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很难在不同的文化中研究不平等的动态，从长远来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尝试呢？对这个疑问的任何解答都需要解决两个单独但相关的问题——经济不平等今天重要吗？为什么它的历史值得探索？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最出名的是他早期《论瞎扯》（On Bullshit ）的研究，他通过在序言开始部分对引用的奥巴马的评价进行反驳而开启了他的《论不平等》（On Inequality ）：“我们面对的最根本挑战不是美国人的收入普遍‘不平等’。实际上是我们太多的人民‘贫穷’。”毫无疑问，贫穷是一个变动的目标：在美国被视为穷人的人在中非看来却并不如此。有时贫穷甚至被定义为不平等的一个函数（在英国，官方贫困线被设定为收入中值的一个比例），尽管绝对标准更为常见，例如世界银行所使用的以2005年价格表示的1.25美元的门槛值，或者是参考美国的“一篮子消费品”的成本。没有人会否认，不管如何定义贫穷，它都不是受人欢迎的，这其中的挑战在于证明“这样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对我们的生活有负面影响，而不是证明可能与之相关的贫穷或巨大财富。
最精明的方法集中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已经一再指出，很难对这种关系进行评估，而且问题的理论复杂性并不总是与现有研究的经验规范相匹配的。即便如此，一些研究认为，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确实与低增长率有关。例如，较低的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经济增长更快，而且导致增长期更长。不平等似乎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特别有害。甚至有些人支持这一备受争议的命题，即美国家庭中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促进了信贷泡沫，从而促发了2008年的大萧条，因为低收入家庭利用现成的信贷（部分是由上层人士的财富积累产生的）借款以跟上更富裕群体的消费模式。相比之下，在更严格的贷款条件下，财富不平等被认为阻碍了低收入群体获得信贷的渠道。
在发达国家中，更高的不平等与代与代之间较少的经济流动性有关。因为父母的收入和财富是衡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有力指标，不平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延续，而且前者越高，就越会不平等。基于收入的居住区域隔离的不平等效应也是一个相关的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大都市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层的萎缩，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富裕的社区变得更加孤立，这一发展有可能导致资源集中，其中包括当地资助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又影响儿童的人生机遇，阻碍了代与代之间的流动。
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某些种类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内部冲突和内战的可能性。高收入社会面临着不那么极端的后果。在美国，不平等被认为是通过使富人更容易施加影响而在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是巨大的财富而非不平等本身造成了这一现象。一些研究发现，高水平的不平等与自我报告的较低幸福程度有关。只有健康似乎不受这样的资源分配的影响，与收入水平相反：尽管健康差异导致收入不平等，但反过来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所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它们关注的是物质不平等的实际后果，以及为什么它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对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另一套反对意见是建立在规范伦理和社会公正概念之上的，这种视角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但在一场常常被经济问题支配的辩论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即使在纯粹的工具理性的有限基础上，毫无疑问，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拉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什么构成了“高”的水平，我们如何知道“增长”的不平衡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特点，还是仅仅使我们更接近于历史上常见的条件？还有，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术语，那些正在经历扩大的不平等的国家应该渴望回到不平等的一个“正常”水平吗？如果就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现在不平等现象比几十年前还要高，但比一个世纪前低，这对我们理解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因素有什么帮助呢？
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不平等或者在增长，或者保持相当的稳定状态，显著减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然而，旨在遏制或扭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的政策建议者往往对这一历史背景知之甚少或者缺乏正确评估。那样是应该的吗？也许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根本上变得如此不同，完全不再受限于其农业和非民主的基础，以至那段历史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的了。事实上，毫无疑问，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富裕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总体上比过去大多数人富裕，最不发达国家中处境最不利的居民也要比他们的祖先活得更长。不平等的接受者的生活体验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的非常不同了。
但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证明，那些用来塑造不平等的力量实际上并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平衡目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实现更大的平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对在过去完成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的方法视而不见。我们需要问，如果没有大的暴力活动，巨大的不平等现象是否已经得到缓解，与这个大矫正力量相比，有多大的良性效果，未来是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