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想象力就像是一种传染病，你无法测量它的大小与重量，然后让老师们把它带到学生面前。只有那些本身具备想象力的老师才能将其传授给学生。我这么说其实是老生常谈。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将知识比喻为代代相传的火炬。我所说的想象力，便是点燃的火炬。大学教师应该拥有这种能点燃知识的想象力。这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在最近兴起的大学扩张中，我们接收了大批的学生，也提高了大学活动的丰富性，这些成就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但如果我们不谨慎对待这个问题，那么大学的扩张可能会适得其反。
要将想象力与知识结合在一起，人们需要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不受约束，也没有烦恼；还需要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通过与观点不同的人进行交流，以激发想象力的火花。此外，人们还需要好奇心的驱动，并且对所处社会在知识进步方面的成就感到自信与自豪。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想象力，然后将其永远放进冰箱保存起来。我们应该把知识和想象力运用到生活之中，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商品。
要将教育与研究结合在一起，大学就应该为高校的教师团队提供发挥想象力的条件。你希望你的教师们充满想象力吗？那就鼓励他们进行科研吧。你希望研究者们充满想象力吗？那就让他们与学生交流思想吧。因为那些年轻学生正处于最渴望知识、想象力最丰富的人生阶段，思维能力也刚刚进入成熟阶段。让你的研究者们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那些思维活跃、极富可塑性的年轻人；让你的学生与科研经历丰富的研究者进行接触，为他们的求学之路添砖加瓦。教育是为了帮助人们探索人生，科研则是探索知识。所以，大学应该是年轻人与前辈进行探索的场所。要实现教育的成功，我们应该为人们提供“新鲜”的知识，既可以是本身便带有创新性的知识，也可以是旧知识在新世界里得到全新运用的知识。知识的保质期甚至比不上海鲜。你所研究的可能是古老的知识与真理，但必须将其与当下社会结合，以“新鲜”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就像是刚从海中捞出的海鲜一样。
学者的作用应该是唤醒学生们生活中的智慧与美丽。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些特质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过去。社会的进步仰仗于三种人群的努力——学者、探索者和发明者。还取决于拥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受过教育的大众。这里的“探索”指的是对具有高度普适性的真理的发掘；“发明”指的是将普遍真理根据当前需求运用到具体案例中。显然，这三种人群是互有交叉的，致力于实践的人只要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也能被称为“发明者”。但每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对一个国家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将所有进步所必需的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人们所做的研究才能影响市场，市场的变化也能影响人们的研究。大学是将这些元素融合成一个促进进步的工具的主要场所。当然，它们并非唯一的场所，但如今，先进国家都拥有繁荣发展的大学。
大学在原创知识方面的产出，不应该以学生和教师署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衡量。人们的生产方式多种多样，思想也各有千秋。一些思维最为活跃的人可能并不擅长写作和类似写作的活动。在每一所学校中，你都能发现有的老师非常优秀，但发表的作品却寥寥无几。他们的原创性体现在与学生的课堂互动中，或者与他人的讨论之中。这类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当他们的学生都去世后，他们便同无数的人类贡献者一样被历史所遗忘。幸运的是，其中有一人获得了永垂不朽的地位，那就是苏格拉底。
因此，通过署名作品来衡量教师的价值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如今社会有陷入这一误区的趋势，我们必须抵制这一破坏教育效率、浇灭人们奉献精神的倾向。
要衡量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应该看该校的教师整体以发表的形式做出了多少思想上的贡献。这里的贡献量应该以思想的重要性为指标，而不是以发表的字数为指标。
因此，大学教师队伍的管理和企业管理是不同的。只有当教师整体团结一心，对大学的目标抱有相同的热忱时，大学才能实现高水平的教学。教师团队应该由学者组成，他们能够互相激发灵感，自由地决定各类教研活动。你能给他们定下一些形式上的要求，例如限制课堂时间和师生的出勤率，但教研活动的核心内容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
教师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只要符合法律在工作量和薪酬方面的规定，任何组织都能雇佣任何人从事合法工作。人们也有权拒绝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岗位。
所以，大学教育的唯一问题是，怎样的环境才能造就一支优秀的师资团队实现大学的成功？组织一支高效但迂腐的、不合格的教研队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大众也只有在数年之后，在该学校埋没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才之后，才能发现师资团队的问题。
在民主国家中，现代大学体制要取得成功，当局者就不能以规范商务企业的条例与方针来规范大学，包括其中的商学院。最近，很多美国大学的校长都就这一话题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也不再赘述了。然而，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大众是否会遵循这些校长的建议还是个未知数。大学在教育方面的意义，在于通过想象力丰富的学者来影响年轻的学生。经验表明，我们必须着重关注能培养这类学者的必要条件。
四
无论从办学年份还是从社会地位来看，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都是欧洲的两所顶尖大学。我以牛津大学为例，是因为我对自己国家还是更为了解的。很多年里，牛津大学也有过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一大优点。这一优点能掩盖它所有的失败，这个优点是，在数百年的办学历史中，它所培养的无数学者都是以充满创造力的方式来对待知识的。单是出于这一原因，所有热爱文化的人都会对它抱有深深的感情。
接下来我引用大洋彼岸美国的例子。《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先生成就非凡，堪称美国最伟大的人，甚至可位居历史伟人之列。他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然后赋予它能激发想象力的氛围——美丽的建筑、绝佳的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教学设备和组织模式。
美国还有很多类似的大学，但我最后想举的例子还是哈佛大学，它是清教徒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学。17世纪和18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是最具想象力的人，虽然他们外表上看起来严肃拘谨，对任何暗示肉体之美的象征性符号避之不及，但他们对宗教真谛的认识是极具智慧和想象力的。当时的清教徒教师一定也同样富有想象力，因为他们培养了很多世界知名的伟人。后来，当清教主义影响弱化，新英格兰迎来文学黄金时代，爱默生[61]、洛厄尔[62]和朗费罗[63]都在哈佛大学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之后，现代科学时代到来，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64]也是典型的充满想象力的学者。
如今，哈佛引进了商学。这所学校能带给商学的礼物便是其古老的想象力，这是代代相传的薪火。这也是一份危险的礼物，因为它曾引发多场“火灾”。如果我们不能鼓起勇气直面这一危险，那我们的大学必然会走向衰亡。很多伟大的崇商民族都具备丰富的想象力，例如古希腊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充满智慧的荷兰人和满腹诗情的英格兰人。商业和想象力是共生的存在。所有国家都希望自己能拥有这份礼物，从而实现如古代雅典人一般的永恒成就：
她之公民，高贵威严，
统领当代，睥睨古今。[65]
美国教育，也应当抱有如此远大的理想。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人们既拥有文化素养，也拥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此一来，他们便能以专业知识作为自我发展的基础，在文化素养的引领下，达到哲学的深度与艺术的高度。
我们要记住，自我发展才是有价值的智力开发，而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16岁到30岁之间。要实现自我发展，最重要的是母亲在孩子12岁之前对其进行的教导。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