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死砍掉那些有罪的富人的头颅”：法国大革命
类似的情况在以前发生过吗？在更早的时期，出现过显著矫正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革命吗？我们将再次体会到，20世纪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前现代社会并不缺少从城市和乡村爆发的民众起义，然而它们通常不能改变物质资源的分配。和大规模动员战争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在前工业化时期，革命很少成为矫正不平等的手段。
在对传统权威的早期挑战中，在大众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的法国大革命，似乎特别有希望通过冲突实现平等的目标。在旧体制临近终结的时候，法国仍然是一个收入和财富差距很大的国家。我们做出的最好的估计是，法国当时的收入基尼系数大约是0.59，和同时代的英格兰差不多，尽管估计的误差范围较大（在0.55~0.66之间）。严重不平等的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可支配收入的分配。贵族占有全部土地的1/4，却免于缴纳主要的直接税，并成功抵制了一些新税，比如1695年的人头税和1749年的所得税。神职人员的情况大体相似，拥有全国1/10的土地，还得到一些钱，虽然不到财富总额的1/10，但数量仍然可观。因此，直接税几乎完全由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负担。另外，富裕的资本家可以通过购买贵族头衔和官职来逃避缴税，实际的税大部分都落到农民和工人的头上。在各种间接税中，盐税是最重的一种，它强制性地对每个购买食盐的家庭征收，再一次严重打击了穷人。总体上讲，这是一种具有高度累退性质的财政税收体系。
而且，农民还承担了对贵族和教会的各种封建义务，比如徭役，以及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其他义务。只有少数农民得到了足够的土地（只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得到土地），大部分的农业人口都是佃农和无地的劳动力。在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情况进一步恶化。人口压力加大，封建权利越来越被强化，公地牧场面积缩减，导致拥有少量牲畜并且只能艰难维持生活的贫困农户被驱逐。这一切造成了农村的贫困化以及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1730—1780年间，土地租金翻了一番，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从事农业的人的工资上涨速度，城市工人也受到不利影响。 [1]
旧政权及其机构的解体在1789—1795年间分阶段展开，当局推行了若干有利于穷人的措施。1789年8月，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废除“个人”的封建权利，虽然拖延到了第二年才得到正式执行。尽管地租仍然有效，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行抵制，暴乱于1789年末、1790年初开始蔓延。农民闯入领主的庄园，焚烧账本。伴随着动乱，出现了广泛的暴力抗税（间接税）行为，导致征税工作停滞。1790年6月，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所有个人封建义务（例如徭役）最终被废除，公地按命令被分配给本地居民。随后的巴黎议会多次对农村的动乱做出了响应，废除了严苛的最不得人心的教会什一税。然而，由于新增加了税种，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引发了新的愤怒。“实际的”封建权利（比如每年的义务）名义上仍然有效，除非农民用年率的20~25倍的价格来买断土地对地主做出补偿，这种妥协性的安排遭到农民的抵制，他们拒绝赎买或者干脆起来造反。在1792年，农村暴力的大爆发引发了全国大范围的反封建运动，并演变成著名的“城堡里的战争”。
1792年8月，在巴黎人攻入杜伊勒里宫后，立法议会意识到需要用更广泛的改革来解决农村暴力问题：所有的土地使用者因此成为所有者，除非地主能够提供真实的地契，然而在习惯法主导的年代，地契并不常见。即便这个最后的规定也在1793年7月被雅各宾派政府废弃。至少在字面上，对一直在支付固定租金、在法律意义上是佃农实际上是小农户的几百万农民来说，这体现了对财富进行的重新分配。据估算，全国有40%的土地——那些已经被农民占有但是还没有被合法化的土地在1792年被正式私有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废除了和土地相联系的所有封建义务。需要着重注意的是，从1789年8月的反封建措施出台开始，农村改革就受到国民制宪议会对“来自下面的威胁”（群众行动）的担忧驱动。越来越趋于暴力的农民激进主义，和大都市的立法改革，被带入“一个不是导向妥协，而是导向相互激化的辩证过程”。 [2]
对土地的征收和再分配有力地推动了对不平等的矫正。1789年11月，国民议会把教会的全部土地收为国有，用来解决预算短缺的问题，同时还不需要增加新税。这些土地名为国家财产，以大地块的方式进行销售，实际上更有利于城市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场主。即便如此，据估计农民还是只获得了其中大约30%的土地。从1792年8月开始，流亡贵族的土地也被征收和出售，这次土地被划分为更小的地块，也因此更有利于穷人，这一举措反映了立法议会追求更平等的分配的愿望。农民最终获得大约40%的土地，并且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款项分摊到12年以上来购买被没收的土地。这么做能够帮助到那些条件不足的人，然而当快速的通货膨胀严重地侵蚀到贷款的利息时，这种方式对所有的买主都开始变得有吸引力。总的来说，再分配的规模十分有限：全国仅有3%的土地被农民以这种方式得到，而且贵族和逃亡者可以通过中间人来秘密收购土地。尽管没收土地对不平等有矫正效果，但也不应该被高估。 [3]
从1790年开始，国民议会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被点燃。最初有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作为支持，然而由于发行规模太大，因此5年后其损失的价值超过了原有价值的99%。这对不平等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通货膨胀等同于对所有人征税，其效果是累退性质的，因为富人用现金保存财富的比例比其他人要低得多。同时，通货膨胀也会在几个方面有利于穷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土地和牲畜的实际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被降低了。固定的货币型地租（逐渐替代了实物地租的交租方式）也会更加有利于租户。通货膨胀消灭了农村的债务，同样有利于穷人。另一方面，除非债务完全无效，债务人用贬值了的纸币还债，旧体制的债权人只得到部分的支付。那些购买官职然后又失去了官职的人，得到的补偿是贬值了的货币，这对精英阶层极为不利。顶级官职一般被贵族所购，这意味着投入腐败交易中的大多数资本都损失了。 [4]
旧的财富精英受到了沉重打击，不仅封建特权遭到废除，教会财产也被国有化，然后流亡者及其政治对手的财产也被没收。为1793年的战争做大规模动员导致赋税增加：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地区，为了筹集所需的资金，富人被强制借出钱款。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开出了适合付款者的名单，并且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必须支付。另外，政府推出新税对富人进行盘剥，这些做法尽管不合法，但十分有效。在“恐怖”时期，数以千计的人以怀疑囤积或者违反价格管制的名义被收监。仅仅巴黎的革命法庭就以这些罪名宣判了181例死刑。犯人的财产被收为国有，更加刺激了人们把富人挑出来当作目标。本节标题部分的引言出自代表约瑟夫·勒庞的一次演讲，他说：“对于那些对共和国犯下罪行的人，我们应誓死砍掉那些有罪的富人的头颅。” [5]
逃离法国的贵族越来越多。最后，大约有16000人，超过贵族总人口的1/10，动身去更安全的国家。全面的迫害始于1792年。在第二年，政府下令公开销毁证明贵族身份及其封建权利的文书。然而只有很少的贵族丢掉性命：16594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当中，只有1158个是贵族，不到贵族总人数的1%。然而，贵族在死刑犯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并且在“大恐怖”时期达到了高潮。仅仅在1794年6月和7月的6周内，就有1300具无头尸被埋在巴黎东门外一个叫皮克普斯花园（前修道院花园）的两个坑穴里，其中1/3是贵族，包括王子、公主、公爵以及大臣、将军和高级官员，还有很多为贵族服务的平民。 [6]
留在法国并且活下来的一些人，讲述了他们的幸运和遭遇的损失。如迪富尔·德·舍韦尼伯爵所记录的：
在大革命的头三年，我损失了作为领主的23000利弗尔的收入……包括路易十五授予的由皇家财政提供的养老金以及其他几项收入……我遭遇过国民卫队的入侵、雅各宾政府的重税、各种打着爱国捐献名义的征用和没收，只保住了我的银器……我入狱4个月，造成了额外的支出……我最好的树被海军运走，不到一周之后，我又不得不把被征用的谷物运到布鲁瓦的部队仓库……还有些我没提到……我全部的领主文书都被烧毁…… [7]
只要革命让富人受损并且使穷人受益，对不平等的矫正就能够发生。即便矫正的方向明确，其程度却难以估计。在收入分配方面，废除封建义务为工人带来积极影响，对地主则产生消极影响。战争中的群众动员同样有助于提升实际工资水平。从程度上看，1789—1795年间成年男子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上升1/3。在法国西部的某个地区，收获工人的工资收入占农作物收成的比重从1/6上升到1/5。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同样表现出上涨的势头：在18世纪80年代—19世纪第一个10年，工资比粮食价格的上涨速度更快。 [8]
在财富分配方面，土地所有权分配的变化同样导致了不平等的下降。在某个新区，1788年神职人员和贵族曾占有全部土地的42%，到180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2%，而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从30%上升到42%，然而这同样表明，中间阶层才是受益最大的群体。在法国西南部有一个地区样本：不依靠去外面打工或者救济，仅靠手中的土地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的比重从46%下降到38%，而那些有足够土地的农民的比重则从20%上升到32%。从长期来看，这种转移巩固了小型农场和小块农田，确保它们在贫困条件下还能够维持下去。改革远远称不上一次彻底的对土地财富的再分配。在很多地区，拿破仑时期的最大地主属于大革命之前相同的家族，1/5~1/4被没收的土地，最后还是被原来家族的成员赎回。贵族仅仅是永久性地失去了他们1/10的土地。 [9]
克里斯蒂安·莫里森和韦恩·斯奈德有一个大胆的尝试，他们对法国收入分配的变化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顶层的份额出现下降，底层的份额则上升（见表8.1）。 [10]
这种比较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考察对象仅限于法国劳动阶级，精英食利阶级则被排除在外。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估计并不能让我们对大革命时期（1789—1799年）和较晚的拿破仑帝制时期以及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区分。我们同样无法确定，和这些数字反映的状况相比，在改革活动最激烈的18世纪90年代的前半段实际发生的变化是否更大，以及大到什么程度。例如，拿破仑的追随者买下了本应该由穷人获得的土地，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有25000个家庭，其中多半是贵族，因为财产曾经被征用而得到补偿。可能性很大的一种情况是，收入分配在18世纪90年代曾经暂时性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在一代人之后，又出现了逆转。 [11]
表8.1 法国的收入分配份额，1780—1866年
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法国大革命导致的任何结果可以和20世纪大革命造成的矫正相媲美。土地所有权、财富集中还有收入分配的改变，都发生在边缘地带。对受影响的人而言，这种影响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他们的估计正确，收入最低的40%的阶层，收入占比上涨了70%，这表明法国社会最贫穷阶层的境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实现彻底的转型。产生这种结果是由于针对有产阶级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暴力行动：无论它让当代保守的观察家感到多么震惊，这种和后来的标准相比手段和雄心相对克制的革命，其带来的矫正作用还是更小。
“把一切交给上帝，以作公用”：太平天国运动
在这个研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一次特殊的革命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原因有二：它的社群主义理想，以及造成的巨大暴力规模。1850—1864年，太平起义军控制了中国东部和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这场前所未有的血腥冲突，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场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运动，为千百年来大众对于“天国”的期望所激发。不得志的洪秀全发动了这场革命，他把中国传统的群众反抗和基督教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愿景和计划。它激起了民众广泛的仇恨，从对清朝统治的抵抗、对政府官员的憎恨，到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次运动始于1851年，发轫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起义军主要由农民组成，再加上一些烧炭工和矿工。其队伍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1852年，变成了一个500000人规模的武装队伍，1852年可能达到了200万人的规模。这个被称作“庞大的穷人军队”的队伍，席卷了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并且很快占领了南京，南京被确定为的天国的新首都。为了实现对千百万人的控制，太平军的领导人大力提倡上帝崇拜，以及一个更为世俗的目标——把汉族从外族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社会性的任务：既然只有上帝才可以拥有一切，因此，至少在概念上，私人产权的观念就不可以被接受。起义军歌颂普世的兄弟情感，这意味着所有人同属一个大家庭。这些崇高的情感在1854年年初发布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里第一次得到了最直接的表达。它基于的前提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家人，人们放弃自己的全部私用物品，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并作为公用，平等划分每个地方的土地，让每个人衣食无忧。这是上帝派遣太平军拯救世界的原因。 [12]
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土地都被等额划分，分配给成年男女，小孩能获得一半的份额，并且采用“有田同耕”的方式。按照生产力高低，土地被划分等级并进行平均分配以实现完全平等。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土地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相同的份额，就会有一些人迁移到其他能获得土地的地方。每个家庭可饲养5只鸡和2头母猪。每25个家庭可建立一个中心仓库，用于收集和储存超出他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剩余粮食。这种高度平均主义的世俗天堂，早就存在于早期的“均田制”的观念之中，然而奇怪的是，周期性的再分配运动从来没有实现过长久的平等。
这种监管（如果确实如此）几乎不起作用——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方案真正得到了实施，或者广为人知。在太平军发展的早期，尽管有一些富人的房子和地产遭到了侵占，本地的村民也因此分到一部分财产，然而大部分财产还是落入太平军之手。这些活动从来没有发展成一个更广泛的再分配方案，更不用说实现系统的土地改革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农业共产主义社会。面对清政府的抵抗和最终的反攻，太平军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证维持自身运转的收入。因此结果是，传统的地主–租户关系大体上保持不变。或者，最多在边缘地带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江南地区，大量清王朝时期的土地和税收档案被销毁，有很多地主，或者是逃了，或者不再能收取地租。新政权的实验，是让农民把税直接上缴给政府的代理人，然而这种做法被证明无法长久。税收可能比以前降低了，然而佃户对高地租要求的抵制也变得更加容易。太平军剥夺了富人手中清王朝时代的特权，无论用总额还是用净值计算，都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收入分散。由于租户的强硬抵制，地主不得不承担特种税的全部份额，收入下降的压力显而易见。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导致任何系统性的矫正，“乌托邦”般的方案中的那些设想从来没有被付诸实践——甚至连实践的意图都不曾有。之所以说连实践的意图都不曾有，也许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普遍保留传统的土地租赁关系之后，太平军的领导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封官赐爵，过上了后宫成群和宫殿遍地的奢侈生活。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对太平军的暴力镇压，造成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清政府并没有镇压一个平等主义的实验，因为这样一个实验从未存在。无论是它社群主义的教义，还是它广泛的农民军事动员，都没有造成重大的矫正效果，即便它有过类似的尝试，也无法保持下去。在1917年之前，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目标和前工业化时代的客观现实之间的鸿沟，即使通过武力也无法消除。 [13]
“乡下人借助武力来改变命运”：农民运动
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大体上是相同的。农民是大部分历史记载的主角，在前现代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主要由土地所有权和农产品控制权的配置决定。因此，对用革命手段矫正不平等的任何研究都应该特别关注农民运动所造成的影响。这些事件通常很普遍：时间和空间上的明显差异，更可能与证据的性质而非实际条件有关。因此，尽管它们频繁发生，却很少有农民运动转变成能带来显著矫正效果的真正革命性的运动。 [14]
最有希望的案例，再一次地出现在比较近的时期。墨西哥1910年革命后紧随着的土地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墨西哥一直以来都经受着巨大的资源分配不平等，这可以追溯到阿兹特克时期。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获得了面积巨大的土地和数量众多的强制劳动力。1810—1821年的独立战争，克里奥尔和梅斯蒂索精英接替了富裕的半岛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富人和政府勾结，获得了更多的土地，而且还能通过日益增长的商业化获利。在革命爆发的前夕，贫富差距达到相当极端的水平。1000个家族和公司控制了总共6000个庄园，占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1600万的全国人口，2/3在农业部门就业。大部分的农民少地甚至无地。其中一半农民是对土地只拥有弱小控制权的小农，另一半则是被大农场雇用，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地租和劳役负担。债务把雇农和土地绑在一起。在墨西哥的中央州，只有0.5%的户主拥有财产，仅有856名个人拥有土地，其中的64个大农场占有的土地超过全部私人土地的一半。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的统治阶级手中。 [15]
革命始于精英派系之间的争斗，他们原本并没有土地改革的计划，但是农民因此受到鼓舞，进而追求他们自己的土地再分配目标。农民武装接管了大农场。最出名的是，在南部，由埃米利奥·萨帕塔领导的农民部队占领了大型庄园并推动了土地的再分配。激烈的农民运动造成的状况，使得影响力本已下降的中央政府不得不着手处理。在承认公众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前提下，1917年出台的新宪法将征用合法化。这些仅仅是出于平定农民武装的需要：因此，地方暴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立法，才是驱动再分配的关键动力。即便如此，直到1920年年底，给穷人分配土地的进展依然十分缓慢，同时地主还获得了一些优惠，比如对征收进行封顶。1915—1933年，大部分再分配的土地都是品质低下的土地。直到1933年，每年只有不足1%的土地被再分配，其中，实际的耕地还不到1/4。地主可以申请禁止令，而且因为担心外国干预，对大型庄园的征收也难以推进。
“经济大萧条”造成失业增多、收入下降，最终加大了压力，土地再分配的速度在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激进派政府手中得以提升，石油工业也在1938年被国有化。1934—1940年间，大约40%的耕地被征用，雇农同样获得了分配土地的资格。土地被转交给了佃农、工人以及少地的农民，以合作农场的方式进行组织，但还是分块耕种。对基层农民的动员再次为推行这些措施提供了必要的激励。结果到1940年，有一半的土地为土地改革所覆盖，并且有一半的农村穷人因此受益。10年后，拥有土地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1910年的时候仅有3%，并且到1968年，有2/3土地被转移。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体现了在选举民主制下，大规模的再分配和矫正所面对的阻碍以及各种冲击（比如农村暴力以及后来的大萧条）在启动和加快再分配活动中的重要性。尽管墨西哥并没有出现类似于革命或激烈重组的情况，然而在面临既得利益者抵抗的情况下，对农民的动员创造出了持续推进再分配的动力。即便是更为活跃的卡德纳斯政府，也一样严重依赖这种动力输入。 [16]
20世纪50年代的玻利维亚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1951年和1952年的革命针对的是压迫本地农民和西语族群的寡头势力。大部分印第安人要么成为在大庄园干活的农奴，要么居住的村落被庄园夺走了最好的耕地。在起义过程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占领了大庄园、烧毁庄园里的房屋，迫使在外庄园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所有权。随之而来的是1953年开始的土地改革，改革者采取征用管理不善的大型庄园，以及缩减一部分庄园规模的措施。实际上，这次改革不过是对一直都在推进的过程的一次认可。覆盖全国农地一半以上的大型庄园被佃农以及附近的农民接收，有一半以上的穷人得到了更多的获得土地的机会。然而暴力抵抗并不总是能获得成功。1932年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萨尔瓦多农民起义短短几天内就失败了，并且还激起了军队屠杀大批农民的事件，史称“大屠杀”事件。随后推行的改革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实际上，成功的农民革命，即便在最近的历史中也不常见。我将在第12章讨论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在促进土地改革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大多数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 [17]
我们发现，从发展中国家最近的历史回到前现代时期，有关中国农民运动的史料异常丰富。肯特·刚·邓研究了不少于269个的案例，他认为，这些案例是从秦初至清末的2106年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农民运动。“平等”，特别是和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平等，作为目标被一再提出来，在反叛组织推行的措施中，财富和土地的重新分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大多数的运动并不成功，但仍然对鼓励税收改革和推动土地再分配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在这些案例中，反叛者力图推翻现有的政权，扮演“腐败政府机关的终结者”和财富再分配者的角色。在下一章，我们将在国家崩溃及其矫正效果的背景下回到这个问题。 [18]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反叛者明确提出了平等的目标，然而即使是反叛成功，产生实质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完全没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据说是放羊倌的反叛领袖，指挥着主要成员是农民的大型军队，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1644年，在被扩张的满人摧毁之前，他短暂地在北京自封为皇帝。虽然据说他蔑视财富，计划将富人的财产没收并进行再分配，甚至还要平均地权，然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和两个世纪后规模更大、更持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许多情况相同。 [19]
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因其独有的时间深度显得尤为突出。其他的古代社会能够提供的史料则要少很多。也许这并不是偶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社会，发生的是奴隶起义或者是与之相似的事件，并不是农民运动。从原则上讲，奴隶大规模地获得自由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矫正机制：在奴隶数量充足的环境，奴隶代表的是精英阶层所拥有的大量的资本，如果突然失去这种资本，将使财富分配的总体水平趋于平等。本书第6章描述的美国旧南方出现的平等化紧随在美国内战之后，就是有力的证明——然而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据说在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的入侵导致超过2万雅典奴隶逃跑，可以肯定的是这给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这仅是一次面对国内战争情况下的机会主义反应，并不是狭义上的造反。公元前370年，当美塞尼亚农奴——由斯巴达勇士–市民阶层拥有的公共奴隶因外来干涉而获得了自由时，相似的矫正也一定发生过。然而，这又是一次非自发的农奴运动。实际上，稍早前，在公元前462年发生的一次农奴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奴隶运动（大约在公元前136—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1年）如果能建立起独立的奴隶“王国”，就有可能通过剥夺大地主的房产和收入的手段实现矫正的目标。然而它们都没能获得成功，发生在公元前73—前71年的意大利著名的斯巴达克斯叛乱也没能获得成功。
后来罗马帝国的某些团体采取的暴力行为，经常表现出与农村动乱或造反所具有的平等愿望相似的特征。然而，把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罗马北非地区的围剿者看成某种“扎克雷”式农民起义的当代共识则缺乏实证基础，不过是用敌对的修辞把他们描述成对社会的威胁——“农村造反是反抗地主”与“信用票据来自债权人的勒索，应该归还给债务人”代表着阶级斗争保存下来的两条主要控诉。仅能确定的是，这个团体由暴力的流浪收割工人构成，他们在圣奥古斯丁时期曾经卷入基督教派别冲突。罗马高卢地区的巴高达人是一个更能让人信服的案例：他们首次以造反者出现是在公元3世纪，5世纪时又再次出现，明显是和罗马统治出现危机和弱化有关。他们宣布或者试图宣布地方控制，也许只是寻求填补权力的空缺：其中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这属于农民起义或阶级冲突，虽然存在很少量的证据让它有时看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20]
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有关农民起义的消息开始自由地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城市动乱，一直持续到现代初期。据统计，仅仅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就发生了不少于60次的农民造反运动和大约200次城市起义，一项范围更大的对中世纪意大利、佛兰德斯和法国的调查，收集到了更多的案例。1323—1328年发生的弗拉芒农民起义是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5年）之前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并且在早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大范围的成功。农民武装最初和城市选民结盟，赶走了贵族和骑士，并流放贵族和官员。1323年，造反的布鲁日市民抓获了弗拉芒的统治者路易斯伯爵，囚禁了他5个月之久，而且叛军一直控制着佛兰德斯的大部分地区。城乡利益冲突和法国军事干预的威胁，带来了1326年的和平，农民自治受到严重限制，并被要求加罚款和支付欠款。由于群众委员会挑选的农民领导人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些条款立即招致农民造反分子的拒绝。他们继续前进，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治政权，直至1328年被法国军队击败。在农民控制的地区，发生的矫正效果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他们没收了被驱逐者的土地进行再分配，靠税收和法庭建立自治。
平民对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和地主进行了反抗……他们为自己的城堡选出了首领，成立了非法的武装。他们冲出去，俘虏了所有的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地主和收税员。如果地主逃了，他们就摧毁地主的庄园……所有的反叛者都是平民或者乡下人……他们焚烧了贵族的豪宅……掠夺了他们在西佛兰德斯的全部财产。 [21]
后来的赔偿声明显示，对富裕地主的可移动物品和农作物的征用是有序进行的。然而不太确定的一点是，那些对反叛者的极端和暴力行为的指控是充满敌意的宣传还是基于事实：与杀害富人的暴行相关的证据零碎且可疑。相反，叛军被击败后，在卡塞尔地区对反叛者进行的野蛮报复导致3000多农民死亡的事件却被很好地记录在案。获胜的法国骑兵部队很快就开始屠杀平民，叛军首领也被逮捕和处决：
获胜后，法国的光荣君主并没有用善意来看待这些事情；国王是凭借上帝的全能实行统治的……他焚毁农民的村子，屠杀反叛分子的妻儿，为了留下永久记忆而对他们的罪行和叛乱进行报复。
随后是迅速的和解，伴随着压倒性的欠款和赔偿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造反失败源于它的成功：被严重动摇根基的精英集团，带着教皇的祝福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圣战武装，赶在其他地区的农民跟进弗拉芒的榜样之前将其镇压。因初级生产者的武装反抗而引发镇压力量，这是一个早期但有力的案例。在这种环境下，持续的矫正无法实现。 [22]
1358年发生在法国北部的“扎克雷”农民造反也是如此。然而，和弗拉芒起义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持续了两周，而且明显缺乏组织架构。农民袭击并摧毁了贵族的城堡和大宅，直到在梅洛战役中被马背上的骑士击败。精英集团记录了据说是农村暴民的恶行，其中，最恶劣的是让·德·贝尔描述的恶名昭著的行为——一个骑士当着妻儿的面被架着烤：
扛着武器和军旗，他们占领了乡村。他们到处杀人，屠杀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贵族，甚至还包括他们自己的领主，毫无怜悯之心……他们把贵族的房屋和城堡夷为平地……让贵族当着自己的妇人和孩子的面悲惨地死去。
然而，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农民实际上做了什么，统治阶级做出的反应是毫无疑问的：
为了恢复力量，带着复仇的渴望，骑士和贵族团结起来了。他们跑遍了乡村，四处放火，残忍地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农民，而不仅仅针对给他们造成伤害的那部分人。 [23]
无论实际的行为有多么暴力，这种地方性的起义并不可能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甚至连部分例外的例子都没有几个。比如，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很显然失败了。起义被为筹集对法战争经费而开征新税激发，但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它是被人民渴望保护自身收益的想法驱动的，黑死病带来劳动力成本上涨，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劳动法规和封建制度控制收益。这次运动很快被镇压了，尽管在此之前，反叛分子曾经占领了伦敦塔，洗劫了首都的宫殿和豪宅，亲自会见国王查理二世，并处决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首席大法官等大人物。动乱曾席卷大半个英国，尽管大多是在东部。无论反叛者是否真的计划了很多更激进和无情的暴行：他们绝不退却，直到所有的贵族和富豪被彻底消灭。
正如亨利·奈顿带有偏见地断言，没有哪一次造反能够获得成功。这一次造反行动在几周内就结束了：造反领导人被抓并被处决，超过1000个造反分子丧生。然而，尽管瓦特·泰勒的要求——“所有的人必须获得自由！”遭到致命的武力回击，尽管劳动法规仍然被保留，农奴制也没有被废除，毫无疑问，工人实际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持续的改善。但这与遭人嫉恨的人头税的下降关系不大。一种比反叛武装更加强大的暴力使矫正过程获得了推进的动力：卷土重来的瘟疫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在第10章和第11章中我们将看到，在和不平等做斗争的时候，细菌比人类的任何一次造反行动都更加有效。无论农民的暴力还是精英的反暴力，都远远不及大规模流行病造成的致死率。 [24]
只有极少的暴力能直接改善不平等状况，尽管只是暂时的。1401—1404年间，佛罗伦萨境内有超过200个山村造反，根据帕戈洛·莫雷利的记录，“没有一个农民不是欢天喜地地去佛罗伦萨并且要把它毁灭”，他们的决心足以使他们从城市的统治者那里获取其物质上的让步，尤其是免税和免除债务。然而，实质性的矫正效果并没有可能通过所谓的规定被保留下来。1462—1472年间，由于黑死病造成劳动力稀缺，封建领主压力日益增加，在加泰罗尼亚爆发的农奴叛乱同样也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其他分别于1450年、1484年以及1485年发生的西班牙叛乱也都以失败告终。在1514年，因被暴君要求参加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匈牙利的农民也造反了。在乔治·多萨的领导下，他们袭击庄园、杀死地主，然而军事失利使他们面临恐怖的浪潮。1524年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西欧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覆盖了德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试图保住瘟疫过后的收入，抵抗庄园主的封建权力以及其对公地的侵占，而且因为各种反权威思想的传播，这些目标得到了加强。虽然农民武装袭击了城堡，并且得到了修道院的支援，然而他们并不是寻求全面的矫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减税、限制或者废除庄园主的特权和农奴制。更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仍然被边缘化，例如迈克尔·盖斯迈尔呼吁要废除地位差异以及把房屋和矿产国有化。失败是普遍并且血腥的：在一系列战斗失利后，估计有为数10万的农民在战争以及随后的镇压中丧生。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精英集团的回应比农民的行为要残暴得多。 [25]
历史一直都是这样继续着。在1278年，保加利亚可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农民皇帝”的短命统治之下。养猪倌伊瓦伊洛，号召农民起来反抗鞑靼人的入侵，赶走了当时的统治者。然而和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把他的反抗看成一种社会运动相反，现代学者发现，“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和他的追随者对社会不公进行过反抗，或者是寻求过任何社会变革”——当然无论如何，他仅仅坚持了一年时间。1670年和1671年，在哥萨克人的支持下，俄罗斯南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斯捷潘·拉津发表了颠覆性的声明，其中的一条是要求惩治名流精英，废除等级和特权，促进哥萨克人的平等地位。运动在充满血腥的失败中结束。很多其他的例子也都是如此，1549年英格兰凯特起义，直接针对的是限制农民生计的圈地运动。1773—1775年的俄罗斯哥萨克叛乱，主要反抗农奴制的强化；1790年的撒克逊农民起义，是出于对贵族通过狩猎特权掠夺田地的愤怒；1846年的加利西亚农民起义针对的是封建特权；1921年的印度马拉博叛乱，同样是因地主权力被强化而发生的反抗。 [26]
现代人试图给混乱事件强加逻辑，以确定具体的民众关切和叛乱的原因。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斯，和地主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形仍然是罕见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反叛则常见得多，并且往往是因为财政被滥用。14世纪下半叶，因黑死病失控导致造反激增；16世纪的造反是出于对复活农奴制的抵制；在17世纪，则主要是反抗政府财政的扩张，直接税对农村的打击远比对城市的打击更为严重；最后，在18世纪后期，农民造反主要是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早就应该废除不合时宜的地役权了。农民造反在开始的阶段经常表现为抗税，包括1323—1328年的佛兰德斯农民叛乱，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1382年鲁昂的“哈雷尔”叛乱，1437年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造反，1514年符腾堡州的“穷人康拉德”叛乱，1515年的斯洛文尼亚农民造反，1542—1543年的瑞典达克战争，1595—1596年的芬兰俱乐部战争，1594—1707年间的4次法国农民起义，1653年的瑞士农民战争，1794—1804年的中国白莲教叛乱，1834年的巴勒斯坦农民造反，1862年的朝鲜农民造反，1906年和1907年的罗马尼亚农民叛乱的开始阶段，以及1920年和1921年的坦波夫反苏维埃战争。在1524年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1894年的朝鲜东学党起义，17世纪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主要的起义中，它也是一个基本的元素。以上列举仅仅是代表性的，并不完整。 [27]
和中世纪后期的例子相似，早期的现代农民运动很少能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产生显著的影响。德国农民战争为德国南部的农民赢得从长期看有利于他们的让步，成功抑制所谓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扩散——这种保护将他们和没有参加起义的北部和东部的农民分隔开。1653年的瑞士农民战争，更为迅速地造成税负下降和债务减免。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例子中出现的暴力反抗可能会有所不同，总体的面貌却十分清晰：明显的矫正并不在前现代农民造反的范畴以内。这是一个包含了愿望和能力的函数。正如伊芙–玛丽·贝尔塞的观察：“很少有造反能够成功夺取全部权力；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这么做。”的确，如同14世纪20年代的弗拉芒农民运动可能做过的一样，当他们离成功越近，释放出来的负能量就会越强大。 [28]
“人民万岁，让豺狼去死”：城市起义和城市国家起义
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甚至更适用于城市起义。在大多数的历史环境中，城市都是被广大的农村包围，人口的数量也远远不及农村人口。通过调动士兵、武器和周边地区的资源，统治者和贵族很容易就能平息发生在城镇的叛乱。1871年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只是一个近期的例子。如果说市民起义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的话，那应该是在那些自治的城市国家，因为当地的精英集团并不能随意地利用外部资源来平息叛乱。
在第6章，古希腊被看作大规模军事动员和共生性平等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问题由此产生：是否这种环境也能产生目标在于或者已经实现全面矫正的革命运动。激进的愿景当然会出现在戏剧或者乌托邦作品里。公元前392年，雅典上演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议会中的妇女》（Ekklesiazusai ），里面的雅典妇女废除了私人财产和家庭，颁布了人人平等的法令。4年后，在他的另一部喜剧《财神》（Ploutos）里，主人的不当财富被没收。在《理想国》（Republic ）这本书里，柏拉图曾经被一个想法困扰，这个想法是“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是有两个，一个是穷人的国家，另一个是富人的国家”。在后来的著作《法律篇》（Laws ）里，他设想最富和最穷市民的非土地财富的最大比例为4∶1。更加激进的乌托邦理想走得更远：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欧赫迈罗斯构想了一个叫潘加耶的岛，岛上的居民除了房屋和花园之外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大多数人都得到相同的生活用品。同一个世纪后期，伊本布洛斯描绘了一个太阳岛，岛上完全没有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人人平等、幸福美满。 [29]
然而，在古希腊的实践中，这些事情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和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一样，重大的矫正需要重大的力量。有据可查的最极端例子，可能是发生于公元前370年的阿戈斯的伯罗奔尼撒城邦的一场内战：当时有1200个富裕的市民在模拟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并且被人用棍子殴打致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交给大众。我们将会在第12章看到，伴随着政变的土地改革的记录虽然十分丰富，依然缺少我们在现代的革命环境中看到的那种大规模暴力。 [30]
真正激进的城市动乱一般都很少见。一个有名的例子和1342—1350年的帖撒罗尼迦城的“狂热者”有关：普通群众取得了城市的控制权，他们杀死贵族，没收了其财产并且重新进行分配。一些含有敌意的记载把他们视为极端主义分子，然而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过一个系统性的没收和再分配的方案。除了古希腊城邦文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意大利通常由独立的城邦国家群组成，是另一个可能产生雄心勃勃的城市运动的重要候选者。事实上，城市起义经常能被记录下来。然而和农民运动并不会频繁地跟地主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形相似，城市的暴力运动，即使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很少把目标指向资本家和雇主。由腐败和行业的排挤引起的骚乱更为常见，就比如抗税起义。而且，和农民起义仍然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尽管城市起义的目标相当温和，但仍然容易失败。一个很好的案例是著名的1378年佛罗伦萨的琼皮起义，其起因是纺织工人发现他们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这个行会制造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尽管曾经成功接管了城市，但他们的要求很温和：新建行会进行合并，以及对财富征税。即便如此，这场运动最后还是被血腥镇压了。 [31]
“所以他们被彻底消灭”：结果
这是《瓦卢瓦王朝前四王编年史》（Chronique des quatre premiers Valois ）在谈及1358年短命的“扎克雷”农民起义时所说的话——已被证明是贯穿历史的共同主题。1932年发生萨尔瓦多农民起义，在后来的镇压过程中，政府军屠杀民众，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据估计屠杀人数为8000~40000人。这种结果并不是完全出乎预料：因为在起义开始之前，叛军领导人阿方索·卢纳告诉政府的作战部长华金·巴尔德斯，“农民将用他们的砍刀赢得你们拒绝给他们的权利”，然而后者的回答是，“你们有砍刀，我们有机枪”。由于没有获得伊芙·玛丽·贝尔塞所说的“全部的权力”，农民起义并不能消除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即便这曾经是（虽然很少是）他们的目标。20世纪见证的巨大动乱所具有的暴力性征用和控制手段，并不适用于前现代社会。而且，它们还缺少坚定的意识形态目标。即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制造“恐怖”而备受非议的雅各宾派，也回避了全面的征用和平等化。他们并不知道，全国范围的真实恐怖最后将是一种什么局面。 [32]
所以，通过暴力起义来进行有意识的系统性矫正超出了前工业化时代革命者的手段。20世纪，我们才看到既拥有机枪又拥有激进方案的革命。只有在那个时候，《瓦卢瓦王朝前四王编年史》的结论才能够适用于另一端的领主和地主——最初始的1%。只有在那个时候，武力才足以被普遍地使用、获得充分转型的结果，并且持续的时间足以等到实质性的矫正的产生。虽然在前现代社会，暴力性的民众不满行为并不罕见，然而在社会的演变中，暴力能力及其适用范围提升后，才能追求激进的平等化政策，无论其成本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而言有多高。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最终的转折点。即使社会被无情的革命者深入渗透，被强制执行的平等化也只能维持在这些政权执政期间。一旦他们失去权力，要么像苏联和它的卫星国或者柬埔寨一样改变路径，要么像越南一样，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迅速回升。这种规律甚至适用于极为不同的环境，事实证明：前者会出现经济崩溃和爆发性的不平等状况，后者会出现巨大的经济增长和逐渐上升的不平等。 [33]
这种由“现代的”且经常是血淋淋的转型式革命带来的矫正，只有在潜在的或者公开的暴力本质能够抑制住市场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被维持下去。一旦压力减小或者消除，平等化就会被逆转。在上一章，我们曾提到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6~0.27上升到2011年的0.51。越南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在2010年可能达到0.45，尽管有更低的值同样被引用，柬埔寨2009年的基尼系数据估计达到0.51。古巴的发展也遵循着相同的模式：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1959年，古巴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0.55或者0.57，到1986年，下降到0.22，然后又似乎上涨到1999年的0.41和2004年的0.42，尽管还有一种估计——1995年高达0.55。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共产党仍然掌握着权力，但是经济自由化导致不平等水平快速上升。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国家。关于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共产主义是否带来了任何价值的问题，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就更大的物质平等而言，无论它曾经以如此血腥的方式带来了什么，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