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上的不平等要求获得超出我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源。上万年前，剩余就已经存在了，不平等现象也随之产生。追溯到上一个冰期，狩猎–采集者发觉埋葬一些人所花费的时间更多，使用的方式更铺张。但正是食品的生产，即农业和畜牧业，在一个完全崭新的层面上创造出了财富。不平等的不断增长和持续性成为全新世的一个主要特征。动植物的驯化使得积累和保存生产资源成为可能。演进后的社会规范界定了这些资产的权利范围，其中包括将这些资产传给后代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到各种各样的实践的影响：健康、婚姻策略和繁殖成功、消费和投资的选择、丰收以及蝗灾和牛瘟决定了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财富多寡。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气和努力的后果会带来长期的不平等结果。
原则上，可以通过设计制度来实现物质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的再平衡，这些干预机制使得新出现的不平等状况得以缓和，就像一些前现代社会已经做到的一样。然而，在实践中，社会的进化通常会出现相反的效应。食物来源的驯化同样影响了人类。作为一种高度竞争的组织形式，国家的形成建立了森严的权力等级和强制力量，扭曲了收入和财富的获取。这使得政治不平等加剧，经济不平等扩大。在农耕时期，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许多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少数人富裕：腐败、勒索、抢劫往往使得从对公共服务进行支付和捐赠中获得的收益相形见绌。因此，许多前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它们所能达到的极限水平，在较低的人均产出和最小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少数精英阶层已经探索了剩余占有的极限。当更多的良性制度促进了更强有力的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兴的西方世界，它们继续维持着高度的不平等。城市化、商业化、金融部门创新、贸易的日益全球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为资本持有人带来丰厚回报。由于赤裸裸的权力活动租金的下降，精英阶层财富的传统来源被扼杀了，更为安全的产权和国家承诺加强了对世袭私人财富的保护。尽管经济结构、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或者是那些人找到了新的增长方式。
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对于广泛的社会范围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稳定都会助长经济不平等。对于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又或是罗马帝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如此。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进程中，最有力的矫正作用总是由最有力的冲击引起的。4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缓和了不平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我将这些称为矫正力量的四骑士。就像他们在《圣经》中的同行一样，他们“从地上夺走了和平”，并且“通过剑、饥饿、死亡和大地上的野兽展开杀戮”。有时他们单独行动，有时相互配合，他们产生的影响对同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无异于天启。数亿人在他们的身后死去。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有时甚至急剧缩小了。 [6]
只有特定类型的暴力不断迫使不平等程度下降。大多数战争对资源分配没有任何系统性的影响，虽然古代冲突形式充斥着征服和掠夺，很可能使得获胜的精英阶层一方变得富有，使得失败的一方变得穷困，但不那么清晰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可预见的后果。为了使战争能够矫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需要贯穿整个社会，在通常只有民族国家才可行的规模水平上动员人民和资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矫正力量。工业性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和其他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展、工会化和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了所谓的“大压缩”，即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大规模衰减。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1914—1945年，一般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其自然过程才能完成。早期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缺乏类似的广泛影响。拿破仑时代和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产生了具有混合分布特征的结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相关的证据就越少。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文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最早的例子，说明军事动员和平等制度的激烈程度如何有助于抑制物质不平等，尽管结果不一。
世界大战催生了第二种主要的矫正力量，即变革性的革命。内部冲突通常不会减少不平等：农民运动和城市起义在近代历史上很常见，但通常是失败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往往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如果想要重构物质资源的获取途径，需要格外激烈的暴力性的社会重组。与具有矫正作用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类似，这也主要发生在20世纪。采取没收、重新分配等手段，然后常常实施了集体化政策的党派，戏剧性地矫正了不平等。这些革命中最具变革性的是伴随着非同寻常的暴力，最终以大量的伤亡人数和人类痛苦为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像法国大革命这样流血较少的社会改革运动，则在相对较小规模上起到了矫正作用。
暴力可能会彻底摧毁国家。国家灭亡或者系统崩溃在过去曾经是一个特别“可靠的”矫正方式。对大部分历史时期而言，富人要么处于或接近政治权力阶层的顶端，要么与那些有权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此外，各国为维持超过生存水平之外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保护措施，不论以现代标准来看它显得如何勉强。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所有这些地位、关联和保护都会受到压力或者完全丧失。虽然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遭遇损失，但富人只会失去更多的东西：精英收入和财富的下降或崩溃压缩了资源的总体分布。只要有国家存在，这些状况就会发生。最早已知的例子可以回溯到4000年前古王国末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人的帝国。即使在今天，在索马里发生的一切表明，这种一度强大的平等化力量还没有完全消失。
从逻辑上讲，国家的衰败使暴力矫正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它不是通过改革和重塑现存的政治制度实现再分配和再平衡，而是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把此前的一切一笔勾销了。前三名骑士代表了不同的阶段，这并不是说他们可能会按照先后次序出现（最大的革命是由最大的战争引发的，国家崩溃通常不需要同样的强大压力），因而只需要足够的强度。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得他们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
人类引发的暴力长久以来就有竞争对手。在过去，瘟疫、天花和麻疹肆虐整个大陆，甚至比最大的军队或最狂热的革命者所希望做到的还要强有力。在农业社会中，细菌传染会使人口大量损失，损失的人口有时达到总人口的1/3或者更多，这会使劳动力稀缺，并使其价格高于固定资产和其他通常保持不变的非人力资本的价格。结果，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和租金的下降，工人获益，而房东和雇主受损了。制度安排可以调节这些转变的规模：精英通常试图通过许可和武力来维持现有的安排，但往往不能使具有平均作用的市场力量受到控制。
流行病完成了这个具有暴力性矫正功能的四骑士组合的最后一环。但是，还有其他更和平的机制来减少不平等吗？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大规模水平上的矫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能在各种记录中观察到的、每一次主要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驱动的。此外，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不仅仅对那些直接参与这些事件的社会起作用，世界大战和暴露于挑战者之下也影响了那些所谓旁观者的经济状况、社会期望和决策。这些涟漪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根植于暴力冲突的矫正力量的影响。这就使得1945年之后世界很多区域的发展与之前的冲击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分开了。虽然拉丁美洲在21世纪初的收入差距的下降可能使其成为最有希望的、非暴力性平等化过程的候选人，但这种趋势在范围上仍然相对较小，而且其可持续性是不确定的。
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是混杂的。从古代到现在，土地改革与暴力或暴力威胁有关联的时候，不平等程度更有可能降低——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可能性很小。宏观经济危机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只有短暂的影响。民主本身并不能减轻不平等。虽然教育和技术变革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收入的离散程度，但历史上的教育和技能的回报，被证明对暴力冲击非常敏感。最后，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与上文所谓的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稍微接近的结果。
然而，冲击会减弱。在国家崩溃之后，其他国家迟早会取而代之。瘟疫消退后，人口收缩会逆转，人口的重新增长逐渐恢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平衡，达到了以前的水平。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的，其效应也都会消弭在时间流逝当中：最高税率和工会密度下降了，全球化程度上升，“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已经退却。所有这些使得近期发生的不平等程度的复苏变得更容易被理解。传统的暴力矫正力量目前都处于休眠当中，并且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归。依然没有出现类似的有效的平等化替代机制。
即使在最先进的发达经济体中，再分配和教育也不能完全吸收税收和转让之前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压力了。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容易摘到低悬的平等化的果实，但财政约束依然强大。似乎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投票、调控或教导我们如何更大程度地实现平等化。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就我们所知，在没有遭遇重大暴力冲击以及更广泛影响的环境中，人们几乎不会看到不平等状况收缩的景象。未来会变得不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