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关于贫穷的言论，都会包含一个避而不谈的重要问题。
全世界约有2.85亿人身患糖尿病。这种疾病十分严重，可能会致人昏迷、失明、截肢甚至死亡。幸运的是，这种疾病如今已经在人类的管控范围之内了。如果定期以口服或注射的形式用药，就能预防糖尿病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但尽管如此，糖尿病依然是一个大问题：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出在药理上，因为医药尚无法彻底地治愈糖尿病；但更重要的原因出在患者的心理上——若想让药物发挥作用，患者必须按时服药，但糖尿病患者仅会在50%～75%的时间服药，这严重地影响了药效的发挥。
这一事实令人震惊。几十年的医疗研究，终于将一种令人日渐衰弱的致命性疾病转化成了可控疾病，但我们却在“最后一公里”、最不起眼的一小步上跌了跤——这一小步就是吃粒药或打一针这么简单。“最后一公里”问题，困扰着医疗界的诸多领域。
20年前，如果我们拥有如今可供治疗艾滋病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一定会无比高兴。但是今时今日，数百万人却因不能坚持服药而死亡。对于肺结核病，不按时服药的问题非常严重，发展中国家为此还专门制定了标准的送药规程——直接观察疗法，即专门的工作人员会每天上门监督患者服药。在有些国家，我们没有能力提供肺结核治疗，并不是因为药片本身价格高昂——这些药不过是廉价的抗生素，而是因为直接观察疗法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一项又一项伟大的医疗成就，就是因为人们不遵从医嘱而不能充分发挥效用。患病又不遵从医嘱，这是多么奇特的人类行为啊！
许多人都会不遵医嘱，但尤以穷人最甚。虽然每个收入阶层的人们都有可能会忘记吃药，但穷人不服药的频率最高。艾滋病、糖尿病、肺结核等一项又一项疾病，却重复着同样的规律。无论是地理位置、医药种类还是副作用，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穷人最不能持之以恒地服药。
我们再看看农业收成的例子。一块土地上可以种植的农作物量能影响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决定食品价格、世界贸易、环境状况甚至全球可生存人口总数。而对于农民来说，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其全部收入都来自地里的收成。农业和医学一样，凭借着先进的科技，产生了更优质的种子、更高超的耕种技术以及有机种植的方法，大幅提升了农作物产量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像医生一样，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农业科学家也总是为一件事而苦恼：农民们出乎意料的行为。
自古以来，所有农民都深知除草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杂草会和农作物争抢养料和水分。除草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或机械设备，只需要勤劳肯干就行了。但在全世界的贫穷地区，农民们却往往不除草。
据估计，非洲某些地区因不除草而损失的农作物产量，至少占到总产量的28%。在亚洲，不受控制的杂草生长占了稻米总产量的50%。这些估测数据不乏夸张之嫌，但就算能将产量提高10%，几天的辛苦劳作也是值得的。而且，因为除草可以在不花钱或占用土地的情况下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产量增加10%就意味着收入会增加20%～30%，这样的增长可不容小觑。但尽管如此，许多农民还是做不到定期除草，以至于让本该到手的收入白白溜走。在这些地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最为贫困的农民。
我们再来看看父母育儿的问题。研究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对人们养育子女的方式进行了研究。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父母会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提高嗓门对孩子嚷嚷吗？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父母会表现出爱意和支持吗？父母在制定规矩的时候，是从一而终，还是会随意地、武断地变更要求？孩子们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们能否作出积极的回应？父母与孩子是频繁地互动，还是把孩子往电视机前一放就不管了？家长们是否会给孩子们辅导功课？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专家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穷人做家长时更加不称职。他们对孩子更严厉，更无法从一而终，而且情感上也会更加疏离，因此也就显得没那么富有爱心。另外，穷人更容易将自身的怒气发泄在孩子身上，前一天还在因一件事情而训斥孩子，第二天又会因相反的另一件事而责备他们。穷人无法充分地与孩子们进行互动。他们也不会经常辅导孩子们做功课。他们还会放任孩子们看电视，而不会给他们念故事书。我们现在已知的良好的家庭环境所需要的组成部分，都是贫穷的父母没有能力为孩子们提供的。
穷人在许多方面都会显现出不足：美国的穷人普遍更加肥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穷人不怎么会让孩子接受教育；穷人不懂得进行储蓄；穷人也不怎么会带孩子去打疫苗；村中最穷的人家，就是最不爱洗手，喝水前也不加以处理的人家；穷人女性在怀孕后，不懂得合理饮食的重要性，也不参加产前护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道出这样的事实，好像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做的沉闷陈述（滥用一下T.S.艾略特的诗句）。而贫穷问题，徘徊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竟是如此古老，甚至让人感到厌倦。为什么穷人会无能到如此地步，而且会以如此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一直避而不谈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