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不平等有很多种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的百分数份额。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如果某一特定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收到或持有相同数量的资源，则基尼系数为0；如果一个成员控制了所有这些，而任何其他成员什么也没有，则接近1。因此，分配越不均衡，基尼系数就越高。它可以表示为分数或百分数，我更喜欢前者，以便更好地将其与收入或者财富比例分辨开来，后者一般是以百分数的形式给出的。这些份额告诉我们的是，对一部分给定的人口来说，总收入或总财富中的某个部分是由某个特定的群体得到或占有的，该群体自身是依据它在总体分配中所处的位置来定义的。例如，被广泛引用的“1%”代表的是这些单元（通常是指家庭），它们比给定群体中99%的单元都享有更高收入或者能够处置更大资产。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则对分配的模型提供了急需的深刻理解。
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同版本的分布情况。在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被称为“市场”收入，转移支付后的收入被称为“总”收入，除去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净额被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在下文中，我只涉及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每当我使用“收入不平等”这个术语的时候，如果没有进一步说明，我指的就是前者。对于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唯一可以被了解或估计的类型。此外，在现代西方建立广泛的财政再分配制度之前，市场、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分布差异一般都很小，这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是一样的。在这本书中，收入份额总是以市场收入的分配为基础。关于收入份额的当代和历史数据，特别是分配比例最顶层群体的那些数据，通常源于财政手段干预前的收入的税收记录。在个别地方，我也谈到了不同比例或者收入分配特定的百分数之间的比率，这是不同收入水平的相对权重的替代性测度。虽然存在更复杂的不平等指数，但其通常不适用于那些需要交叉使用高度多样化数据集合的长期研究。 [9]
物质不平等的测量进而提出了两类问题：概念性的和证据性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可获得的大多数指标衡量和显示的是，因人口中的不同部分占有的资源份额不同而来的“相对”不平等。相反，“绝对”不平等聚焦的是这部分人口所产生的资源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两种方法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考虑这样一个人口样本，其中在顶层10%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在10%底层家庭平均水平的10倍，也就是说是10万美元相对于1万美元的相对水平。随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收入分配不变。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与以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收入上升没有增加这个过程中的不平等。但与此同时，顶层和底层10%群体的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从9万美元增加到18万美元，使得富人比低收入家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财富的分配。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不会导致绝对不平等的加剧。因此，相对不平等度量标准的前景可能要更为保守，因为它们将注意力从持续增长的收入和贫富差距转移到有利于物质资源分布的更小和多向变化上。在这本书中，我遵循惯例，优先使用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等这些相对不平等的标准测度，但在适当的时候会注意它们的局限性。
另一个问题来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对于满足生存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性。至少在理论上，单个人完全有可能拥有某个特定人群中的所有财富。然而，没人在完全被剥夺收入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这就意味着，关于收入的最高可行基尼系数值注定要低于其名义上的上限，即1。更具体地说，它们不能超过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源总量。这种限制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低收入经济体中尤为强有力，今天世界各地仍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GDP两倍于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里，即使单个人在任何其他人赖以生存的需要之外成功垄断了所有收入，基尼系数也不会超过0.5。在更高的产出水平下，由于改变最低生活标准的定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贫困人口无法维持发达经济体，其最大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得到控制。名义基尼系数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计算所谓的榨取率，即在给定的环境中理论上最大可能的不平等水平已经实现的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任何长期的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显得尤为突出，但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本书结束部分的附录中更详细地讨论了它。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问题：与证据质量有关的问题。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它们通常（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随着时间变化而朝同一个方向移动。两者都对底层数据源的缺点很敏感。现代的基尼系数通常来自家庭调查，从中可以外推出国民收入分配。这种模式并不特别适合捕捉最大的收入群体。即使在西方国家，名义基尼系数也需要进行向上调整，以充分考虑到高收入人群在其中的实际贡献。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调查往往缺乏必要的质量以支持可靠的国家层面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更宽的置信区间不仅会阻碍国家之间的比较，而且也会使得跟踪调查随着时间的变化更加困难。衡量财富整体分配的努力甚至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当多的精英资产被认为藏匿在海外，甚至在像美国这样的数据丰富的环境中也是如此。收入份额通常是从税收记录中计算出来的，其质量和特征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差别很大，而且容易受到逃税动机的扭曲。低收入国家的低参与率和政治驱动的应税收入定义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在“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中，越来越多的关于最高收入份额的信息得到汇编和在线出版，使我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理解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并将注意力从例如基尼系数这样有些不透明的单值测度转移到更为明确的资源集中度指数上了。 [12]
一旦我们试图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扩大到更久远的时间，以上分析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相形见绌了。定期的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很少早于20世纪。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在1800年之前，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只能借助社会表进行估计，后者是当代观察家拟定的，或者是由后来的学者牵强推断出来的不同人口所获得的近似收入。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欧洲部分地区的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叶，从而揭示了单个城市或地区的情况。在法国和意大利城市中关于财产税的幸存档案记录、荷兰对房屋租金收入的税收和葡萄牙的所得税，使我们得以重建资产，有时甚至得知收入的基本分布。近代早期法国农业用地分散程度的记载和英国继承性不动产的价值也是如此。事实上，基尼系数可以成功应用到在时间上更为遥远的证据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晚期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希腊、英国、意大利，以及北非和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房子的大小变化；巴比伦社会当中的继承份额和嫁妆的分布；甚至是恰塔霍裕克这建立在几乎一万年之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原始城市聚落之一的石制工具的散布，都是这样进行分析的。考古学使我们能够把物质不平等研究的边界推回上一个冰期的旧石器时代。
我们还可以获得一系列不直接记录分配状况的替代性数据，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数据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变化是敏感的。土地租金与工资的比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当中，劳动力价格相对于最重要的资本类型价值的变动，能够反映归属于不同阶级的相对收益的变动：上升的指标表明，地主的繁荣是以劳动者的牺牲为代价的，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一个相关的衡量标准，即人均GDP与工资的比率也是如此。GDP中的非劳动收入份额越大，这一指数就越高，收入就可能越不平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弱点。对于特定的本地场所，租金和工资的报告是可信赖的，但并不一定对更大的群体或者整个国家具有代表性，同时对任何前现代社会的GDP进行猜测，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当大的误差。然而，这些代理指标通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轮廓，使我们能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的不平等趋势性变动。实际收入是一个能够更广泛获取，但缺少一些启发意义的代理指标。在欧亚大陆西部，以谷物等价物表示的实际工资现在已经追溯到4000年前，成为识别异常升高的工人实际收入的实例，这是一种可能与不平等程度降低相关的现象。尽管如此，那种不能通过参照资本价值或GDP数据做出必要调整的实际工资信息，对反映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来说，依然是一个粗糙的、不甚可靠的指标。
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前现代社会税收记载研究，以及对于实际工资、租金与工资比率，甚至是GDP水平的重构的可观进展。毫不夸张地说，要是在20年，甚至是10年以前，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不可能被写出来。对历史上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开展的研究的规模、范围和进度，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希望。不可否认的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质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识别随着时间演化的信号。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是最有希望的不平等标志——而且往往实际上是唯一的。当精英阶层在住房、饮食或者是墓葬等方面奢华消费的考古证据让位给更为适度的遗物或者社会分层的迹象完全消失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某种程度的平等化。在传统社会中，富人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往往是仅有的控制了足够的收入或资产，从而可以承受重大损失的人，这些损失在有形的记录中是可见的。人类身高和其他生理特征的变化也同样与资源的分布有关，尽管其他因素，如病原体负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越是远离以更直接的方式记录不平等的数据，我们的理解就注定会变得更具推测性。然而，除非我们准备进行扩展，否则描述这种全球历史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就试图这样做。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文档资料上的一个巨大的梯度，即从有关美国近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背后驱动因素的详细统计数字到文明的曙光中隐约存在着资源失衡的迹象，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数据集。所有这一切以一种合理连贯的分析叙述方式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不小的范围内，这是这个导言标题中所援引的不平等的真正挑战。我选择用我自己看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来组合这本书的每一个部分。紧接着的这部分内容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不平等的演变，因此章节顺序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第1~3章）。
这一情况，在我们转向四骑士——暴力矫正的4种主要驱动力量之后，就会发生变化。在描写这一四重奏组合的前两个成员，即战争和革命的部分时，我的观察分析开始于20世纪，随即返回历史当中。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以大规模动员战争和改造性的革命为手段的矫正，主要是现代性社会的特征。20世纪10—40年代的“大压缩”不仅产生了目前为止关于这一过程的最好证据，而且以范例的形式代表并确实构成了它（第4~5章）。第二步，我寻找这些暴力性破坏的来路，从美国内战一直追溯到古代中国、罗马和希腊的历史，以及从法国革命到近代时期的无数次起义（第6~8章）。我在第6章最后部分讨论内战的时候依循了同样的轨迹，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这类冲突的结果一直回溯到罗马共和国结束的时候。这种方法使我在探讨它们是否能被应用到更遥远的过去之前，在现代数据基础上建立根基牢固的暴力矫正模型。
在第五部分对瘟疫的分析当中，我从得到的有记录的例子——中世纪后期的黑死病（第10章）逐渐转向更少为人所知的例子，从而使用了相同策略的一个修改后的版本，这些例子的其中一个（1492年后的美洲）正好更接近近期，其他则位于更古老的时代（第11章）。其原理是相同的：在我寻找其他地方类似事件之前，在现有可获得的最好证据的基础上，建立流行病大规模死亡带来的暴力性矫正的关键机制。第四部分关于国家灭亡和制度崩溃，我对这一组织原则进行了逻辑总结。在分析大体上局限于前现代历史的现象之时，年代学几乎不重要，从任何特定的时间序列中得不到什么结果。特定案例的日期比证据的性质和现代学术规范更不重要，后两者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差异会有相当大的变动。因此，在我转向讨论其他我不太详细讨论的例子之前，我先举了几个得到很好验证的例子（第9章）。第六部分，关于暴力性矫正的替代方案，大部分是按主题排列的，因为我在转向反事实结果（第14章）之前评估了不同的因素（第12~13章）。最后一部分与第一部分一起形成了我的专题性分析，又回到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的格式，从最近的不平等复苏（第15章）转到相邻或者更遥远未来的矫正作用的前景（第16章），这就完成了我整个的演化性概览。
作为一项汇集了东条英机时期的日本和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或者是古典时期的低地玛雅人和当今的索马里的研究，这可能令我的历史学家同行困惑不解，但我希望对有着社会科学背景的读者来说，这种困扰会少一些。正如我之前所说，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想找出在有记录的历史中的矫正性力量，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弥合学科内外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鸿沟，并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