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平等现象有时会出现得很缓慢。恰塔霍裕克是安那托利亚西南部一个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城市定居点，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几千个居民兼顾种植和放牧。土地很充裕，它没有类似政府的结构或者社会分层的明显标志。居民居住在他们储藏粮食、水果和坚果的家庭住房里面。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的工艺品。在对从公元前7400—前6000年的20座建筑和9个庭院的2429件物品的全面考察中，人们发现了特定类型的器物在分布上存在差异。完整的磨盘和手推石磨在各个家庭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不过这些家庭一般都有多种烹煮器具和石制的工具。完好的手推磨主要发现于装饰更好的建筑中，但我们还不能由此推断这到底是代表了这些家庭具有更高的地位，还是它们仅仅承担了与食品加工相关的合作工序。大多数磨盘和手推磨都存在在它们完全损耗之前很久就被故意毁坏的现象，可能对前面的第一个推测形成反驳。这一习惯甚至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对有价值资产的代际传递的禁止，尽管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的禁令，这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后期，手推磨在可传承的财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能是因为矫正措施的积极实施限制了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逐渐成为常态。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证据表明，在这一区域第一批国家建立的很久以前，这里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化的标志。例如，在现代巴格达北面的底格里斯河岸边，埃斯–索万遗址中的村落，有一座带有壕沟的土墙，以及很多投石器使用的、由黏土制成的投掷物，这些表明了大约7000年前的暴力冲突，以及有助于中央集权领导和等级制度创立的条件。在这一遗址上，一些豪华的墓葬是为儿童准备的，这就反映了一种基于家庭财富而不是个人成就的地位差异。大体上与前者处于同一时期的，靠近摩苏尔的阿尔帕契亚遗址，更像是一个精英阶层家庭的住所，里面有着大量的房间，以及精美的陶器、雪花石膏制成的容器，各种类型的黑曜石装饰品和手工工具。在这个定居点，首领通过给未干燥的黏土团刻上简单的印记来加封货物的方式控制贸易——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复杂封印的早期先驱。据说在耶里姆山丘，一具火化的年轻人遗体不仅和一些黑曜石珠子埋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封印工具，这标志着他可能是一位官员的后代或者是其指定的继承人。
在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所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对稀缺资源竞争的各种防御性结构和对有效领导力的需求，可能与多种政府功能有关的世俗性公共建筑，强调仪式性权力重要性的神殿和庙宇，以奢华的儿童墓葬为典型例证的世袭地位标志，以及不同定居点中精英阶层家庭之间工艺品交换的证据。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发展分化了人口，尊贵的地位、对经济交易的控制以及个人财富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其他环境中，政治领导地位开始与高水平的物质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今保加利亚黑海岸边的瓦尔纳的一个墓地，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有超过200个被占据的墓穴。其中一个墓葬比较突出，一个中年男子与不少于990个、总重超过了3磅?[02]??的黄金物品安放在一起：他身上覆盖着可能是附着在他原来所穿的衣服上的黄金饰品，胳膊上戴着很重的金环，手中持一个斧型的权杖，甚至他的下体也套上了黄金。该男子墓葬中出土的黄金物品的数量占该遗址总出土黄金物品数量的1/3，重量占了1/4。随葬品的总体分布非常不均衡：超过一半的墓葬里有随葬品，但只有不到1/10的墓葬中随葬品种类丰富，只有少数几个墓葬拥有包括黄金在内的大量随葬品。根据时期的不同，每个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的基尼系数为0.61~0.77，但是如果我们用价值来调整这一分布，该数值就会更高。尽管我们只能对这一社会的组织结构进行猜测，但其等级结构的特征几乎不用置疑。这个被黄金覆盖的男子和他的很少的同类极有可能都是地位崇高的首领。
这些发现指出了一个不平等的补充来源：来自可保护资源的剩余和个人或家庭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包括将它们转移给后代或其他亲属的权利）。这两者结合起来，为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上的分层奠定了基础。各种新形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促进并且放大了由此导致的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如同向食物驯化转变一样，政治等级制度的演化也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并且高度取决于生态环境、技术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在长期，总体的变化方向是从只有几十人、小规模家庭组织、以简单觅食者经济为特征的本地群体，向通常具有数百位成员的本地群体和集体，向控制几千或者几万人的更大的酋邦或原始国家的转变。这并不总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同时，不是所有的环境条件都能支撑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结果，基于农业的复杂的国家级别的社会最终与联盟、部落、游牧酋邦、种植者，以及从古代一些狩猎–采集者群体遗存下来的人一起在这个地球上共存了。这种多样性对于我们理解促使不平等出现的背后的力量至关重要，这也使得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生存模式的不同特征，以及它们对于前面已经概述过的财富的积累、传递和集中的重要性。
在世界范围内，有记载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变化形式的范围同样较大，这使得将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关联起来成为可能。在全球视角下，农业与社会和政治的分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个超过1000个社群的样本中，超过3/4的简单采集制的社群没有表现出社会分层的迹象，与之相对的是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社群只有不到1/3的人有此现象。政治等级制度甚至更为强烈地依赖于定居式的农业：实际上，精英阶层和阶级结构在简单的采集社会中是看不到的，但这二者被证实存在于大多数农业社会中。然而同样的，是经济剩余的规模而不是这样的生存模式本身起到了关键性变量的作用。在前文提到的针对258个美洲印第安人群体的调查当中，86%的没有明显剩余产生的群体缺乏政治不平等的迹象，那些产生了中等或者大规模剩余的群体中，有同样比例的群体已经发展出至少某种程度的政治等级制度。在186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有着更为详细记录的社会，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跨文化样本当中，4/5的狩猎–采集者社群没有首领，3/4的农业社会组成了酋邦或者国家。?[28]??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社会都遵循着同样的轨迹。一项新的全球调查显示，谷物的培育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那些能够持续供给但是会很快腐烂的多年生植物不同，粮食作物只能在特定的收获时节一起收割，并且适合长期储存。这两个特点都使其更容易被精英阶层占有，且精英阶层控制剩余的食物资源。国家最早出现在那些首先发展出农业的地区：一旦植物，特别是谷物和动物开始被驯化，人类早晚也会被等级制度驯化，不平等程度也会上升到此前难以想象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