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0万年前，肩部的结构变化首次使得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投掷石头或者其他物体变得可行了，这是一种早期物种和今天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都不具备的技能。这种调整不仅提高了打猎能力，同时也使得低等级群体对社群首领的挑战变得更为容易了。制造矛是第二步，然后又有了淬火之后的尖端和后来的石制的枪头，以增强其功能。火的可控使用也许可以回溯到80万年以前，热处理技术也至少有16万年之久了。石头制成的飞镖和箭头被证明出现在7万年前的南非地区，这只是抛掷性武器漫长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不管在现代研究者看来它们多么原始，这些工具使得技能要优于体型、力量和侵略性，同时鼓励了首先进攻和伏击，以及较弱个体之间的合作。认知技能的演化也是更准确的投掷、武器设计的改善和建立更可靠联盟所必需的至关重要的补充。完备的语言能力能够促进更为完备的联盟和更为强化的道德观念的建立，这种语言能力可以回溯到最少1万年前或者最多3万年前。这些社会变化产生的具体年份大多仍然并不明确：它们可能已经依次出现在过去200万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者可能更为集中地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中，后者就是我们这一种属的智人，他们出现在至少20万年以前的非洲大陆上。
在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累积性的结果，即地位较低的个体以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不可实行的各种方式与雄性领袖对抗的、得到改善的能力。当优势群体被置于由装备了抛掷型武器的成员所构成的群体中，且这些成员能够通过结成同盟来平衡优势群体的影响力时，公开地通过暴力和恐吓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了。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因为它也只能这样，那么暴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新的组织策略和威胁性的暴力行为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矫正手段，将会发挥重要的，也可能是更为关键的作用。到那个时候，人类在生物和社会上的进化已经带来了一种平等性的均衡。尽管种群仍然不够大，生产能力也依然没有足够的差异化，但同样的，种群之间的冲突和地域性也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多数人向少数人的屈服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动物性的统治方式和等级制度的形式已经逐渐弱化，不过它们依然还没有被建立在驯化、财产和战争基础上的新不平等形式取代。这种类型的世界大体上已经消逝了。在较低水平的资源不平等和较强的平等主义风气的界定下，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一些以采集为生的人群给我们一种存在局限性的感觉，即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不平等的发展变化可能是什么样的。
强大的后勤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约束有助于在狩猎–采集者中遏制不平等。不以拥有牲畜群为特征的游牧生活方式严重限制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小规模、流动的和不稳定的觅食群体的组成方式，并不利于形成超越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基本能力的不对称关系。此外，出于刻意排除进行统治的各种尝试，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原始的平均主义。这种态度能够作为人类形成等级制度的天然倾向的一种关键性制约。人类学家已经记录了非常多的实施平等主义价值观的方式，并按照严重程度进行了层次划分。乞讨、行骗和盗窃有助于获得更为平等的资源分配。对独裁主义行为及其扩张的制裁方式包括谣言、批评、奚落、违抗、放逐，甚至包含谋杀在内的身体暴力。因此，领导力往往十分微妙，它分散在众多群体成员当中，且存在时间短。最开明的人对他人的影响最大。这种独特的道德经济被称为反向优势等级制：它在成年男性（他们通常支配着妇女和儿童）中发挥着作用，它也代表了权威的持续和先发制人。
在位于坦桑尼亚的哈扎部落，这种由几百名狩猎–采集者形成的群体中，团体成员独自搜寻食物，在分配所获得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成员有较强的偏爱。同时，在自己的家庭之外进行食物的分享也是可以预期的行为，特别是当资源很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时候，这种分享也是普遍的。哈扎部落可能会试图藏匿蜂蜜，因为这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一旦被发现了，他们将被迫进行分享。乞讨行为是能够被容忍的，而且比较普遍。因此，即使个体明显偏向于为自己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保留更多食物，社会规范也会介入：分享是普遍的，因为缺乏统治者。较大的易腐败物品，例如大的猎物甚至可能会被分配给营地以外的成员。存储并不受重视，甚至到了可获得的资源会被立即消费掉，不会被分给那些恰好没有在场的成员的程度。结果是，哈扎部落的成员只有极少的私人财产：对女人而言是宝石、衣服、用于挖掘的棍子，以及有时是一个锅，对于男人则是弓箭、衣服和宝石，抑或是一些工具。很多商品都不是特别耐用的，所有者对它们没有形成很强的附属关系。这些基本物品之外的财产是不存在的，同时领地也没有受到保护。权威的缺乏和分散使得群体性决策很难达成，更不要说实施。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哈扎部落是现存的更广义的觅食群体的很好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