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住房的考古数据更普遍地表明了罗马统治下社会分层的强化。如同我在第9章中会更详细讨论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英国和北非的住房大小分配比这之前更不平等。同时，依赖于我们选择的数据集，同样的结果对意大利自身而言也是成立的。这并不奇怪，尽管帝国为那些位于或者靠近权力天平的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好处，它同样也有利于更大的精英圈子中的财富的积累和集中。在君主制度统治的前250年间，从历史的标准看，破坏性的战争和其他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帝国的和平环境为资本投资提供了保护性的外壳。除了那些处于非常高位置的人，有钱人对于持有和传递他们的财产还是相对放心的。 [25]
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强化的分层社会，其中最富有的1%或者2%的人吸收了生计最低限度之外的大量可用剩余。至少粗略量化罗马帝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可能的。在它公元2世纪中期的发展巅峰，这个大约有7000万人的帝国生产出来的年度GDP接近于5000万吨小麦等价物，或者接近200亿塞斯特斯。相对应的人均GDP为800美元（以1990年的国际美元表示），这看起来与其他前现代经济相比也是合理的。根据我自己的重构，大约600个元老的家庭，20000位或者更多的骑士，130000个十人长，以及另外65000~130000个没有等级的富有家庭合起来，总计25万个家庭拥有的总收入应该在30亿~50亿塞斯特斯之间。在这个情景中，大约1.5%的家庭拥有1/6~1/3的总产出。这些数字可能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实际份额，因为这是从估计的财富的推定回报中获得的收入数据；政治租金将会使得精英的收入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尽管地位低于精英圈子的人群的收入分布甚至更难以评价，一种保守的假设范围指向的是，对整个帝国而言，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是在0.4~0.45之间。这个数字要比它看起来的高得多。因为除去税收和投资之后的人均GDP仅仅是最低生活费用水平的两倍，估计出来的罗马帝国收入不平等水平并不是远低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实际可能达到的最大值，这是一个很多其他前现代社会共享的特征。按照可以从初级生产者那里提取的GDP比例来衡量，罗马帝国的不平等是极端严重的。除了富有的精英阶层之外，最多只有1/10的人口能够享受大大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 [26]
上层阶级的收入如此之多，以至要拿出一部分进行再投资，从而再一次加剧了财富的集中。权力的不对称可能迫使一些外省人把他们的部分土地卖掉以支付税收，这是一种我们甚至还不能开始量化，但是会有助于解释出现在后来一些世纪中的贵族土地所有制的跨区域网络的做法，这就带来了罗马的不平等程度将是否或者何时会触碰到天花板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准备把多大的权重放在公元420年以来的一个显然有些夸张的描述上面。埃及的历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把这些神奇的财富归功于罗马贵族的主要家族，据说“许多”贵族每年从他们的土地中获得4000磅黄金，其中的1/3是以实物偿付的，而那些在第二等级的人每年可以获得1000或者1500磅黄金。转换为早期君主统治时期的货币，上层的5333磅黄金的收入等同于公元1世纪时的大约3.5亿塞斯特斯，毫不逊色于当时所报道的最大的财富。看起来对最顶层的群体来说，财富的“高原”最早随着公元纪年开始前后君主制的创立而出现，虽然有一些波动，但一直持续着，直到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权力最终在公元5世纪彻底衰落。 [27]
同时，一些迹象表明，随着传统的城市精英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平等可能在本地和区域层面进一步强化了。本地的富有精英阶层被分化为少数人，这些人受益于上层团体成员，而大部分人没有受益。这一过程的一些最好证据来自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晚期。现存的纸草文件说明了已经确立的、持续到公元4世纪的城市统治阶级是如何随着一些它的成员被拉走而逐渐削弱的，这些成员是因反对从地方财政义务中带来豁免的政府官员职位和提高个人致富的机会而被拖走的。在公元6世纪，这种向上的流动性似乎已经在埃及形成了一个新的、控制了大量可耕种土地和区域的关键位置的地方性贵族。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埃皮翁思家族，这是一个起源于十人长地位的家族，但它的一些成员控制了部分最高级的政府职位，并且最终控制了超过15000英亩具有很高生产力的土地，其中有很多都集中在埃及的一个单独区域当中。这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公元323年的意大利，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在一个单一城镇中控制了超过23000英亩的土地。超级富豪像触手一样发散的土地持有已经扩展到帝国的很多地区，因此社群和地区水平上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 [28]
另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过程，促进了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在后来的罗马帝国的不同地区，我们知道农民寻求有权力的地主（以及官员）的保护，后者承担了代表农民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责任，最著名的是帝国的税务人员。在实践中，这干扰了财政收入的收集，并且强化了地主对于农业剩余的控制。这不仅反过来弱化了中央政府，而且把财政负担转嫁到了不那么强大的团体上，对中产群体伤害很大。再一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几乎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中国汉朝末年一样，私有军队和初期的军事割据并不会相距很远。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分层和物质不平等好像已经在整体上变得更加极端化了。早先这里可能还存在的中间地带已经被在强大的政治精英中进行的收入和财富的集中挤压了。罗马城和帝国的西半部被日耳曼首领夺取之后，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不平等可能甚至在持续地上升，一直达到公元1000年前后对拜占庭帝国估算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水平。伴随着它的特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交错，以及它所培育出来的两极分化的后果，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帝国在被证明为不平等的永不休止的引擎上贡献的也就越多。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