒两者间的关系，并说这些故事是支撑了分析这一上层建筑的基石。作为讲故事的一种形式，凭借着久经考验的秘方，腐败故事的结构极为丰富且富有弹性。印度农村的腐败故事中经常出现宗教史诗中的习语及类比，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毕竟，腐败叙事具备了史诗故事的许多特征：英雄主义、卑躬屈膝、从美德中的堕落、不屈不挠、克服超乎想象的困难与超人的牺牲，以及不知名“天神”（可以是从首席部长到地方行政长官的任何人）的偶然行为。如果你从我的表述中得出如下结论，即作为公众讨论与辩论的持久话题，同时也是社会分析的对象，人们已经对丰富有趣的腐败叙述进行了详尽研究，那么你可能就要极度失望了。[4]
在这里，我的目的是想问一问这些故事对谁有益？换句话说，这些腐败故事实现了什么目的？一种提法是，腐败话语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可以使农村居民与官僚对政府展开想象。借助腐败话语，我们能够了解人们想象中的政府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是合法的，以及公民权利和国民权利的概念是如何构成的。
“腐败”也许还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标记，因为它为相互冲突的道德与伦理行为体系引发的辩论提供了场所。所有对腐败的讨论必定都假定了一组在道德上恰当的行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衡量“腐败”。但用什么样的尺度来确定哪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当社会科学家采用了某一尺度的时候，它是建立在韦伯的官僚主义模型——履行义务的无私专业人士，完全因为自身能力与价值而在组织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之上的吗？当然，这种人与他们的对立面——角色模糊的非专业人士，通过世代沿袭、政治联系或是买官等其他在道德上可疑的途径获得现在的职位——一样，都是现代主义者臆想出来的。尽管现代主义者的想象有时看起来好像是普遍常识，并且枯燥乏味，事实上，即使是在对这类“传统”实践与社会的最陈腐的表述中，也能找到一种重要的幻想与异类性的因素。（就这点而言，异类性不一定会明显出现在讨论中，而仅仅是不存在于现代性的另一极中） 要是社会情境中不存在流传广泛的社会契约，就无法用尺度来断定什么是“正确的”道德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腐败分析本身就变成腐败的了。
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研究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事，即在国家宪法中的作用，腐败叙事在其中功不可灭。我预想从人类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与评价国家理论。这一视角将会集中关注意义、日常实践与表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更制度化并且以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国家研究方法外围的关注点。我试图把国家当成是文化产品，它的独特性既表现在扎根于文化的想象中，也体现在具有文化标志性的实践上。这种企图是对强烈的制度主义学派视角的一种重要纠正。制度主义学派视角会觉得，用从经济增长率到城市化水平等一连串的指标来比较不同国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旦我们发现，国家是通过叙事以及统计共同建立起来的，那么这就会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意识形态、霸权主义以及正统性的更为丰富的研究的大门。
本章是更为大型的项目的一部分。从实施针对妇女儿童的发展计划，到构建“文档”以及具体化国家政策，该项目处理的是国家机构日常实践及表述的各个方面。在这里，我主要关注由政府官员自己创建的国家表述。在政府内为国家工作的人如何理解国家？官员们如何看待构成“国家”的各个层级、中心、会议议程以及组织机构？他们如何看待国家项目的受益人？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国家官僚机构运作方式的关键问题。官员撰写的回忆录、小说、自传和诗歌能够为我们理解国家机构提供有趣的见解。但据我所知，实际上几乎没有国家理论家涉足这一领域，也许外交历史学家除外。
以腐败这一话题为例。人们可能会想，在理解腐败这一点上，还有什么能比腐败故事更好的资源吗？讲故事的人曾经最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一现象，或许甚至也牵连其中。在靠着腐败这个润滑剂运转的机器内，政府官员是必不可少的齿轮，而且他们创立了一个由反思性与启示性文本构成的大型语料库。另一方面，官僚们也许过于羞涩，不敢暴露自己或是同事非法行为的细节，又或许他们觉得这种行为太过日常，所以不予置评。比较官僚撰写的生平大事与人类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著作中对腐败的不同表述，也许尤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腐败，并更广泛地了解国家。
在本章，我对自己的一些实地调查数据、由北方邦州政府（我的实地调查是在那里进行的）的一位官员撰写的获奖小说，以及印度一位主要的社会人类学家F.G.贝利的著作进行了三角研究。这一策略可以将我在参与观察中收集到的素材与现实主义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对政府的描绘以及对经典人种志著作的人类学表述并列起来。尽管我的调查要比人种志著作与小说晚40年，并且因此我并不打算进行一项比较研究，我在其中观察到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在思考腐败叙事在各州宪法中起到的作用这个问题上还是大有益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