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压之下
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应该看到，全球范围内各国经济的实际不平等程度大于只依靠标准度量方式衡量的不平等程度。第一，基尼系数这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最常用的概念，难以捕捉最高收入对于不平等的贡献的信息。弥补了这个缺陷的指数就会显示，整体的实际不平等程度明显大得多。第二，如果把未报告的离岸资金纳入私人家庭财富的统计，这一类别的不平等程度也会显得更高。第三，我一直采取关注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对指标的常规做法。然而，从绝对不平等指标（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来看，即使在西欧一些国家观察到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一直不变或仅有一点上升，考虑经济增长后，这也意味着实际收入（以欧元或其他国家货币来衡量）的不平衡现象增加。
这种影响在资源分配日益不公平同时增长率更强劲的的社会中更加强大，如美国等国家。即使在相对收入不平等情形最近有所减少以及经济增长强劲的拉丁美洲，绝对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在世界范围内，绝对收入不平等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1988—2008年间，全球收入最高的1%的人得到的实际收入份额与世界第5、第6和第7个十分位数人口得到的份额差不多，但在人均收入增长率上，前者是后者的40倍左右。最后，正如我在附录中详细讨论的那样，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理论上的最大可能值随其人均GDP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考虑到这个事实，即一个发达经济体比之前的农业经济体在系统上更加难以容忍极端资源错配时，我们并不清楚今天的美国是否比100或150年前的美国的实际不平等程度更低。
最后一个警告确实只适用于名义上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现代经济体。毫无疑问，大部分欧洲大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可支配收入分配更为公平，有效不平等程度（可能的最大不平等程度实际发生的比例）比世界大战之前低得多。即便如此，尽管这些国家的高收入份额比美国的低，但支配家庭收入相对温和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再分配的结果，这种再分配抵消了普遍高水平的市场收入不平等。2011年，以再分配著称的5个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和瑞典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474，这与美国的（0.465）和英国的（0.472）没有什么差别，但它们的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0.274）远低于英国的（0.355）和美国的（0.372）。
虽然一些欧洲国家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上述5个国家略低一些，但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再分配的规模比美国更高（并且往往高很多），这表明那种欧元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典型的，更为平衡的最终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大范围的、强有力的政府平衡干预系统，这当然代价不菲。这种安排并不足以使欧洲未来永久保持平等。欧洲越来越多地区的社会和再分配公共支出已经很高。2014年，11个欧洲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1/4~1/3，中央政府收取了44.1%~57.6%、中位数为50.9%的GDP。鉴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这一财政收入比例难以再进一步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欧盟、美国和OECD成员的社会支出占国民产出的比例都相当平稳，这表明它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足够高的水平。2009年，由于经济表现疲软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它的需求增加，它再次上涨，之后就一直保持在新的高水平。
这些高均衡水平的福利系统如何承受两个日益增长的人口挑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欧洲人口老龄化。欧洲的生育率一直远低于维持人口不变的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如此。到2050年，欧洲人口的年龄中位数预计将从39岁上升到49岁，工作年龄人口数量本来已经达到顶峰，从现在到那时可能会下降约20%。从现在到2050年或2060年，抚养比率——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的人口比例，将从0.28变为0.5或更高，80岁和8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会从2005年的4.1%增加到2050年的11.4%。对养老金、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的需求将相应增加，将会达到GDP的4.5%。这种年龄分布的根本性重构将伴随着相比过去几十年的、更低的经济增长率，预计2031—205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2%，2020—2060年为1.4%或1.5%，欧盟核心成员的数值比这些数值还低得多。
近几十年来，温和得多的老龄化速度未能对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但这可能会改变。从原理看，退休者与劳动者比例的缩减会提高不平等程度，同时伴随单亲家庭比例上升。私人养老金可能会变得重要起来，这会趋向于维持或提高不平等程度。一项研究预测，由于老龄化，2060年德国的不平等程度会变得更高。在日本，外国籍出生人数占居民人数的比例远小于欧盟或美国的，其抚养率已经达到0.4，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重要发现，考虑到日本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此前所采取的高度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曾有助于维持相对公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分配。
所有这些预测都假定有大量的持续移民：如果没有这个人口因素的贡献，到2050年，欧洲赡养比可能高达0.6。因此，数以百万计的新来者将只能缓解长期老龄化进程的长期后果。与此同时，移民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再分配政策。在名为“第三次人口转型”的开创性研究中，基于对移民率和移民生育率的保守假设，杰出的人口学家戴维·科尔曼对7个国家的计算表明，到2050年，其中6个国家（奥地利、英格兰和威尔士、德国、荷兰、挪威、瑞典）外国籍人口占各该国家人口的比例（概念的定义又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将达到1/4~1/3。这些国家的人口约占西欧人口的一半，其他许多国家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此外，这些移民人口在受教育儿童和年轻工人中占比更多——在某些国家，这个比例高达全国总人数的一半。预计非西方移民将占德国和荷兰人口的1/6。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假设这些移民趋势到21世纪中叶会有所减弱，到2100年，荷兰和瑞典可能会变成人口主要由外国籍出生人口构成的国家。
在农业文明出现后的这些地区的历史中，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不仅没有先例，而且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不平等状况。从经济的角度看，它们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是否能够与本地人成功融合。移民的受教育程度现在远低于并将持续低于欧洲的国民，一些国家的移民尤其是妇女移民的就业率很低。这些问题的持续或恶化可能加剧这些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此外，第一代移民社区和新近移民家庭的增长拥有影响社会福利和再分配支出倾向和政策的潜力。阿达尔韦托·艾莱斯那和爱德华·格莱泽认为，福利政策与种族同质性具有相关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作为福利国家，其实现程度比欧洲更弱。他们预计，越来越多的移民将会降低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反移民情绪可能被用来废除再分配政策，并“最终推动这个大陆走向更为美国式的再分配水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预测还没有得到实际发展的证实。最近的一项全面调查并未发现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证据——移民会损害公众对社会政策的支持。
然而，更具体的观察表明，有一个因素值得关注。更大的异质性和更多的移民实际上与更狭隘的社会政策条款以及更高水平的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联系在一起。在欧洲的OECD成员中，种族多样性与公共社会支出水平之间可能只有微弱的负相关，但与受失业率影响的态度有更强的负相关性。如果许多低收入的社会成员属于少数民族，那么承担大部分财政负担的富裕的欧洲人对再分配所表达出的支持将更少。根据英国多项调查，如果因种族多样性导致穷人被认为是异类，那么社会对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的倾向就会减弱。异质性的来源和维度至关重要：移民和宗教异质性比少数民族种族的存在对国家福利条款的不利影响更严重。这些因素中的前两个已经成为欧洲经验的特征，来自中东和非洲的持续移民压力将确保它们的持续性且可论证相关性增强。对于所有这一切，重要的是认识到，在欧洲自身生育率低于更替生育率和移民的背景下，将改变目前国家人口构成的欧洲“第三次人口转型”，仍处于早期阶段。在下一代人的生活中，它可能会以无法预期的方式改变既有的再分配和不平等模式。考虑到当前系统的高成本，以及由老龄化、移民和日益增长的异质性带来的不平等压力，这些变化更有可能引起不平等程度提高而不是抑制它。
不是所有人口因素都可能对不平等的进一步演变产生重大影响。无确定性证据表明，可能扩大美国家庭收入和财富差距的门当户对的婚配率近年来在不断上升。同样，收入方面的代际流动似乎并没有放缓，虽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框架做出确切的结论。相反，在美国，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可能对长期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更大。只要邻居的收入间接影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定收入群体的空间集中度扭曲了地方政府资助的公共物品的分布，那么人口分布中日益增加的经济失衡将持续下去——而且确实加强了未来世代的不平等。
皮凯蒂认为，因为资本投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持续的资本积累将提高资本所有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及其对国民收入的整体重要性，从而推动不平等程度继续加大。这种观点引起了相当多的批评，迫使其主要支持者强调这些预测的不确定性。但是，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其他经济和技术力量比比皆是。已经被确认的、在发达国家具有加剧不平等效应的全球化，在不久的将来也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全球化的过程是否会创造出一群不受国家政策限制的全球超级精英还有待观察，如被大众媒体追捧、广受诟病的“达沃斯达人”。自动化和电脑化由于其更加开放的本质，必将影响劳动回报的分布。据一项估计，在全美劳动市场702个职业中，几乎一半的就业岗位都面临由计算机化带来的风险。尽管现有预测认为，自动化不会无限度地使劳动市场两极化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但未来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突破将使机器能够赶上或超越一般人类智力，任何预测长期结果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对人体的重塑将为不平等的演变开辟新的领域。生控体系统和基因工程拥有扩大个人甚至其后裔间不平等的潜力，远超他们的自然禀赋和能控制的体外资源，他们也许会这么做来反哺未来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由于纳米技术的进步大大扩展了人造植入物的使用程度和效用，其应用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不再局限于功能恢复，而是转向功能增强。在过去几年中，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能凭借前所未有的便利的方式在培养皿和存活生物体中删除和插入特定的DNA片段。虽然这种干预措施的后果可能仅限于单个生物体，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操纵精子、卵子和小胚胎的遗传构成来制造遗传物质。第一个修改（非存活）人类胚胎基因组的实验结果于2015年发表。近期这一领域的进展非常快，将使我们继续深入未知的领域。根据成本和可得性，富人可能会享受到这些生物技术和基因改良的特权。
政治限制可能不足以压制这些机会：与公共卫生不同，生物增强是一种升级，因此更容易产生不平等分配的结果。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限制已经被提出，这很可能会导致更不平等的结果，因为这将使那些有能力在这些国家享受私人待遇的人获得优势——最有可能在亚洲部分地区。从长远来看，为富有和拥有良好联系的人创造设计婴儿，可能会削减“基因富人”和“基因穷人”之间的流动性，至少在理论上，最终会分叉成不同的物种——如“基因富人”“自然人”或其他任何人，普林斯顿的遗传学家李·希尔弗就是这样设想的。
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未能有效应对技术变革。这种状况在持续的全球化进程中可能不会改变，除非计算机化的突破达到一个临界点。但是，在人类由于基因工程或身体–机器结合（很有可能这两种情况都有）而变得更加不平等后，这种范式将会发展到一个突破点。教育是否能对抗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工身心增强技术呢？我们还是不要过于担心这些有关未来的事情吧！在人们开始担心如超人一样的超级机器人以前，世界就面临着有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更为普通的挑战。我现在最后一次回到这本书的中心话题：减少不平等。那么，矫正不平等的前景如何呢？
方法
目前并不缺乏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早已经开始加入雕琢更少但更受欢迎的畅销书同行和各种记者的行列，他们出版著作，列出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措施的长长清单。这可是个获利丰厚的行业。税收改革占突出地位。（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是就美国而谈的。）收入应该以更累进的方式征税；资本收益应如普通收入一样课税，并且一般而言应该课更高的税率；累退工资税制度应该被废除。应该直接对财富课税，课税的方式应该足以削弱财富的代际传递。诸如贸易关税和创建全球财富登记制度等措施将有助于防止离岸逃税。应对公司的全球利润征税，结束对它们的隐性补贴。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建议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从源头征税。此外，更大的对资本的一次性课税将减少公共债务，重新平衡私人与公共财富的比例。前面提到的对技能的需求与供给方法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作用的关注。公共政策应能通过平等的教育准入和教育质量促进代际流动。将学校资金与地方财产税脱钩将是向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普遍提供学前教育是有帮助的，可以对高等教育进行价格管制。更普遍的是，改善教育将使身处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的劳动力“加强技能”。
在支出方面，公共政策应提供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各种保险（从住房价值到工人拥有的合作社，再到人们健康的资产价值）免受外生冲击。普遍的卫生保健将缓冲这些冲击。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的创业活动应该能够更容易地取得融资，破产法应该对债务人更加宽容。贷款者应该得到激励或应该获得重组抵押贷款的机会。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如下。设立基本的最低收入；把补助金与个人储蓄挂钩，直到其达到一个上限；为每个孩子提供最低数量的股票和债券。企业管制是议程上的另一个项目：设立能够调整市场收入分配的专利法、反托拉斯法和相关合同法；抑制垄断；更严厉地管制金融部门。企业所得税应与CEO薪酬对工人工资中位数的比率相挂钩。高管寻租行为应通过公司治理改革来解决。股东和雇员的地位应该通过确保后者的代表权和投票权以及迫使公司与工人分享利润的方式来维持。制度改革应该重振工会力量，提高最低工资，改善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并创建联邦就业项目。移民政策应该鼓励熟练劳动力的引入，以降低技能溢价。全球化的不均衡影响可以通过协调国际劳工标准，对来自外国的收入和利润无论生产地点的进行征税来减轻。应该管制国际资本流动——根据一项特别大胆的建议，美国可能要求贸易伙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各自工资中位数一半的水平。在政治领域，美国应该通过竞选资金改革来消除不平等，并采取措施提高选民投票率。干预媒体以使它们的报道更加符合民主化原则。
最近的讨论主要（甚或排他地）集中在政策措施的内容上，而没有充分注意其成本和收益的可能规模，以及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可行性。举几个例子就够了。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估计，为了使美国1%的可支配家庭收入的份额降低到哪怕是1979年的水平，对他们征收的有效税率将不得不翻番，从35%变为67.5%。这一目标“从政治观点来看，并不完全可行”。皮凯蒂认为，综合考虑经济成本与平等利益，最高收入者的“最佳”所得税税率应该为80%，但他又坦然承认，“在短期内任何此类政策被采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有效的全球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建议将全球政策协调的门槛提高到令人目眩的高度。拉维·坎伯提倡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协调劳动标准——类似于对抗全球化压力的奇迹武器，却“把这样一个机构的政治可行性或实际的可操作性放在一边”。皮凯蒂明确宣称，这项提议中的“全球资本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但他又认为在欧洲范围内征收财富税“没有技术原因”的阻碍。这类崇高的想法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无益的，而且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因为它把注意力从更切实可行的措施上转移走了。所有这一切建议，都缺少对有关调动政治上的大多数以执行这些建议所需要的手段的严肃思考，这太明显了。
安东尼·阿特金森近期提出的关于如何减少英国不平等的蓝图，是迄今为止最详细和精确的均等化方案，阐明了这些政策导向方法的局限性。众多雄心勃勃的措施构成一个全面的改革方案：公共部门应通过“鼓励增雇工人的创新”来影响技术变革；立法者要努力“减少消费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恢复有组织的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公司应以“反映道德原则”的方式来与工人分享利润，或被禁止为公共机构提供物品或服务；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应提高至65%，对资本收入的课税应比对劳动所得课税更重，对地产和赠予的征税应在所有者生前加强，房产税应根据最新的评估来设定；国民储蓄债券应担保得到一个“正的（可能是补贴的）实际利率”直到达到个人的上限；法定最低工资应“设定在生活工资水平上”；每个公民在储蓄债券到期或之后应获得一份资本捐赠；“政府应该以生活工资水平向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就业”（阿特金森自己承认“这看起来可能不切实际”）。可能的附加措施包括年度财富税和“以总财富为基础的个体纳税人全球税收制度”。此外，应说服欧盟引入“儿童普遍基本收入保障”，将其作为一项应税福利，与国家收入中位数挂钩。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是否可以真正实现的时候，阿特金森重点关注其对经济施加的成本（这点至今尚不清楚）；对抗全球化的压力（对此，他希望通过欧洲或全球政策协调来进行）；财政负担能力。与其他平等改革措施的支持者不同，阿特金森还对这一方案的可能影响进行了估计：如果实施了4项主要政策，即更高和更累进的所得税，低收入者的劳动收入折扣，为每个孩子支付大量的应税福利，保证所有公民的最低收入，那么平等化后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下降5.5个百分点，这可将目前英国和瑞典之间的不平等差距缩小一半多一点。更有限的不平等变化将会使基尼系数减少3个或4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用他自己的话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2013年，英国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因此，即使是几个相当激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措施的组合，也只能部分地扭转不平等复苏的影响，更温和的政策产生的好处更小。
这是一个没有骑士的世界吗？
“这一切是他的乌托邦？”?[14]??即使它们不是完全的乌托邦，许多政策建议中都缺乏历史意识。边缘的改革不太可能对当前市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趋势产生重要影响。阿特金森的讨论有一个独特优点：它既考虑一套雄心勃勃的措施的成本，也考虑该措施对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可能影响。而对任何一项现实的政策配置来说，其好处相对不大。更普遍的是，人们似乎对如何将这些建议变为现实，甚至对它们是否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兴趣。然而，关于矫正，历史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激进的政策干预通常发生在危机时期。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冲击所产生的平等化措施主要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换成不同情况它们可能就是不可行的——至少，不能在规模上等同。第二个教训更加直截了当：政策制定只能有一定效果。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社会内部物质不平衡的压迫是由暴力驱动的，这种力量在人类的控制以外，远超现在任何可行的政治议程范围。在当今世界，那些最有效的矫正机制都无法运作：“四骑士”已经跳下了他们的战马。没有正常人愿意让他们再次上马。
大规模动员的战争一直延续至今。军事冲突的形式一直由技术决定。有时，向古代战车或中世纪骑士那样的高价值资产投资是有利的，有时，向大规模的步兵那样的低价值资产投资也会获得优势。在西方近代早期，财政–军事国家成熟，国家的大规模军队取代了雇佣军。在法国大革命中，军事动员率达到新高，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动员达到数百万人的顶峰。从那以后，军队发展趋势又一次从重视数量转向了重视质量。理论上来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核武器就可使大规模常规战争过时，但在实践中，常规战争在低风险冲突中，在缺乏核能力的两个国家之间，或在涉及无核能力的国家的冲突中依然存在。征兵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被能够处理更复杂设备的专业志愿军队取代。
在那些仍从事军事行动的相对较少的发达国家中，军事行动往往脱离主流社会，平等化的“动员效应”也消失了。在美国，1950年是最后一个未经严肃辩论就通过增税支付战争费用法案的年份。即使这个法案依然有效，1964年的《税收法案》依然成为1981年之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法案，这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正在扩大。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费开支的激增以及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都伴随着减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逆转了世界大战期间的趋势。1982年福克兰战争前后的英国也是如此。
虽然近期的冲突规模相对较小，“冷战”也从未真正发展为公开的敌对行动，但即使爆发更大的战争，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改变这一轨迹。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可以想象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只要这个战争是没有原子武器的常规战争，很难想象它们会动员很大的军队参战。早在70多年前，太平洋战争主要使用的是昂贵船只和空中力量，而不是步兵部队，未来这个地区的任何战斗将主要涉及空中和海上力量、导弹、卫星和各种网络战，其中没有一个适合大规模动员。再极端的也不会是核战争。目前，俄罗斯正在取消义务兵制、更多采用志愿兵制，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完全废除了征兵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大型战争的潜在敌手，都采用志愿兵制。即使军事能力远超其日益不稳定的邻国的以色列，也正在设想从义务兵制变为志愿兵制。
从根本上看，在21世纪的战场上，人们不清楚庞大的步兵部队最终能够实现什么。目前对未来战斗性质的预测聚焦在“机器人、智能弹药、无处不在的传感和极端网络，以及网络战的潜在巨大影响”。未来将会有更少但更专业的人类战斗人员，他们配备了外骨骼、植入物，最终可能增强基因，用这些手段加强他们的身体和认知能力。他们将与各种形状、大小的机器人共同作战。这些机器人有的像昆虫一样小，有的像车辆一样大，有的可能会操控诸如激光和微波射线这样的定向能量武器以及力场。小型武器将精确定位到特定个人，因此将取代那些定位能力不够的火力投射，并且高速高空超级无人机可能使人类飞行员变得多余。这些场景与早期工业化下的战争形式相去甚远，将进一步加强军队与民用领域的分离。这种冲突对平等化的影响可能会集中在金融市场，触发类似于最近全球金融危机所引起的那种错位，而且，它只会在几年后的反弹前暂时削减精英财富。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涉及有限的战术、使用小规模核装置的战争。只有全面的热核战争才可能重置现有的资源分配。如果战争升级仍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公共机构仍然运转，而足够数量的关键基础设施未遭到破坏，那么，政府和军事部门将冻结工资、价格和租金；阻止非必需的银行提款；实行食品综合配给制；强征所需商品；采取各种形式的中央计划，包括集中配置稀缺资源以支持战争、政府行动和生产对生存至关重要的生存物品；分配住房；甚至可能诉诸强迫劳动。在美国规划的“战后”计划中，让整个经济分担战争损失一直是一个关键政策目标。大国之间的任何战略层面的核弹头攻击，都将大规模地摧毁物质资本，破坏金融市场。最有可能的结果不仅是GDP大幅下降，而且还将使现有资源再平衡，以及发生权力从资本到劳动力的转变。
不受限制的核战争导致的世界末日局面势必把矫正的效果推到所有上述预期结果之外。它是系统崩溃的极端版本，其严重性甚至超过第9章讨论的早期文明的戏剧性衰落。尽管描述劫后世界的那些当代科幻小说有时设想了控制重要稀缺资源的人和被剥夺的大多数人之间的高度不平等，但现代史前的那种彻底贫穷和分层较少的崩溃后社会的经验可能更接近未来“核冬天”的真正情形，但“核冬天”不大可能发生。尽管核扩散可能会改变全球某些区域范围内的规则，但在20世纪50年代阻止大国之间发生核战争的那个既有风险仍然会发挥相同作用。此外，仅仅是库存的大量核武器就使得像美国这样的核心地区不太会大规模地参与常规战争，同时，它又会将冲突置于全球的边缘地区，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严重损害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可能性。
武器技术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变得更加爱好和平的可能性。回溯到石器时代的各种证据强烈地表明，从长期的历史中看，一个人因暴力事件死亡的平均概率一直在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至今未变。虽然这种长期的转变似乎是由日益增长的国家力量和随之而来的文化适应驱动的，但是已经提到的一个更具体的因素将会加强我们这个物种的和平化倾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西方已经开始的、最终会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人口老龄化，预计会在整体上降低暴力冲突出现的可能性。这对于评估美国与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尤为重要，它们中许多都面临着从年龄较小的群体向老年群体的剧烈人口转型。所有这一切都支持米拉诺维奇的希望：“人类今天面对一个和一百年前时非常类似的情形，将不会允许用一场世界大战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接下来的两个世界末日骑士并不需要太多的关注。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甚至比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更过时。正如我在第8章中所表明的那样，仅仅依靠起义是很少成功的，通常不能实现实际上的平等。一些革命能够大大地矫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衡。然而，1917—1950年间的共产主义统治的大规模扩张根植于世界大战，之后没有再次上演。随后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以失败告终前，只零星地在古巴、埃塞俄比亚、南也门，以及最重要的是在1975年前的东南亚取得了胜利。20世纪70年代末，阿富汗、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进行了温和的政权变更，证明了这些政权变革要么短暂，要么在政治上太温和。秘鲁的共产主义起义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被镇压。市场改革有效地削弱了其他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根基。即使古巴和朝鲜也未能摆脱这种全球趋势。在这个时候，在世界的地平线上没有更激进的左派革命，也没有任何具有类似潜力的暴力平权运动出现。?[18]??
如第9章讨论的那种国家衰败和制度崩溃同样变得极其罕见。最近的国家衰败事件往往局限于中非和东非以及中东周边地区。2014年，系统和平中心的国家脆弱指数把最低评分给了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阿富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除了缅甸以外，17个脆弱的国家也位于非洲或中东。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件表明，即使是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也绝不能幸免于分裂的压力，当代发达国家，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太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由于现代经济增长和财政扩张，高收入国家的国家机构通常在社会上极为强大和根深蒂固，使得政府结构的大规模崩溃和大矫正不可能同时发生。即使在最弱势的社会中，国家的失败往往与内战有关，这种内战通常不会产生平等化的结果。
这给我们留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骑士：严重的流行病。新的和潜在的灾难性流行病暴发的风险万万不能忽视。由于人口增长和热带国家的森林砍伐情况，疫病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感染情况正在变得多见。食用丛林肉也维持了这一传播链，工业畜牧养殖使微生物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病原体武器化和生物恐怖主义越来越受到关注。经济发展和全球互联有助于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监测和应对这些威胁。快速的DNA测序，在野外使用更为方便的实验室设备小型化，通过建立控制中心和利用数字资源来追踪疫情的能力是我们武器库中的强大武器。
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点，与第10章和第11章所讨论的前现代流行病的相对规模接近的任何事物都会导致世界上数亿人死亡，这远远超过最悲观的估计。此外，全球未来的任何疫病流行都可能主要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当时的治疗干预措施几乎没有什么用，1918—1920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所造成的死亡率受人均收入水平的严重影响。今天，因为医疗干预将减少严重疾病暴发的影响，高收入国家的死亡率将更低。从2004年“西班牙流感”报告的死亡率推断，全球预计5000万~8000万的死亡病例中的96%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复杂的武器化可能会使一个更强大的超级细菌产生，但释放这样一个细菌几乎不符合任何国家层面的行为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生物恐怖主义可能只有很小的成功机会，更不可能真正导致全国或更广范围内的人口死亡。
第二点涉及未来流行病对经济分配产生的后果。很难想象今天世界的传染病引起的突然的灾难性死亡会像农业时代那样铲除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我们甚至不知道导致5000万~1亿人或3%~5%的世界人口丧生的1918—1920年全球流感对物质资源的分配是否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一时期发生的“一战”产生了平等化影响。尽管现在一般性感染（如流感）会更严重地影响到穷人，但当整个经济基本保持不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推测，穷人阶层的死亡危机将会推高低技术劳动力的价值。如果一个当代的流行病真的成为灾难，即夺走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生命，那它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被遏制的，并且国界和社会经济范围也无法阻止它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它对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代经济体及其高度差异化的劳动力市场的破坏性影响，可能大大超过与劳动力供应和资本存量估值相关的平等化效应。即使在一体化程度极低的农业社会中，瘟疫引发短期混乱后，富人的状况也不会比穷人好多少。从长远来看，分配后果将通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新方法塑造：在被瘟疫耗尽的经济中，机器人最终可能代替许多工人。
我们不能断定，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暴力冲击在未来将不会出现。无论规模多么小，一场大的战争或一个新的黑死病可能粉碎已建立的秩序，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做出最经济的预测：四个传统的矫正力量目前已经消失了，而且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出现。这使人们对未来平等的可行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历史的结果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矫正分配的历史也不例外：制度安排在决定压缩冲击的分配后果中是至关重要的。统治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强制权力的变化使得瘟疫提高了一些社会中的实际工资，但其他社会的不会；世界大战使一些经济体的市场收入分配扁平化，却在其他经济体中促使雄心勃勃的再分配制度出现。
但是，每一个已知的大矫正时期背后，总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为什么约翰·洛克菲勒实际上比一代和二代后最富有的同胞富裕一个数量级，为什么《唐顿庄园》描述的英国被一个以全民免费医疗和强大工会闻名的社会取代，为什么在全球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第三季度的贫富差距比这个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小得多——事实上，为什么100代人之前的古代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就已拥抱平等的理想，力求将其付诸实践，这些背后都有一个重大原因。为什么在3000年以前埃及低地地区的高大、强壮的埃及人不得不仅用旧衣服裹着埋葬了他们死去的同伴，或者仅仅使用粗制滥造的棺材处理尸体；为什么罗马贵族的后代为了得到教皇的赏赐物而排队，为什么玛雅酋长继承人与普通大众吃一样的食物；为什么拜占庭和埃及的农民、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木匠，以及现代早期墨西哥的雇佣工人比其前后两个时期的同龄人都赚得更多、吃得更好，这些背后也有一个重大原因。这些重大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共有一个基本特征：对既定秩序的大规模的暴力破坏。有史以来，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改朝换代的革命、国家衰败和流行病引起的对不平等的周期性压缩，总是使任何已知的完全和平的平等化手段相形见绌。
历史不能决定未来。也许现代化是真的不同。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完全不同。它可能会使我们走向这样一个奇点：所有人融合成一个全球互联的、人体和机械合二为一的超有机体，无须再担心不平等。或者技术进步可能将一个被生物、机械、电子技术和基因强化的精英从普通人类中分离出来，将不平等推向新的极端，而后者永远被他们的霸主所拥有的更优越的能力压在谷底。或者上述两者都不是，出现我们无法构想的结果。然而科幻小说只能带我们想象到这里。我们暂时停留在我们所拥有的心灵和身体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制度之中。这表明矫正的未来前景渺茫。对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而言，保持和调整精心制定的高税收和广泛的再分配制度，或对亚洲最富有的民主国家而言，保留其非常公平的税前收入分配以遏制不平等的上涨趋势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不平等的上涨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而增加了动能。它们能否坚持到底是值得怀疑的：不平等在各地都在不断加剧，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否定现状的趋势。如果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越来越难实现，那么任何使它们更平等的企图一定面临更大的障碍。
几千年来，历史在不断上升的、稳定的不平等和暴力压缩之间交替着。从1914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几十年里，世界上的富裕经济体和共产主义政权都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的矫正过程。从那时起，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一个可能会长期存在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收入集中的回归。当未来变成历史，人们可能发现，和平政策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应对今后日益增长的挑战。然而，有其他选择吗？我们所有珍视经济平等的人都应该记住，它在巨大的悲痛中才会出现，例外情况很罕见。对你希望得到的东西，一定要抱着一个慎重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