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界的腐败：安然丑闻与白领犯罪
（美）卡罗尔·麦乐伦
卡罗尔·麦乐伦（Carol MacLennan）：密歇根理工大学人类学家，曾于美国交通部汽车监管处任职。发表了关于政府监管、企业对民主决策及工业社区的影响等方面的论文。与马克·莱文、查尔斯·诺布尔和约翰·库诗玛合著《国家与民主：重振美国政府》。
过去十几年间，不断有新闻报道美国企业高管故意在商业实践中践踏公平、坦诚以及诚实这些神圣观念。自2002年初安然丑闻曝出之后，这家总部位于休斯顿的公司就像一座纸房子一般，一推即倒，同时也拉垮了休斯敦的经济。我们再次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制度在腐败面前是多么地不堪一击。就以安然丑闻为例，腐败的起因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新千年规划：通过操纵会计行为来篡改企业资产负债表，从而在公众面前保持财务状况良好的假象。
美国人把这当成是新闻。而安然事件之后，我们越深入了解就越会发现，对商业领袖来说，腐败根本不是失常行为，它和家常便饭一样“正常”。我们愤怒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制定了惩治这种行为的法律。而且，不要忘了，在大学和商学院里学的道德标准都是为了向企业高管们逐渐灌输诚实行事的观念。
愤怒是件好事。事实上，它曾保护了企业以及政府机构免受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领导人的侵扰。不过美国人似乎不怎么长记性，或者说他们在抗拒那段历史。自19世纪末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美以来，出现了商业渎职行为，同时与公共利益间也发生了冲突。尽管一些评论员试图让我们相信腐败是一种新生事物，但它在美国并不新鲜，而且绝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产物。与那时不同的只是腐败的方式而已——它面向股市并且发生在法律体系已经松懈或未开发的地区。
最新这轮对腐败的公开报道始于安然公司的垮台以及随后出现的世界通信公司的丑闻。正如新闻报道所指出的，这些公司虚报（并谎报）了商业活动的价值。很快，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美国监管机构发现，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和各大银行联手实施欺诈行为。随着调查深入到由会计师、银行及律师共同创建的共同基金和避税手段上，非法的不道德行为逐渐浮出水面。这场腐败一直持续至今。近期的调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它揭示了，腐败不仅危害了法律制度，也损害了更广泛的美国公众尤其是“小人物”的利益。在这一事件中，正是那些中产阶级投资者和大型养老基金支撑着对美国退休老人的赡养系统。比起法律遭到践踏或是道德标准被玷污，这一点——对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形成伤害——更让公众愤怒。在美国，腐败的核心是以阶级划分和文化所标志的“不平等”获利。这也暗示了，在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就出现了市场与民主价值观之间的极度紧张关系。
随着19世纪纺织厂、铁路及石油公司的出现，美国经济实现了工业化，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市场资本主义的新兴价值观与保护公众利益这一民主目标间的冲突。早期，政府为了抑制并减少这种冲突，实行了全国性的商业监管。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了一些反垄断掠夺行为的保护政策。立法逐步开展，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及州际商务委员会相继成立，促进了旨在保护消费者、小企业和公民，使他们免受藐视经济福利以及国家健康和安全等更大的公共利益商业文化的伤害。大萧条时代制定的新政法律则用以防止华尔街及银行业的腐败行为。尽管美国宪法将私有财产权神圣化，美国国会还是建立了一种保护公众利益（打着少数民族、消费者、工人和个体公民权利的幌子）免受企业掠食——这是工业社会自由市场的特征——的传统。实际上，国家政策已取得对市场价值的绝对控制地位，同时为民主社会提供有限的保护。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监管的历史也在证明保证资本主义持续健康发展符合美国长远利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极具说服力地指出，美国企业界中的某些行业，致力于并欢迎经济监管，把它当作是稳定产业并通过弱肉强食来体现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是美国版的“福利国家”，不仅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也为富人及其公司提供福利。普通公民们正是依赖这种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等政府机构组成的监管体系来遏制安然这类腐败行为的。安然、世通以及最近有关共同基金、经纪公司和会计事务所的丑闻都是例子。那么，为什么这些政治保障没能阻止美国的企业腐败呢？
这个答案可能是，我们（美国人）完全没有抓住关键。美国经济与普通大众在防止企业掠食行径这方面做得不足，因为在本质上，它并不一定是孤立的行为或者能在行动上体现出来。我们的监管体系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只有在商业失败的那一刻，公众利益才会受到威胁，而监管规定就是在这一时刻起修正作用的。然而，大量健康运转的企业都可能会破产，但腐败也许不只在企业破产时才会发生。相反，这一时刻无处不在，其程度远超大家所想，而且它紧密依附于企业文化的市场价值。此外，企业（市场）价值并不总与公民社会的民主价值观相符，不像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曾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美国的民主价值要求做到政治进程公开、实现公民平等，保证那些认可“公众权利”理念的商业交易公平进行。这些价值观建立的基础是阶级差别最小化，并保证凡是愿意工作的人都享有经济机会。市场价值扎根于工业化前以民主公民身份和农业化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社会，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企业资本主义伦理，与之前的企业文化不再相同。
美国的企业行为已经日益“腐败”，安然及世通高层的行为并非特例。首先，它极其普遍并且制度化。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家清白企业内部的少数坏人的犯罪行径，而且成了企业行为过程以及日常世界观中的惯例。第二，因为美国的制度化腐败反映了经济精英在市场价值观上的更深层变化，它挑战了为我们这些剩下的人维护民主社会的可行性。这就使得美国的腐败独具特色：它在经济领域逐渐制度化，并且具有腐蚀性的企业市场价值观日益凌驾于民主公民社会的价值观之上。
一种新的腐败人类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最终导致制度化腐败的日常商业行为。它可以让我们洞悉腐败文化，做出研究日程安排，也许它所揭示出的美国企业文化比商业新闻中所展现的还要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