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驱逐，一些人的困顿贫穷，转眼成了另一些人暴利的源泉——在房东、房客、国家政策、私人住房市场的关系蛛网中，究竟谁在获利？谁又该为贫穷负责？
沉重的房租
阿克顿勋爵有一句众所周知的箴言：“权力使人腐败。”不过，美国草根运动的组织者厄尼·柯尔特斯在前些年修正了这句话，转而强调“毫无权力也同样使人腐败”。在英语里，corrupt还有“堕落”这一层含义，与bankrupt（破产的）具有相同的词根。他由此表达出美国草根阶层那种充满挫败感的处境：他们生活在贫穷、匮乏和沉默之中，也缺少直接的公民行动来为他们发出声音，最终只能自己消化那些苦涩，一点点地看着自己的生活腐烂。
《幸福终点站》剧照
看看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一书，就知道真实情况有多触目惊心了。他以工业城市密尔沃基来取样，长期追踪当地穷人的生活状况，发现他们经常在居无定所中度过：如果付不起房租，他们就会被扫地出门（专业术语称之为“强制性搬迁”），而这又会引起恶性循环，因为频繁搬家本身就会影响这些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缺乏稳定工作又反过来使得他们更加难以支付租金和生活开销。
这乍看只是一个未必典型的破败城镇（密尔沃基是美国第四穷的城市）的景象，但它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是因为它折射出了一种普遍的困境。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整体上向右转，企业精英们推动了一系列对自己有利的立法，使得他们既规避了劳工组织的约束，又能在全球化浪潮中通过将工作外包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而大赚其钱，与此同时却不必对国内的穷人做什么照顾和让步。
《无耻之徒》剧照
其结果，像密尔沃基这样的典型“锈带”城镇急剧衰败，而在普通家庭收入整体上停滞不前的同时，富人们的收入却不成正比地飙升。这对穷人们而言是雪上加霜：因为在制造业衰落之后，手握资本的人开始意识到房产租售是为数不多的最佳投资渠道之一，大量资金涌入这个“新兴产业”，造成这些年来的居住成本一路飙升，如今美国大多数贫穷家庭超过一半的收入都要花在房租上。
《无耻之徒》剧照
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底层的贫困化，是近些年来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使得生活在底层的那些人的处境越发艰难。在日本，原先那种以稳定保障为基础的“一亿总中流”早已成为过去，近30年来是随着零工、人力派遣服务等“灵活”雇佣出现的大批“穷忙族”。
《小偷家族》这种反映都市穷人在破房子里艰难度日的电影，即便早20年恐怕都是无法想象的——2015年日本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与最低的10%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竟然猛增了8倍。在英国也一样，按英国住房慈善组织Shelter不久前的数据，在过去5年间，至少有25万女性为了减免房租而与房东发生了性关系。
《小偷家族》剧照
不过，日本至少向来有着社会较为均等的传统，而英国虽然推崇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但社会改革方面却受到欧陆传统的影响，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关注贫困问题。社会改革者查尔斯·布思坚信，减少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贫困，如果没有基本保障，那么年老、无工作能力者必须走向犯罪才能生存，他由此在1908年推动英国出台确保数百万人提升生活品质的《养老金法案》。
然而在美国却没有这样的传统，也不需要像欧洲的精英那样向社会下层让渡权力来赢得他们的支持；相反，美国一向是个人主义和彻底市场化的传统，强调的不是发展公共部门来确保所有人的体面生活，而坚信一个多元社会应利用自身优势，尽其所能地大力发展私有部门。这乍看起来是每个人“各尽所能”的好事，但事实是它既回避了社会正义问题，也回避了集体谈判问题；当年曾有人说，美国社会权力下放的结果仅仅是“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则控制了全国的财富”，那对穷人和富人而言则更是如此。
贫困不是一个问题，是一堆问题
在彻底市场化而又缺乏公共保障的美式资本主义下，失败者的处境是艰难的，他们甚至不得不自己承受所有痛苦，因为个人主义和市场化的结合使人相信，他们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自己的过错。
《小偷家族》剧照
这样，一方面是租房完全市场化，物业管理逐渐成为一门专业；另一方面则是房客们的处境得不到同情。执法的警察总是更多偏向房东，因为违约无法交齐租金的是房客，不受法律保护，但无人知道谁该管这样的事：提供给穷人的选择本来就极少，他们的需求几乎不可能得到满足。
市场的原则驱使人更多去投资那些利润更丰厚的房产，以至于那些最便宜的房子供应量既少，空置率也极低。至于廉租房，差不多总有几十个家庭在排队，申领住房补贴你可能要等上几十年。这造成了一个房东极其强势的卖方市场：很难想象房东们会愿意降低租金、原谅租户拖欠房租，或有动力去修缮房屋，何必呢？他有的是愿意来租住的房客。
《小偷家族》剧照
最贫困的那些人在经历了驱逐之后，很难翻身。因为贫困并不是“一个问题”，而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一堆问题”，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这些。正如有人类学家在描述巴西一个贫民窟时所说的：“在这里，能当一位勉强及格的母亲，必须付出超人般的努力。”
长久以来，这个问题遭到忽视是因为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后果的，是亲历痛苦的那群人，但他们却又极少发出自己的声音——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在《我们时代的生活》中早就说过：“穷人不进行呼吁，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听他们的。”确实，就算喊出来，往往也还是难以得到理解，更别提解决了。
事实上，在面对穷人的境况时，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很多人会反过来指责他们“为何不反抗”。60年前司法学者迦勒·傅特就已发现，“在底层住房市场苟延残喘的家庭太穷、太弱势，连明摆着是他们的东西都没法争取”。但弱势社群之所以缺乏“抗争文化”，不仅是因为他们很少自认构成一个内部同质的“阶级”，也因为经常被扫地出门本身就使他们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下，更何况他们对自己的生存都还自顾不暇。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贫穷本身就会影响人们运用自己的权利。马丁·路德·金曾说过：“如果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的话，被允许在饭店就餐又有什么好处？”
《幸福终点站》剧照
在马修·德斯蒙德看来，这意味着美国人在基本权利上的缺失，这种极度的不平等造成许多问题而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他也相信“把钱用来拯救我们的城市和孩子，绝对是非常有价值的投资”。但这本书尽管在出版后引起轰动，是否能带来社会变革却不得而知。
在美国，这不是没人呼吁过，早些年就曾有人建议：“执政者要抛弃‘让政府照顾好富人，富人们会照顾好穷人的’这一箴言，转而采纳‘让政府照顾好弱者，强者会照顾好自己’。”但这些最终都无疾而终。
不是说没人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说精英阶层完全不忧虑，但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意味着美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变，转向欧洲19世纪那样的政治遗产来保障每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这种左翼自由主义的政策与美国传统政治的信条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这意味着，贫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其本身，相反，你需要做很多很多别的事才能消除这个溃烂的社会伤口。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