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平等社会》一书的作者沃尔特·沙伊德尔2017年推出的这部新著论及暴力和不平等问题，认为不平等的矫正机制即“天启四骑士”——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性的瘟疫，其矫正功能在于屡次摧毁了富人的财富，大大降低了不平等程度。
暴力和不平等问题是自阶级社会存在以来，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不平等社会》一书提供了这方面的新见解，沃尔特·沙伊德尔观点如下。
其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平等差距（尤其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和缩小交替而行，并且一直是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沙伊德尔通过追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全球不平等史，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暴力性冲击，在降低不平等程度中起关键作用。他进而揭示了暴力和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规律——当大屠杀和灾难降临之时，不平等程度会下降，而当和平与稳定回归的时候，不平等程度会上升。《不平等社会》从长远的时间维度来追寻和解释这段历史。这是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他认为，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其二，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比战争、革命、国家崩溃和瘟疫（“天启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更好的结果。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每一次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驱动的。它们的共同点是，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之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
其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是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唯一不平等类型，还有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种族和民族方面的不平等，年龄、能力和信仰等方面的不平等，教育、健康、政治发言权乃至机遇的不平等。尤其权力不平等在决定物质资源的获取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并不完全准确。
其四，即使是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标志的经济不平等，也主要聚焦于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主要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着眼于暴力冲击及其替代机制，它们对物质不平等的影响（但没有一般性地探究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
其五，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占比。尤其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两者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即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对分配的模型提供急需的深入理解。
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20世纪前很少有国家定期征收收入所得税。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资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用来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然而，即使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例如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最有希望成为不平等的标志——实际上往往是唯一的参照系数和坐标。
其六，《不平等社会》详细探讨了1980—2010年部分国家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1980—2013年20个OECD成员顶层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还对约80个国家在1970—2005年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调查，因此得出结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尤其是财富分配不均在我们这个时代卷土重来。
2018年2月7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刊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最新论文。文中最新数据显示，0.1%的美国人坐拥该国20%的财富，财富不均的情况类似于100年前的情况，百年历程走出一个大大的“U”形。1929年，美国贫富差距达到历史峰值。顶层0.1%群体占有该国25%的财富，且顶层10%的群体居然坐拥高达84%的财富。这种财富不均的情况虽然在经济大萧条、“新政联盟”和“二战”带来的经济下滑后有所缓解，但从80年代开始，情况再度恶化，以至今天已和百年之前相差无几。据《北美留学生日报》引用的“消费者财务调查”的数据，美国顶层1%群体仅包括126万户家庭，却占有近40%的财富，平均每户拥有2680万美元财富，是普通家庭拥有的69万美元的40倍甚至更多。福布斯评出的全美前400位富豪（其人口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00025%）的资产总和超出了底层1亿5000万美国人的资产总和。
沙伊德尔强调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2000年前后，除了低收入国家，所有类型的经济——中低、中上、高收入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收入都出现了颇为严重的不平等，尽管经济发展和掠夺性行为，或者市场和权力，乃至全球化或者国际贸易自由化是一股强大的去平等化力量。例如，在中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翻了一番，相应的财富集中度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期的0.7的水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5以上，高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0.37。
其七，《不平等社会》最后提出了未来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强调：“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
目前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并不少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出了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措施的长长的清单。与皮凯蒂的关注点在税收上一样，与安东尼·阿特金森迄今为止最详细和精确的均等化方案一样，作者也对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税收改革方案情有独钟。
《不平等社会》一书提供了关于暴力和不平等史的某些新见解，许多统计数据、不平等的测量工具和方法等，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如今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收入分配改革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稳定社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不平等社会》无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材料。
二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姊妹篇。该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连续数周在亚马逊网站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并被称为向马克思《资本论》致敬的一部重要著作。但是，反驳者和批判者并不少见。《华尔街日报》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丹尼尔·沙克曼）。《经济学人》撰文对书中预测的未来经济不平等的“可怕”程度表示怀疑（克里夫·克鲁克）。
皮凯蒂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视角，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用详尽的（尽管富有争议的）数据全面分析了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收入与财富的分布变化，从而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讨论影响分配不平等的强大力量。除“二战”时期之外，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即r >g ，因此财富趋向于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是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除了r 和g 这两个变量之外，作者进而探讨了帕累托分布与分配中所获份额的关系，此外，一些核心的宏观经济因素也对帕累托分布的参数产生了影响。
他对于库兹涅茨曲线以及良性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理论持否定态度，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发展”的观点，旨在证明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现象近几十年来已经日益扩大及日趋严重，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他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尽管这本书争议不断，但毋庸置疑的是，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无独有偶。沃尔特·沙伊德尔在本书致谢中承认：“我的观点和论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托马斯·皮凯蒂工作的启发。他撰写了那本关于21世纪资本的极富争议性的著作，向更广泛受众介绍他的思想，在这之前的几年，我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思考了这些观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也被像我自己这样的古代史学者称为“短期”）之外的相关性。他的巨著的出版，为我从单纯的思考转为撰写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非常感谢他的开创性贡献。”
他在序言“不平等的挑战”中，开门见山地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判断作为醒目的标题。他还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例如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不平等社会》和《21世纪资本论》的共同点不仅在于共同的主题是探讨不平等问题，而且在于都致力于对于历史数据的收集工作。前者涉及的时空更为宽广，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还包括发展中国家，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还包括各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例如，图11.2的标题是“公元前3—公元15世纪埃及无技能的农村和城市工人的每日小麦工资（小麦以公斤为单位）”。图11.3列举了“公元100年—2世纪60年代和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实际价格与租金变化。图11.4统计“奥格斯堡的财富不平等：纳税人的数量、平均纳税额以及纳税的基尼系数，1498—1702年”。
三
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是不平等问题。古今中外皆如此。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一种明显的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和人文主义传统，而且从这一视角，阐释“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因此衍生出以人为本思想、大同社会理想、民本主义思想，国家以养民为本且行养民之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
在中国哲学史上，法家代表人物荀子首先提出了“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的命题，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进而提出要以礼来调节经济生活，必须“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王制》）。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强调“以义生利”，德本财末，道德优先，治国理家和财富分配则倡导公正、公平和均平，“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礼记·礼运》更是提出了大同社会应财产公有的主张。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一是推崇“圣人不积”，对私有财富过多积累持否定的态度，原因在于富或求富是祸乱之源；二是倡导“天之道”和“人之道”合一。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老子》）。这是阐述“损”与“补”、“有余”与“不足”的转化辩证法，以及“天之道”应该与“人之道”具有同一性，主张“人之道”应该效法“天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损有余以奉天下”，从而改变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一言以蔽之，“天道”就是均安、均平、均富，即“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体现了崇尚社会财富均等化的道家学说。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和理财家以及历代农民运动领袖提出以“等贵贱，均贫富”为标志的关于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政策思想。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就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思想，管仲试图通过调整价格政策以矫正贫富不均，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管子·国蓄》）；秦国商鞅变法的精髓是“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
秦汉以后，土地兼并问题引发贫富严重不均，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曾经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如汉代董仲舒的限田法，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不平等现象和阶级矛盾有所缓解。
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尤其财富观念以及财富分配主张，与神话紧密相连。
荷马和赫西俄德将经济匮乏的原因归结为神的惩罚，后者进而将其归咎于人德行的堕落，提出正义是人类的美德，合乎正义者理应得到荣华富贵。
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一个自由人的人生目的是培养神所赋予的善德和追求正义，追求财富要合乎道德的公正原则，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财富。这是西方传统的经济思想强调从正义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之理论渊源。柏拉图认为贫富悬殊会使城邦分裂为贫与富两大对立集团，贫富差距过大还会导致社会动乱。这一观点与孔子的基本一致。亚里士多德肯定人们追求财富，但要用“中道”的原则来把握追求财富的度，这个度就是灵魂的善，并且要使灵魂的善高于财富的善。这里所强调的正义和灵魂的善最终来自神。他还从商品交换的角度阐释了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
古希腊罗马的晚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明确宣称财富是上帝的礼物，是一种善。接踵而来的中世纪的经济思想，都弥漫着浓厚的宗教伦理和神学文化。教会思想家阿奎那，更是处处着眼于基督教教义。
现当代学者在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一般而言，绝对平等或者纯粹平等的社会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所以《不平等社会》主要是阐述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特征的经济不平等，基本上舍弃了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其他不平等类型。
应该强调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不仅不会拆除不平等的藩篱，就其大趋势而言，是在扩大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标志的经济不平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四大矫正力量或者“四大骑士”，即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性的瘟疫，或多或少地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和幅度。尤其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时期或者改朝换代时期时，不平等程度和幅度大为改观。
例如，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使用暴力剥夺劳动者，消灭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过程，它不是田园诗式的过程，而“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1867年）。但另一方面，这是“工业骑士”战胜“佩剑骑士”的历史过程，在反对封建特权、争取平等，反对专制束缚、争取自由方面有它的历史进步性。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因此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时，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恩格斯，1894年）。
又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能彻底消灭不平等现象的。《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也就是这个平等的权利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架里，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1875年）
怎样消灭这种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社会》和《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们寄希望于“减税”，前提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乌托邦政策。《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即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消灭阶级差别，消灭阶级对立，消灭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制度，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将自行消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时候，不平等现象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四
暴力也是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今中外皆如此。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是歌颂“革命”性暴力较早的文献记载，并且，在中国，暴力观念往往与“人性善”和“人性恶”孰是孰非的争论相联系。中国数千年的统一与分裂不断循环的历史，也与恶、暴力或战争息息相关。
西方学者这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阐述善恶辩证法的黑格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以及《论暴力》的作者乔治·索雷尔和《论革命》的作者汉娜·阿伦特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专辟三章“暴力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和不平等理论，对于读者正确阅读《不平等社会》大有裨益。
这本书以唯物主义辩证历史观的博大视野和宏大叙事风格，回顾了从原始社会以来的生产方式、交换关系、战争和暴力史。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述了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暴力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着革命作用，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什么是遵循唯心主义历史观？就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鼓吹“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杜林），并且采用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全盘否定“暴力”。在杜林看来，人类的第一次暴力行动就是原罪，而且任何暴力“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
什么是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言以蔽之，“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反杜林论》）。
因此，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绝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私有财产的形成，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其出现和形成都是经济原因导致的。暴力在这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暴力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
暴力具有二重性。形而上学的杜林先生把暴力视为绝对的坏事，他的暴力史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历史是谁创造和推动的，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答案不是杜林的暴力创造历史观，也不是黑格尔所标榜的“恶”“英雄”“杰出人物的动机”创造历史，或者“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在晚年提出关于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在他看来，历史是这样创造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们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与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五
《不平等社会》一书，由颜鹏飞主持翻译和初校。各章译者如下：序言等，颜鹏飞；1~3章，12章、13章，李酣；4~6章，曾召国7~9章，甘鸿鸣；10章、11章、15章、16章、附录，王今朝；14章，刘和旺。原文个别地方做了删除处理。
颜鹏飞2019年2月5日 于珞珈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