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波动”：增长、技能和不平等
到目前为止，我分析的这些过程几乎都没有为和平性的矫正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非暴力的土地改革、经济衰退和民主化可能偶尔起作用，但是对于不平等状况没有系统性的负面影响。显著平等化的土地改革或者奴隶的解放通常都明显和暴力活动相关，这种关联性为本书的核心观点提供了进一步支持。低收入群体大规模地向国外迁移，有可能降低特定人群中的不平等程度：例如，有猜测认为，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人在“一战”前的一代人时间内移民到新世界，在工业化不平衡的时期，这有助于稳定甚至可能降低意大利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群体占比。这种类型的转移起到了一种人口学上的矫正作用，这类似于第10章和第11章讨论的流行病的作用，但更为温和。然而，虽然移民可能是一种既和平又有效的平衡手段，但大规模发生时才能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且（至少对最小群体以外的人而言）这取决于非常特定且历史上罕见的情况。最为显著的是在19世纪中叶和“一战”期间，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较小程度上所发生的类似情况。实际结果可能相当复杂，这取决于移民群体相对于原籍人口的构成和汇款的作用。由于所需要的资源和很多东道国的政策，今天向外的移民常常来自社会当中境况较好或者受到良好教育的那部分群体。另外，如果没有考虑移民对于接收群体的不平等化效应，移民对不平等程度影响的任何评估都可能是不完整的。 [1]
这样，我们就只剩下有时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一种压制力量：经济发展。乍一看，国家财富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毕竟，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其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低于前几代人的水平，而且与许多欠发达的经济体相比，它们往往表现得很好，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有石油蕴藏丰富国家的更可靠数据，例如那些波斯湾国家的数据，我们可能会得到更高的不平等程度，将外籍居民包含在内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因此需要通过排除那些严重依赖商品出口获得经济发展的国家，来限定高人均GDP和温和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任何联系。但是，这种复杂的情况与出现的问题相比相形见绌，因为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富裕西方经济体，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一般都是由20世纪上半叶的大规模暴力冲击，以及由此助推产生的政策和经济后果决定的。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尽管这些社会现在都很富裕，而且通常并不是特别不平等，但后者不一定是由前者造成的。考虑到这些转型冲击的严重性和它们对整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影响，讨论不平等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意义并不大。 [2]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从两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贡献：通过考察人均GDP本身与这些不平等测度有着系统性关联的主张，以及聚焦于没有牵涉从1914—1945年的（如果我们将亚洲的革命包含在内，则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暴力性混乱的那部分地区。或者更确切地说，聚焦于那些没有像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和亚洲大部分国家一样直接牵涉其中的地区：非洲、中东，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区。
我们将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发展相关联并受其驱动这一思想的经典表述归功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回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作为研究美国收入差距的先驱，提出了一个刻意简化的模型。如果城市中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农村，也许收入分布得更不均衡，那么超越传统农业模式的经济进步最初会提高不平等程度，城市化也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例和城市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由此扩大了收入差距及整体上的不平等程度。一旦人口的大多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这些差距将会缩小，这是一个对更为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城市工人不断提高的政治权利做出响应，从而被工资水平的提高所强化的过程。这最后一个的因素，反过来又通过如税收、通货膨胀和对资本回报的控制等财政政策抑制富有阶层更高的储蓄率带来的不平等化效应。因此，按照库兹涅茨自己的话来说：
人们可能因此认为，不平等的长期波动是长期收入结构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当从前工业化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是最为迅速的；然后暂时变得稳定；进而在后期一些阶段缩小了。
值得注意的是，库兹涅茨认为政治因素相当重要，特别是对于缴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发展：
（在财政措施和福利收益方面，）为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必须强调长期波动的下行阶段，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长期过程中的扩大和缩小趋势发生了逆转。
然而在他的模型中，即使这些因素，也发生在经济变化之后，并且其预测在逻辑上取决于经济变化，基于这一原因：
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波动趋势应该被视为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
尽管库兹涅茨自谦地将其这一贡献的特点描述为：
也许5%是根据经验数据信息得出的，同时95%来自推断，其中一些可能被一厢情愿的想法“污染”了……这种预感需要进一步调查。
这一模型最终变得非常著名。它变得流行起来，并不仅仅是因为像皮凯蒂在某种程度上敏锐地观察到的——它表面看起来是乐观的，并且为资本主义经济体提供了“‘冷战’期间的好消息”，也是因为它似乎与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实证数据十分匹配，这些数据是库兹涅茨不可获得的。 [3]
跨国数据的集合将不同地方的人均GDP与不平等程度联系起来，表面上为库兹涅茨的预测结果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将其应用于全球数据集合，并且在一张图上描点后，通常会产生一条倒U形的曲线。低收入国家通常要比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出更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更低（见图13.1）。
图13.1 不同国家2010年的人均同民收入和基尼系数
这种在不同国家产生的重要趋势已经被当作反映跨时变化的代理变量，以支撑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强烈的经济增长首先上升然后下降的观点。因此，可以预测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理想类型经济体中，其不平等程度会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沿着这条倒U形的曲线发展。 [4]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着多重且非常严重的问题。数据质量是我们的一项顾虑：利用世界不同地区的大量观测数据进行的调查，只有在它们能容忍有问题的精确度和可靠性的证据时才是可行的。可靠的结果要求数据在不同国家之间是完全兼容的，但实际上常常并非如此。而且，更糟糕的是，跨国面板实际上越来越明显地被大规模的宏观区域特性破坏。因此，在这些面板数据中出现倒U形曲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两个不同地区，即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极高不平等程度造成的。根据一项在2005年前后进行的135个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调查，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处于最高位置。在那个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中最富有10%群体的收入份额平均占41.8%，而世界其他国家的均值为29.5%。如果排除拉丁美洲和一些高度不平等的南部非洲国家（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或者用区域虚拟变量代替，倒U形曲线就在跨国样本的图中消失了。不管是基尼系数，或者是最高收入的十分位被用来衡量不平等程度，结果都将如此。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国家间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到亚洲和东欧的中等收入国家，再到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其人均收入水平现在一般都集中在0.35~0.45之间的收入基尼系数范围内。不存在系统性的取决于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曲线。相对于人均GDP而言，不平等结果一般都相当具有异质性，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当中，具有较高不平等程度的美国和较低不平等程度的日本及部分欧洲国家并存。 [5]
因此，国家内部分析已经成为记录人均增长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的唯一可靠方式。一项1998年实施的纵向数据的开创性研究没有发现支撑库兹涅茨命题的证据。在分析的49个国家样本当中，有40个国家，在其经济随着时间推移获得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显著的人均GDP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形曲线关系。在剩下的9个样本中，有4个国家的数据支持的是与倒U形分布相反的情况，这看起来颠覆了这一模型。49个国家中只有5个表现出显著的倒U形模式，尽管其中两个遇到了数据异常，为这一发现蒙上了疑云。这就使得我们仅剩下3个国家样本具有显著的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库兹涅茨式关系——其中一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相当小的国家（墨西哥和菲律宾是另外两个）。尽管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调查的时间跨度可能太短因而不能产生更为可靠的观察结果，这些研究的发现也不能激发人们对库兹涅茨命题的更多信心。 [6]
其后，长期的国家内部调查没有为这种假设的关联提供太多实质性支撑。现在看来能找到的最好例子就是西班牙，1850—2000年，其收入的基尼系数先是上升，然后出现了下降。如果我们准备扣除20世纪40年代和第6章中分析的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政权建立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剧烈短期波动，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长期性增长，即从19世纪60年代的大约为0.3的基尼系数值——此时的人均GDP约为1200美元（用1990年的国际美元表示），增长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0.5~0.55的峰值，这时的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到1960年，整体水平下降到0.35左右，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从农业向工业逐渐转型的结果。反过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拉丁美洲国家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中总体上没有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一种整体上的倒U形曲线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在人均GDP为2000美元的时候，同样没有达到不平等趋势的转折点：英国在1800年左右达到这一水平，美国大约是在1850年，法国和德国则是在20年之后。同时，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在这些经济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也没有像1865—1907年间那样，明显地下降到更低的水平。 [7]
最近的另一项研究聚焦的是农业人口的相对份额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用来检验库兹涅茨最初的两部门模型。预测的相关性再一次没有得到证据的证实：它没有在不同国家出现，同时在单个国家内部也不显著。最后，当我们用非参数回归方法比较多个国家内部时间序列数据的时候，也没有出现经济产出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规律联系。这种方法表明，即使在人均GDP的可比水平上，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也有很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趋势的时间和方向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总而言之，在识别倒U形模式和一些支撑性例子的持续性努力之外，大量的数据也无法为库兹涅茨60年前首次展望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系统性关系的观念提供支撑。 [8]
经济发展和不平等之间存在可预测的联系吗？答案取决于我们的参照系。我们必须考虑到存在多个库兹涅茨周期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一些波动，其存在会干扰那些被设计用来寻找单一曲线的测试。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经济转型引发不平等现象应该少有质疑——不仅是从农业到工业系统，而且是从采集到农业模式，现在则是从一个工业化经济到后工业化的服务经济。但是，矫正效应又如何呢？就像我在附录中提出的，有效的不平等（相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理论上的最大可能的收入集中程度）并不总是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传统的名义不平等衡量标准并不能很好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在某些发展阶段，经济的进步预示着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主要的替代性选择与长期历史中的证据更为一致，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时候，不平等程度的暂时性上升不大可能被逆转。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集中在所谓的“教育和科技之间的竞争”。技术变化决定了对特定技能的需求：如果供给滞后于需求，收入差距或者“技能溢价”会上升；如果供给赶上了需求或者过度增长，溢价则会下降。然而，这适用于一些重要的事项。这种关系主要适用于分析劳动收入，但不大可能影响资本的收益。在财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社会，这必然会削弱特定类型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总体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此外，在早期，除技能外，对劳动收入的限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奴役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或半依赖性劳动可能扭曲收入差距。 [9]
这样一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在前现代社会当中，为何技能溢价和不平等性没有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欧洲的部分地区，我们可以把时间回溯到14世纪。技能溢价的崩溃是对黑死病做出的反应，因为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了，我在第10章中分析了这一过程。在欧洲的中部和南部，一旦人口得以恢复，技能溢价就会再次上升，然而直到19世纪的末期，技能溢价在西欧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且是相当稳定的。后一个结果是不寻常的，部分原因似乎是熟练劳动力的灵活供给，还有部分原因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有助于维持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两者都受益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改善。然而，尽管中世纪末期技能溢价的下降伴随着一种普遍的收入不平等的矫正，但后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远远没那么直接：1400—1900年，西欧稳定的技能溢价并没有转变成稳定的不平等状态。 [10]
一个经济体变得更为发达，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就会更好，就可能出现更多的技能溢价导致整体的收入不平等。我们必须问，控制技能供给的机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大规模教育是现代西方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是一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受到国家间竞争驱动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教育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一次性的暴力冲击是很敏感的。美国19世纪末期以来的技能溢价的演化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29年，手工行业中的技能比例要比其在1907年的水平低得多。不过，大部分的下降集中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在我们拥有数据的5个职业中，22年时间里，有4个职业的净减少发生在1916—1920年间。在那个时候，“一战”提高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且重塑了体力劳动工资的分布。战时通货膨胀和冲突带来的移民流量的降低也促进了这一突然而强有力的均等化变动。白领和蓝领收入的比率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再一次地，1890—1940年间，整个净下降主要发生在1915年—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这几年之间。 [11]
工资离差的第二次压缩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造成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新的强烈需求、通货膨胀和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这就导致所有男性工人中，顶层与底层群体的工资份额的比率不断缩小，同时降低了有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1939—1949年间，教育的回报率经历了戏剧性的下降，不管是受过9年教育的工人与高中毕业的工人相比，还是高中毕业的工人与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相比，都是如此。尽管与战争相关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后来提高了这一均等化的压力，但即使是提高的大学入学水平也无法阻止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的部分性恢复。20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和20世纪40年代的急剧下降是仅有的存在记载的这种量级的变化。因此，即使不断增加的教育机会有助于限制以技能为基础的工资差距——它们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暴涨，但实际的矫正几乎完全限定在此国经受了战争引发的暴力冲击的相对短的时期内。 [12]
“如果你把智力和专业能力与社会良知结合起来，你可以改变一切”：没有冲击的矫正？
现在我要谈谈我的第二项策略，即通过在没有直接遭受过1914—1945年间的暴力冲击以及之后的余波，同时也没有经历过革命性转型的那些国家中寻找不平等程度减轻的例子，识别出经济的平等化力量。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这种方法以和平方式为矫正提供了少许坚实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没有出现长期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葡萄牙和瑞士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下降与最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信息是冲突的。后苏维埃国家已经部分地从1989年或者1991年由贫困剧增导致的不平等程度的迅速上升中恢复过来。中国和印度这样非常大的国家，以及其他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和越南，都经历过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上升。这4个国家一共占据世界人口的40%。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例如在泰国，抵消的情况是很少的。在中东地区，据报道，埃及在20世纪80年代及21世纪经历过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强调了这一数据的缺陷。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革导致不平等减弱后（本文第12章关于土地改革的一节对此进行了讨论），波动幅度不大，也许是这个国家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其他例子包括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的伊朗，以及21世纪的土耳其。以色列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尽管市场收入不平等仍然相当稳定，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累退式再分配模式。 [13]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时被视为和平性的收入均等化的受益者。然而这种印象依据的是不可靠的基础：对所有28个可以获得这一时期的标准化收入基尼系数的国家而言，除了1个国家以外，基础数据都是匮乏的，同时不确定性的边界范围通常也很广。在南非这个有着高质量信息的单个例子当中，不平等程度依然相当平稳——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在其他27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观察不到显著的趋势，同时在另外5个国家当中，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升了。28个国家中仅有10个出现了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它们仅仅占到总样本人口的1/5。更重要的是，相关基尼系数的置信区间往往很宽：在95%的置信水平上，它们平均在12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9~13个点之间（这一均值对不平等程度不断下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而言，大体上是相同的）。在许多例子当中，这些变化幅度超过了不平等程度隐含的变化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一个整体的趋势。然而，即使我们准备按照其表面上的数据接受这些结果，它们也将不会指向一个不平等程度降低的持续性过程。尽管该区域中的一些国家近年来能够很好地享受一种和平性矫正力量，这里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可靠证据，能在此之上做出关于这种发展的本质、外延和可持续性的更一般结论。 [14]
给我们留下最大和最好记录材料的例子的就是拉丁美洲。在我们拥有数据的区域中，大多数国家从21世纪以来都表现出收入差距的显著降低。更为细致地思考拉丁美洲的发展是有道理的。根据此前几章中讨论过的暴力性矫正力量，这整个地区为我们提供了能在这个星球上找到的，与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和北美最为接近的——尽管在很多方面不是特别接近的反事实。作为最罕见的一些例外情况，即拉丁美洲没有受到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性的革命这样强烈的暴力冲击的影响，它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温和的环境中探索不平等状况的演化。 [15]
一系列的代理变量数据和创造性的现代复原可以帮助我们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可靠的收入基尼系数数据通常只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能得到，那时一些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数据在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不能完全信任更早一些时期的研究发现。即使如此，追踪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演化过程已经变得可行了，至少在大体上是如此。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保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是由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到正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所驱动的。事实证明，这一进程对精英阶层的益处过大，并加剧了不平等程度。 [16]
出口驱动的发展，在“一战”之后首次放缓，“一战”抑制了欧洲人的需求，并且当大萧条在1929年袭击美国的时候，它就陷入了停顿状态。“二战”进一步减少了至少部分形式的贸易活动。1914—1945年间的这些年份，表现为一个转型和增长减速的时期。在6个有相关文献资料的国家中，这段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持续上升，经过人口加权之后，基尼系数从1913年的0.377上升到1938年的0.428。尽管避免了被直接牵涉进这些战争当中，拉丁美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在区域外发生的暴力和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之下。贸易中断和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流入是最重要的后果。这些冲击预示着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结束，经济自由主义开始衰落，同时向不断增加的政府干预转变。 [17]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通过更为强烈地促进主要针对国内市场的工业能力适应了这一全球趋势，并且通过依靠保护主义的措施来促进这种发展。这最终恢复了经济增长，并且在收入分配方面留下了烙印。在整个区域范围内，这些结果的差别很大。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提升了中产阶级、城市部门，以及白领工人在有工资的劳动力中的比例。这些变化有时伴随着更具福利导向和再分配性的政策，并且被其强化了。外部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1942年关于社会保险的《贝弗里奇报告》和其他一些西方战后计划项目，都启发了南美洲南部国家的社会保障计划。不平等程度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影响。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时被弱化，例如在阿根廷，也可能会在智利；有时它们增长了，最明显的是巴西；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们首先上升，然后下降了，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这些地方，非熟练劳动力的巨大存量和对技能劳动力的高需求提高了不平等程度，直到这些压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消退为止。 [18]
尽管文献中普遍地提到了我们在向更大程度的收入平等化迈进，但人口加权的基尼系数展示了一个不同的情况，特别当我们关注的是更长时间内的净结果时更是如此。在我们有数据的、可以回溯到1938年的6个国家当中，除了1个国家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那一年到1970年之间都上升了，同时人口加权的总体收入基尼系数从0.464变成0.548。在一个有15个国家的更大样本中，其中13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50—1970年间上升了，整体样本中的增长更为温和地从0.506变成0.535——以国际标准来看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在经历了不平等程度净下降的3个国家当中，有2个国家的这种改善实际上仅限于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它们与胡安·庇隆激进的中央集权和再分配性政府相吻合；在危地马拉，它们发生在一场血腥的内战期间及之后。委内瑞拉因此成为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和平性矫正的主要候选国，如果我们接受另一组不平等状况估计——这些估计表明1930—1970年间的矫正是由经济及（和平的）政治变革推动的，那么智利可能也会加入这一行列。 [19]
20世纪70年代，用以维持保护主义政策和国有化产业的公共借贷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失落的年代”，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贫困扩大了。这反过来刺激了经济自由化，从而开放了区域经济并促使它们融入全球市场。在不同的国家中，不平等的后果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整个地区表现出来的是，人口加权的收入基尼系数有温和的增长，每10年的提高要略微小于2个百分点，并且在2002年前后达到了峰值。 [20]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各种经济条件下都提高了：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制度、经济停滞和自由化。在4个有着最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中，人口加权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870年的0.348一路上升到1990年的0.552；有6个国家从1913年的0.377变为1990年的0.548；有15个国家从1950年的0.506上升到1990年的0.537。尽管这样的结果掩盖了局部的变化，并且平缓了暂时的波动，尽管准确的数值常常不为人所知，这种长期的趋势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至于能够发现的进步，它仅仅是20世纪下半叶不平等程度上升过程中的一个轻微的减速。正如我们在图13.2中能看到的，临时的矫正效果是短暂的，同时仅限于经济下行的那些时期，这是由20世纪第一个10年和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生在英国、美国的宏观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80年代国内和国际因素导致的深度衰退所触发的。 [21]
图13.2 对拉丁美洲收入基尼系数的估算和推测：1870—1990年（分别对4、6、16个国家人口加权的平均值）
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演化过程的最新阶段开始于2000年之后不久。这也许是历史记载中的第一次，收入不平等状况在整个地区都下降了。在所有已经产生了相关数据系列的17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在2010年的收入基尼系数要低于它们在2000年的水平。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或许还有危地马拉，成为仅有的有记录的例外。对其他14个国家而言，市场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从0.51下降到0.457，同时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从0.49下降到0.439，或者说每种测度的下降都超过5个点。这种收缩从其规模和地理范围上而言都肯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需要我们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它使得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从印度这个典型的高度不平等社会的水平降低到更接近于美国的水平，然而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使得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从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水平提高到比美国这种西方国家中没有争议的“不平等冠军”依然高7个点的水平。因此，不要高估这些变化对于拉丁美洲收入异常失衡的分配的影响。 [22]
更为糟糕的是，从2010年开始，这种下行趋势在略少于一半的、我们有数据的国家中持续存在（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在那些年份里，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巴拿马和秘鲁的不平等程度都相当稳定，墨西哥和巴拉圭则开始攀升，或许在洪都拉斯也是如此，只不过缺乏这里的证据。哥斯达黎加总是与整个区域的趋势背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不平等程度一直都有轻微的上升。所有这些对于20世纪第一个10年所发生的矫正的原因和可持续性都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这会不会是一种短暂的进步呢？
一旦这个区域中的国家已经越过了某种类型的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即此时这些经济体已经变得足够富裕，从而收入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那么几乎不可能将这种矫正解释为它是对不平等程度的库兹涅茨式向下压力的结果。在2000年，不平等程度下降的14个国家中，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家（分别是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人均GDP相差7.6倍。虽然偏向较低的一端，这一较宽范围的离差还是非常整齐的：有5个国家的每年人均GDP的均值在1000~2000美元之间，有另外5个国家在2000~4000美元间，其他4个国家则介于5000~8000美元之间。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排除在接下来的年代中观察到的同步矫正是与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可能性。正式的检验已经证实，尽管这些年有强劲的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模型也不能解释大部分我们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23]
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确定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几个原因：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和强劲的国外需求，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压缩；从先前加剧贫困水平的非平等化宏观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由更迅速的经济增长驱动强劲劳动力市场；以及某些政府转移对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效应。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因素中的第一个特别有希望成为长期维持平等化的一个潜在的和平性动力。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往往伴随着教育系统的扩张，这种扩张一直在持续，同时增加了熟练工人的供给，这反过来降低了更高层次教育和技能溢价的回报，也因此降低了整体的劳动收入不平等性。技能溢价的降低更多地归因于供给的改善还是需求的下降，这个问题并没有单一的答案。在一些国家，溢价缩小是对更弱的需求的反应，例如在阿根廷，这就为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布下了疑云。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因为有着中等或者高等教育程度的工人的实际（而不仅是相对的）收入面对更弱的需求下降了。萨尔瓦多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忧的例子：对所有工人来说，实际工资都下降了，但受到更多教育的工人下降得更多。这就可以作为一种提醒，平等化的结果并不总是来自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 [24]
在某些情况下，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产生的分配收益可能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根据一项惊人的发现，现在玻利维亚的教育价值如此之低，以至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与那些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工人相比，工资溢价为零。这就指出了技能溢价降低的一个替代性或者至少是补充性的原因。随着接受超过基本水平的教育机会的增加，教育的质量可能已经恶化了，同时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可能很差。这种悲观的观点得到了一些证据的支持，秘鲁和智利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以及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中学教育与雇主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造成的后果产生了负面效应。 [25]
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可能是更为短暂的。国际上对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缩小了农村工人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效果已经弱化了。2002年以来的一些平等化倾向，仅仅代表了之前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不平等程度的暂时性暴涨的一种恢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根廷，1998—2002年间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崩溃使得大部分人口陷入贫困。从那时起，稳定的经济复苏，以及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转移，降低了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压低了技能溢价，使得不那么富裕的一半人口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因此，阿根廷也拥有了更强大的工会和更多的政府转移支付。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同样在相似的恢复过程中经历了一些不平等程度的缓解。根据一项估计，如果我们排除从危机中恢复而产生的平等化效应，2000—2005年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平均下降，其变化大约都表现在基尼系数的小数点后一位上，因此是非常温和的。更普遍的是，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带来的不利短期效果的减少发挥了一种缓和的作用。每年平均4%的经济增长，换言之是此前一些年代实际值两倍的强劲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但据估计这仅占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变化的一小部分。此外，这些有利的条件不再适用，因为这一区域的年GDP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的5年都在下降，从2010年的6%变为2015年预估的0.9%。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巴西——目前这个区域最大的经济体，据说将经受住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所有这些都让人怀疑进一步矫正的前景。 [26]
最后，作为一种消除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工具，政府转移支付的扩张吸引了相当多的公众关注。例如在巴西，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转移支付的规模、覆盖面和分布的变化能够解释大约一半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家庭补助”计划已经触及1100万贫困家庭。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拉丁美洲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的实际规模仍然是非常小的。事实上，大量贫困家庭的存在，使得即便是相对不多的转移支付（大约为GDP百分点的十分之几）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并可能带来平等化效应。然而，西欧国家的总收入往往与可支配收入差别很大，而在拉丁美洲，它们则基本上不会这样。人们已经为此找了多种原因。以国际标准看，拉丁美洲征税的数量相对于GDP而言比较小，同时收入税特别低。同时，逃税现象也非常普遍，部分是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部分是由于存在规模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对于整个区域而言，平均的收入税免税额大约是人均GDP的两倍，在一些国家，累进税率只适用于很高的收入水平。政府收入的缺乏因此严重限制了转移支付的潜力。更为糟糕的是，一些福利计划反而有助于产生净不平等。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不成比例地有利于那些在收入分布的前20%的群体——他们主要是有着正规就业安排的城市工人，同时歧视农村人口和在非正式部门的人。只有一些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会不同，因为它们大多支持的是在收入分布的下半部分的人群——但是它们也只是在不受收入限制和更多倒退形式的福利抵销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样。 [27]
为什么拉丁美洲的财政再分配政策如此脆弱？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回到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即暴力冲击的革命性力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方的累进制财政系统牢牢根植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这种经济发展并不是衡量财政再分配程度的有效指标。1950年，当西方国家和日本正忙于对富人征税和建立雄心勃勃的福利体系的时候，在德国、法国、荷兰、瑞典、英国和加拿大，人均GDP（1990年的国际美元标准）的范围是4000~7000美元，在日本是接近2000美元。那个时候，即使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也没有大幅度高出西欧国家。这些数值在那个时候，大体上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样领先的拉丁美洲经济体是一致的，与今天更大范围的拉丁美洲国家相同：在这一区域的8个最发达的主要国家中，等价的人均GDP在2010年是7800美元，在一个更大的样本中平均为6800美元。按照这一标准，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现在的平均生活水平，要比1950年的美国平均水平更好一些。 [28]
这表明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约束并不是由其经济表现决定的。在全世界，不仅仅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千百年来，暴力冲击已经成为财政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血腥的跨国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拉丁美洲历史中只起到了非常小的作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不平等程度多么严重。本区域所特有的许多特征都被援引来解释这一现象，尤其是种族主义、强迫劳工和奴隶的殖民制度的遗毒，以及庇护主义和寡头势力的持续存在。然而，我们试图使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的规模持续存在合理化差异时，没有出现的那些因素可能是同等的，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先不说其合理性，收入平等化的重大突破的可行性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29]
与教育、外国投资、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的公共支出有关的政策，大体上解释了21世纪以来在拉丁美洲发生的矫正效应。更纯粹的经济因素以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从之前的危机中恢复的形式为平等化做出了贡献，但已经被证明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更为短暂的。随着经济复苏和外部需求的下降，进一步的矫正将要求更为激进的财政调整，以促进教育（考虑到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如果它源自不断下降的需求或糟糕的教育结果，那它就是好坏参半的）和扩张再分配性的转移支付。这一始于10多年前的矫正是否将会持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多案例中是重新开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从现在开始的5~10年里，我们将对这一趋势的可持续性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30]
我的结论是，拉丁美洲的经验只为和平的不平等程度的弱化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证据，同时，至少在现在，缺乏暴力冲击就绝没有持续和实质性的矫正效应。在过去的150年中，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各种阶段都伴随着一些偶发的反转，这些反转与例如西方宏观经济危机这样的外部因素，或者与在一些例子中激进的或者暴力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尽管很难不赞同玻利维亚总统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的格言，即“如果你将智力和职业能力与社会良知结合在一起，你就能改变一切”，拉丁美洲的历史对暴力方式在矫正不平等问题上居首要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反驳能力。 [31]
此外，本章和前一章分析的这些力量当中，没有一种对于物质不平等有持续的抑制作用。和平的土地和债务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和经济增长都是如此。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时而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时而不能：简而言之，这里甚至没有统一的结果趋势。当现代经济发展使得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相对于物质资本上升，同时当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等主要是教育供给的一个函数的时候，关系到后者的平等化政策可能看起来特别有价值。即便如此，尽管由于教育在工资差异上的影响，对教育上的投资可能确实是一种可行的非暴力矫正机制，但在历史上它一直被卷入不那么和平的进程：20世纪当中，关于美国技能溢价有记载的大幅波动再次显示了战争在影响社会政策和经济回报中的重要性。如同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工会化也是如此。再分配性的财政和福利政策确实减少了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是它们的规模和结构也往往与暴力冲击及其长期影响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西方和东亚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对比，另一方面是拉丁美洲的状况，提醒我们要注意这种基本的联系。即使在评价了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替代性原因之后，我们也无法逃避这一事实，即不管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潜在的暴力，长期以来都是平等化政策措施的关键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