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呢？我的回答是历史可以提供许多不平等的动态，但是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答案。让我们从此前的分析开始。集约型经济增长可能引起物质资源分配上的日益失衡，但物质资源分配失衡并不（总）是由其直接引起的。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在一些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实际不平等状况达到了非常极端的水平，但是，名义上的不平等最终是由产出规模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状况决定的：产出越多的经济体，资源越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可以得到理论的支持，尽管现实中不一定这样（其成立条件在附录中）。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基本联系体现在人类从觅食到驯养动物这一转变过程中。这一转变第一次使得普遍的资源分配不平等成为现实，并且使情况趋于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与库兹涅茨式的转变不一致：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这一社会视为由部分觅食者和部分农民组成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应用暂时加剧不平等状况的双部门模型。更重要的是，人类从觅食向驯养动物的转变并没有给予人们实现平等化的希望。人类的定居、农耕和代际传承的物质资产的膨胀只是增加了潜在的和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而没有提供减少暴力冲击的其他机制。 [1]
驯养动物和农业（有机燃料）经济确立之后的几千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转变。这首先是由于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受到了限制，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往往会引起现有不平等压力的上升。其次，缺乏矫正不平等的机制。这是因为非农业经济部门的发展不可能逾越一定的阶段，这就使得做任何库兹涅茨式的转变都是不可行的。然而，经济变迁只是驱动不平等演变的一个因素。驯养动物增强了（国家的）强制力，助长了难以想象的、规模空前的掠夺行为。国家的形成、巩固和日益扩张以及政治权力关系失衡加速使收入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情形下，大大缩减不平等程度是不可能的，除非暴力灾难短暂地取代了根深蒂固的等级结构、剥削结构和财产所有权结构。因为在前现代历史中，源自大规模群众战争或者革命的再分配政策非常罕见，冲击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是国家失灵或流行病。若没有这些冲击，不平等水平就会一直居高不下。在任何给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变幻莫测的国家政权更迭，各大洲之间的竞争，统治者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制衡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的程度。
从长期来看，历史记录表明，如果在上述（不平等程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外，探究不平等的变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系统性联系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在前现代社会，这两种主要的矫正不平等的力量往往引起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尽管国家失灵或制度崩溃会减少人均产出，社会均等化的结果却是加剧了社会的贫困。但是，一些重大流行病所带来的影响恰恰相反：社会均等化的结果是马尔萨斯约束软化，人均生产率水平提高，普通群众消费增加。我们可以观察到，在黑死病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不平等状况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欧洲经济充满活力时还是在其停滞不前时，社会不平等程度都在上升。像早期的诸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现代化国家，尽管它们的结构类似，但是不平等带来的结果不一样。一般来说，在前工业化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演变过程中，政治权力关系和人口比经济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随后的从农业向工业、从有机燃料经济向化石燃料经济的大转型（工业革命）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社会不平等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转变之前特定社会中的不平等水平，但是，工业革命通常保持甚至进一步强化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形存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和商品生产国中，随后被大规模战争和革命的暴力冲击终止。
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经济能力和国家建构的不断发展日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控制，这一状况就难以改变。直到1914—1950年的“大压缩时期”，我们都难以找到显著的、能充分证明的与暴力冲击无关的缩减物质不平等的案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前现代的例子似乎只局限于16—18世纪葡萄牙的部分地区，也可能包括17—19世纪中叶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在现代，瑞典，挪威，可能还有在“一战”爆发前几年的德国的突然衰落使我们很难预测其长期演变趋势。意大利的发展仍然很不确定，也难以对这一范例提供更多的素材。即使我忽略某些案例或提供出新的证据，毫无疑问，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现象在历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许多国家，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收入尤其是财富平等化已经持续了一代人左右。并且，这种矫正效果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一矫正过程通常很难（如果可能的话）摆脱极端暴力的根源。就连前几年看上去最有希望成为和平矫正范例的拉丁美洲，现在看来也不免令人失望。 [3]
（可支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水平不可能一直上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它会受到人均产出水平上限的约束，而人均产出在长期内相当坚挺：本书的附录探讨了其基本动力学。历史经验表明，在没有发生暴力矫正不平等事件的情况下，相对于理论上的最大值，不平等水平通常处于高位，而且它还会在随后较长时期内维持高位。在经济从暴力冲击中复苏的时期，在中世纪的繁盛时期（在欧洲是16—20世纪），在美洲的一个较短的时期，或者在过去几十年，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收入和财富的高度集中现象。这些反复出现的趋势表明存在着适用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既适用于农业社会，也适用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既适合成长中的经济发展时期，也适合停滞的经济发展时期。这种趋同性凸显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跨文化研究和理论创建的必要性：正如我一开始所说，要合理地解释各种在断断续续的矫正之后，一再驱动不平等水平（紧跟）的各种力量，需要一本篇幅类似甚至更长的书去说明。
“主要原因是财富上的巨大不平等吗”：从不平等到暴力？
两个重要的问题仍需探讨：一是如果暴力冲击对减弱和逆转不平等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暴力冲击就一定会出现吗？二是如果这些暴力冲击不发生，那么不平等会一直存在吗？第一个问题更为传统，这涉及对历史原因的分析，第二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了反事实分析。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
没有证据表明，前工业化社会内部包含发生实质性和平矫正的萌芽。但是，我们怎样判断对既定的权力、收入和财富等级结构的暴力破坏是随机的外生性事件，还是很大程度上源自高度不平等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精英政策和权力不平等一方面使大多数前工业化社会极不平等，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这些社会最终的解体。一个大帝国的形成尤其如此：它不仅仅要面对外部挑战者，同时也要抑制国内精英企图吸收并占有社会剩余的贪婪，由此会剥夺统治者统一各个疆域的财富。在第2章，我已经提到中国和罗马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一趋势。然而，借用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话说，对于这种稳定的相互作用，我们是难以想象的：
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确实触发了种种暴力，这些暴力通常具有破坏性，它们最后会使不平等水平下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暴力也会毁坏其他东西，其中包括数百万人的生命和巨额的社会财富。很高程度的不平等水平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但它不会自行下降。恰恰相反，在此过程中，它会引起战争、社会冲突和革命，这些暴力会降低社会不平等。 [4]
“最终”的随意使用凸显了这种观点的严重缺陷：如果较高的不平等是人类文明所默认的条件，人们就容易推出这种条件与几乎已经发生的任何暴力冲击之间的联系——更难的是去解释这些类似的、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冲击没有发生或者缺乏这些冲击时会怎么样。
彼得·图尔钦是一位从人口生态学转向历史学的学者。他试图把国家失灵及其对平等化的影响理论化和内生化，这是一项颇具雄心的尝试。他的长期循环的综合理论描绘了一种典型的发展过程，即在一个大致可预测的时间框架内，宏观社会结构逐渐削弱，之后逐渐恢复。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增长给环境承载力施加了压力，降低了与土地有关的劳动力的价值。这一过程有利于精英致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反过来，这又会加剧精英内部的竞争，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这一危机又反作用于如下人口动态学：减少人口压力，让现有的精英阶层承担更大的风险，并支持重建国家制度的军事精英的崛起。对历史案例的研究被用来检验这些预测，也突出了精英行为和围绕人口和财政因素的竞争的极端重要性。 [5]
这种内生化可能会降低诸如流行病之类的主要或完全是外生性力量的重要性。这些外生因素会受到社会条件（包括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影响，但绝不是由社会条件导致的。然而，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暴力冲击可以被合理地内生化，从而产生一种关于收入和财富集中程度波动的更稳定的模型，这也并不影响本书的核心主题。不管它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必要的冲击在本质上都是暴力的。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些冲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失衡、社会失衡和经济失衡的影响，这些失衡如何导致了实际不平等。这些失衡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能够更好地将暴力矫正不平等整合成一个连贯的、由精英行为和人口引起的对建立国家和结构性不平等的分析叙述中。改朝换代的革命和国家失灵的案例就为检验这个命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果想要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则需要单独写一本著作。就目前而言，我只想敲敲警钟。尽管精选出合适的例子去支撑长期循环理论或较完备的模型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这些观点最终需要依据其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文献能够佐证的程度来判断其优劣。
想想1800年左右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地方的不平等程度要么很高，要么在上升。法国大革命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案例，它先后经历了人口上升压力、精英的贪婪、使人痛苦的不平等和暴力终结不平等这样一个周期。长期以来，荷兰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一直在不断上升。反对君主制的一派借助于法国的武装干涉，宣布成立巴塔维亚共和国，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国内冲突的产物。其不平等状况可以用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来解释。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的不平等程度也一直在上升，但没有引发任何重大危机。外国势力的多次入侵——这主要是一系列外生事件，势必要求极大地改变收入的分配状况。收入分配的改变反过来又引发了美洲南部、中部地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这一过程同样可以追溯到国内的紧张局势和半岛战争这一外生触发性因素。最后，英国也存在与所有其他社会相类似的物质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但它并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国内动荡。把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变化或在战争中的表现无疑具有吸引力，但是，当我们考虑的复杂变量越多，应用连贯、清晰的内生性理论来解释广泛的现实案例则越困难。因此，我们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6]
“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另一种结果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如此。历史有其局限性。任何关于不平等的历史描述都必定聚焦于（我们认为）实际发生的事情上，并试图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发现我很容易对此毫不在意。正如利奥波德·兰克在1824年多次引用的名言，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进行探索，则应该“如实直书”——那就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历史记录表明，暴力冲击是从古代到20世纪最强大的平等化力量，而非暴力机制通常无法产生类似的结果。然而，倾向社会科学的人会不同意这种观点。反事实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地确定那些产生既定结果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得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通过暴力方式矫正不平等只是破坏了原本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来矫正不平等的社会，那该怎么办？
诚然，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难以找到。如果罗马帝国没有衰落，它的贵族会与被压迫的民众分享他们的巨额财富吗？如果黑死病没有发生，英国的劳工就能说服他们的雇主将他们的工资增加两倍或三倍？对这些问题或任何类似问题的回答肯定是“不会”。甚至没有一种看似合理的替代方案，即通过和平机制可能也会引起同样的变化。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甚至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帝国通常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流行病注定会在某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发生。永不衰落的罗马帝国或没有瘟疫的世界都不是现实的反事实情境。如果实际的冲击没有发生，他们最终也会被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直到最近，仍然找不到一个可行的，能替代周期性的暴力矫正不平等的方案。
但是，如果现代社会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游戏规则，那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因为很容易找到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备选方案，比如大众教育、选举权的扩大、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工业时代的任何其他的新特征。公正地说，本书的观点一直是悲观的。对一个更乐观的观察者而言（比方说，一位经济学家会传播现代的库兹涅茨曲线，政治学家也避免依赖西式的民主和其他开明制度所产生的荣耀），现代三十年战争的动荡及其持久的影响仅仅先于由现代社会的各种福祉所带来的和平、有序和完全内生化的平等。这段历史没法拒绝为这个事情提供必要的澄清，严格地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尽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事实，但是仍有必要深入地探究这种特定的反事实。如果没有发生世界大战，那世界将会怎样？一个完全和平的20世纪似乎是一个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的反事实分析。鉴于当时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的事实和主要欧洲国家性质及其统治阶级的特征，某种程度上的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反事实分析并不能解释战争开始的时机或者持续时间和战争的惨烈程度——至少难以解释在“一战”结束之后，新的冲突爆发又是如何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7]
从理论上说，我们希望能够研究两个不同的西方世界，即一个被全面的战争和萧条的经济摧毁的西方世界，以及一个毫发无损的西方世界。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才能假定生态和制度不变，从而只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这种自然实验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实验是不明智的，对卷入战争的人来说则是悲惨的。顾名思义，世界大战是指战争囊括了非同寻常的地理范围。因此，反事实预测逼近现实世界状态的情形是非常少见的，尽管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美国和日本都以相对较低的限度的方式参加了“一战”。在正式参战的19个月和时间明显更短的作战中，美国参与的时间很短，其征兵率仍然比欧洲国家低得多。日本的贡献更是微不足道——不仅是相对于其他参与国家，而且相对于10年前和俄罗斯的高风险战争都是如此。与欧洲主要的交战国不同的是，美国、日本的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是短暂的，之后不平等程度日益回升。
“二战”比“一战”在全球内波及的范围更广，可供我们选择的国家更少。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找到那些没遭受重大损失或未受重大影响的发达国家似乎是不可能的。瑞士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其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份额只有轻微、短暂的下降，并且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自1933年开始报告以来一直相对稳定。我们只好选择最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他们在制度和生态上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只能指望这些国家了。显然，阿根廷（就像南非一样）在“二战”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并且，在矫正不平等和财政扩张方面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在1945年之后，由于外国的干预，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对于不发生全民战争和革命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矫正不平等的重大举措这一观点，我们现有的证据少得可怜。 [8]
当然，这个猜想离定论还很远。人们有理由认为工业国家如果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如果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我们暂时把整个20世纪想象成一个没有暴力冲击的世界，或者设想所发生的这些战争迅速结束，并且导致新的持久的权力平衡——这一点有点不可信，那么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将会如何演变呢？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资本的破坏和贬值，激进的财政再分配政策，以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种形式的干预，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将不会像1914年—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样大幅下降。人们所观察到的矫正不平等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根本没有一种看似合理的反事实机制能够在一代人的时期内产生如此之大的改变。但是反过来的话，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让我们考虑一下囊括整个20世纪的4种理想情形的典型结果（图14.1中1~4）。第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悲观”的情形是一个具有19世纪特征的模式的延续。在欧洲，这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黑死病的结束时期；在美国，至少可以上溯到其独立之时。在此期间，收入和财富先后经历了逐渐上升和日益集中的两个阶段。在那个时候，西方（和日本）的不平等水平一直很高，但相对稳定，一个永无止境的镀金时代被根深蒂固的富豪控制。在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不平等水平可能上升更多，而其他一些原本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所缓和，最突出的是英国。
图14.1 20世纪反事实分析的不平等的趋势
这一结果虽然在前现代历史中长期稳定的时期内是非常现实的，但在20世纪出现显得过于保守。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社会保障立法和收入或财产税，扩大选举权，并允许组织工会。尽管这些努力还没法达到后来几代人的标准，但是他们为后来大约两代人推进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制度和理念上的基础。在我们反事实分析的和平世界中，这些政策想必也会继续实施下去，尽管速度会有所放缓。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程度。
但是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不平等呢？第二个情形是最“乐观”的反事实分析。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政策和大众教育会慢慢地促使收入和财富逐渐分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良性过程现在已经或多或少地赶上了几十年前（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时期或整个时期所经历的不平等水平。然而，如果假设不经历一个暴力引起的“大压缩时期”，稍后的不平等程度将最终会以类似的规模减弱，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这种假设结果与资本和资本收入的作用有关。虽然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国家通过调整财产税和干预市场经济来蚕食资本收益，但是很难想象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资本会在类似的规模上被摧毁和贬值。既然20世纪的平等化是一种重要现象，不管耗时多长，较小破坏性的环境会使整体不平等大幅度下降变得更加困难。
在我们和平的反事实分析中，不太可能实施现实生活中其他的措施：边际所得税率超过90%，征收财产税，对商业活动和资本回报率进行大规模国家干预——比如对工资、租金和股息等方面的管制。也不会发生那种灾难性通货膨胀，那种通货膨胀已经消灭了几个国家的食利者。我们也需要消除共产主义的收入均等化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1917年之后的俄罗斯、1945年之后的中欧和1950年之后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政策中，而且还间接体现在这些国家对西方和东亚国家的资本家进行的惩罚措施上。最后，一个和平的反事实世界不会出现类似于1914年之后的全球化进程的中断。全球化的中断会阻碍贸易和资本流动，并且促成各种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配额以及各种其他的管制。在现实世界中，“二战”之后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逐渐克服它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更大、更持久的影响。通过一些措施的实施，全球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完全恢复。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过去150年连续的、真实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再加上迟来的或许还不完全的非殖民化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精英所带来的意外收获。 [9]
考虑到反事实分析中缺少这些强大的矫正不平等的力量，最合理的结果似乎是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规模比实际历史中的规模更小（多小？）。即便如此，第三个比较“折中”的情形也可能过于乐观了。如果我们假设反事实世界中的技术进步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技术进步（在长期看来这是合理的），则不会有那么多使当代观察家苦恼的关于不平等的压力。从技术进步到计算机化使复苏的部门收入分化到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成为可能，直到不平等下降到接近我们现实世界的水平之前，他们才会感受到这些压力，而且那些没有受到世界大战的暴力冲击的社会，难道也没有能力顶住这些冲击？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情形是，由于社会民主和大众教育削弱了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不平等水平在20世纪的中间50年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那之后又出现了反弹，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确实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也许是4个反事实结果中最合理的一个），不平等水平可能已经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常见的水平，这使我们处于一个比目前发现的更糟的境地（图14.1）。
虽然对这些理想、典型的反事实的相对价值做更长远的思考是徒劳的，但这会帮助我们理解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实施了真正的矫正不平等的措施，则会有多大程度的不同。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循序渐进地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平等的可行性，即使几乎没有实际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第二，我们必须假定还存在一个处在相对和平条件下的世纪：任何比较严重的反事实冲击，无论其时间和细节如何，将会使我们回到真实世界，但强化了通过暴力实现平等的优势。第三，我们需要假设，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暴乱，20世纪早期存在的资本积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破坏了，当然，这需要更大地发挥你的想象力。第四，我们必须相信任何平等都不会被我们观察到的上一代人的不平等力量逆转。前三个条件必须适用于所发生的、所有重大的、非暴力方式实现的平等，而这4个条件都要求不平等水平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平等程度大体类似。这是一大难题，它强烈地表明，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暴力冲突，发达国家目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会远远高于如今的水平。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它到底高出多少。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一观点无关紧要，不仅是因为它不可能被证明，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与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不是一回事。但这样想是错的。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平等的反事实分析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而显得极其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在不发生大压缩的全球暴力时，不平等现象会否减少，或有多大程度的减少，我们该如何判断目前以及未来的平等化前景呢？相对于所有引起我们注意的区域性危机，在我的反事实分析中概述的相对和平、稳定和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事实上就是今天大多数人所生活的世界。这些条件是如何影响当前的不平等状况的，它们对未来的矫正不平等意味着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