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无产阶级的权力”：20世纪的革命带来的矫正
如果说国与国的冲突能降低不平等，那么，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史中，内战并没有造成明确的影响，然而如果说还有一点影响的话，往往是拉大了原有的差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内部冲突不仅仅是派系之间的对抗，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重组？如此雄心勃勃的企图并不多见。历史上绝大多数暴力性的群众起义都是出于消除现实中的不公的理由，然而很少能够达成所愿。成功夺取了权力并且使收入和财富分配趋于平等的运动，只出现在近期。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甚为相似，行动的强度是个关键指标。尽管大多数的战争并没有带来平等化的结果，但是一次军事化的群众动员能打乱旧的秩序。在各种起义中，只有那些在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进行了类似活动的全面动员，才能带来强烈的矫正。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隐喻，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性的革命，同为强大的世界末日骑士，它们扫除既得利益，重组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暴力的程度最为关键：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大多数的平等化革命同样是有史以来所有内部变革中最为血腥的。我对起义和革命的比较研究证明，大规模的暴力是矫正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采取了和前面相同的方法，沿着时间轴进行追溯。最相关的证据还是来自20世纪，如本章所述，一些大型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了收入和财富急剧分散。在下一章，我将转向一些先例，比如最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我们还考察了在前现代社会，用武力改变内部环境的一些行动（比如农民起义）带来的影响。和战争的情形非常相似，我们发现了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和前工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那些最近发生的革命，才被证明强大到能影响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消灭富人的战争”：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在第5章我们已经看到，灾难性的“一战”，是一次调动了前所未见的人力和物力的大屠杀，然而它压缩了主要参战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不同的国家，其影响的程度和时机也不相同。在德国，顶层的收入份额在战时上涨，战败后却下降了；在法国，只有战后出现了轻微的下降；在英国，战时和战后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短暂的恢复；在美国，战时出现下降，然而很快出现强烈的反弹。尤为可惜的是，一些受战争重度影响的国家，比如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没有发布可供比较的数据。“二战”则与之不同，战争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各国造成了强烈而明确的矫正后果，这次“大战”的相关记录有些复杂并且部分未知。 [1]
“一战”之后的俄国，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最为剧烈的下降。然而和其他国家相比，与其说是因为卷入战争——由于战时的混乱或者战后的财政崩溃，还不如说是因为产生于战争残骸中的内部革命带来了矫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帝国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参与者之一：它动用了大约1200万名士兵，其中近200万人战死。另外有500万士兵受伤，以及250万被俘虏或者失踪。而且，据估计还有100万的平民死亡。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在1914—1917年的战争期间，俄国的不平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减：税制高度累退，严重依赖间接税；直到战争结束，个人所得税和战争收益都没能脱离谷底；国债方案只取得部分成功，大部分的赤字都要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加速型通货膨胀，尤其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时期，并不只是损害了富人的利益。 [2]
无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和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罢工以及几个月后终结了中央政权的对抗行动造成的后果相比，一定会显得黯然失色。那一年出现的巨大经济衰退激起了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地主的房屋被接管，罢工工人控制了大量工厂。在1917年11月的6日和7日，以布尔什维克武装组织接管首都为标志，起义达到了高潮。11月，圣彼得堡的冬宫革命风暴发生后的第二天，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由列宁本人撰写的《土地法令》。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项法令以极端的方式横扫一切。它直接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立法来赢得农民的支持。之后，农民夺取和分配贵族和国家的土地，从那一年的夏季开始，一直都在推进。然而用专业术语来讲，这项法令更高的目标是摧毁土地私有制：
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就此废除，并且不会得到补偿……土地的私人所有权被永久废除。土地不得买卖和出租，否则将被没收……土地的使用权被赋予所有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公民，并且不分性别和国别……禁止雇工……须按照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劳动或者食物标准单位的基础上，把土地分配给使用者。 [3]
在当时，这些措施仅仅针对精英阶层——比如大地主、皇族还有教会的土地所有权。普通农民（和哥萨克人）的土地并没有成为没收的对象。征收和分配工作由当地的委员会负责。随后的法令又把所有的银行国有化，把工厂交由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控制，并且没收了私人的银行账户。从经济的角度看，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家属有大约50万人被消灭了，与此同时，被消灭的还有大约12.5万人的顶层资产阶级。这些“过去的人”中的很多人，因为是被人熟知的精英而被杀害；还有更多的人移民国外。激烈的去城市化运动有利于矫正不平等，因此1917—1920年，在财富和收入的两大集聚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口数量下降了一半以上。在1919年1月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共产党的支持者普拉夫达写道：
时髦的贵妇，高档餐馆，私人豪宅，漂亮的大门，不实的报纸，这些腐败的“黄金生活”都到哪里去了？全部被一扫而空了。
列宁发动的“消灭富人的战争”，已经获胜。 [4]
在这个主要人口仍然在土地上劳作的社会，仅仅由布尔什维克首发的这个《土地法令》，就是一个巨大的矫正力量，并且通过其他的没收措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到1919年，农民获得了97%的耕地。然而从一开始，新政权就认为仅有这些转移措施还不够，他们担心平等的分配只会“创造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并且既不能保证平等，也不能防止分化”。的确，只有废除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彻底和永久的矫正。1918年2月，又一个主要的土地法令被用来推动集体化：
在决定授予土地的方式和顺序时，优先选择农业合作社而不是个人。 [5]
在1918—1921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极为严重地依赖于公开的强制。
强力干预保证了平等，但是也导致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农民生产不积极，他们销毁牲畜和生产工具以防止被征收，耕地数量和产量大幅度低于革命前的水平。为了应对生产不足，政府推动自愿性质的集体化，却遭到农民的抵制：直到1921年，也只有不足1%的俄国人口在集体农场工作。实现全面的平等代价高昂：1912—1922年，没有马或者只有1匹马的农户的比例从64%上升到86%，拥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则从14%下降到3%。整体上农民变得更加平等，然而也变得更加贫困。通货膨胀愈加猖獗：在1921年，物价大约是1914年的17000倍。物物交易逐渐替代了货币交易，黑市也兴旺起来。 [6]
由于产出急剧下降，再加上几百万人在内战中死亡，1921年出现了暂时性的转折——新经济政策推出。市场恢复运行，农民可以用实物交税，还可以销售和消费多余的粮食。土地租赁和雇工也再次被允许。自由化政策在经济上取得了成效，1922—1927年，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半。这些政策使一部分人把多余的粮食用于商品交换，造成生产者再次分化。富农人口出现了非常温和的增长，从占农民总人口的5%上升到7%。然而这些人还远远谈不上富裕，也就是平均一家两匹马、两头牛，拥有一些可用于交易的粮食。总体而言，早期富农的财产和土地被分配给无地的生产者，平衡了收入分配，导致“农民中农化”。企业家数量和富裕程度远远不及革命前的水平。私人资本在工业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在1926年和1927年，只有4%的工业投资来自私人部门，农业的情况正好相反。 [7]
农民再次分化的信号以及农民对集体化无处不在的抵制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从1928年开始，政府重新采取强制手段获得粮食并用它来支持工业化，从而有效地把资源从私人化的农村转移到社会化的工业部门。尽管政府大力推动并且用更优惠的信贷条件提供有形的支持，仍然只有3.5%的耕地属于集体农场，国有农场占有的比例是1.5%，95%的耕地仍然为私人所有。斯大林把富农当成一种阻碍，无视集体农场的低效，选择通过武力来改变这种局面。 [8]
1930年1月，政府通过关于“在全面集体化的地区消灭富农家庭的措施”的决议，决定采取处决、流放或者收监等手段，一定要让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富裕的农民被课以几倍的重税，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较穷的农民则更容易被引诱加入集体合作社。政府加强了反富农的宣传，并且鼓励农民去抢夺土地。为了确定更多的目标，富农的范围被扩大到包含雇用劳动力，拥有生产设施（比如磨坊），以及参与商品交易的那部分人。逮捕和强制性的掠夺行为非常普通。然而，这些曾经富裕的农民早已因为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变得贫困，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中等收入，基于过时的税收记录以及为了实现政府消灭富农的目标，这些人最终没有逃过财产被剥夺的结局。矫正最终扩张到更大的社会范围。 [9]
强制手段最终取得了胜利：到1937年，93%的苏维埃农业被迫集体化，私人农场被摧毁，私人农户只能拥有小型花园大小的地块。这种转变的代价是巨大的：损失了超过一半的牲畜，大约为总资产的1/7。人们付出的生命代价更为惊人。暴力行为爆炸性地扩散。在1930年2月的几天中，有60000名“一类”富农被逮捕，年底这个数字上升到700000，在第二年的年底又上升到1800000。据估计，有大约300000名被流放的人由于恶劣的交通和流放地条件而死，也许还有600万农民被饿死。富农家庭的户主被集体流放，被认为特别危险的一些人被立即处决。 [10]
和集体化和去富农化等农村暴力性的平等化行动同步进行的，是对城市的“资产阶级专家”、“贵族”、企业家、店主和手工艺人的迫害。在1937年和1938年的“大恐怖”时期，这些活动一直都在持续，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150多万名市民，其中接近一半的人被处决。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成为目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成为牺牲品。有不下70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这种制度有利于继续矫正不平等，因为它不要求给在边远地区承受恶劣工作条件的人支付高工资。虽然节约的成效会被强制成本和低效率抵消一部分，但是也不能被轻视：在后来的年份中，向不受欢迎地区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显著提升了苏维埃整体的不平等水平。集体化创造了大约25万个集体农场。然而不仅农民遭受极大的痛苦，城市居民也一样。非农场的实际工资在1928—1940年间几乎下降了一半，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也都出现了下降。 [11]
这些政策造成的人类苦难众所周知以至无须再详细讲述。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快速矫正的规模在世界历史上有可能是从未有过的，不仅是精英阶层，还有更为广大的中产阶级都经历了财产的被剥夺和再分配。然而，一旦经济开始改善，即便是处在始于1933年的严厉镇压的环境，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立刻出现爬升。随着人均产出和消费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强劲增长，工人薪酬的差距也在扩大：“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政策要求为更高的生产率提供更高的报酬，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生活标准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即便是付出了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也不足以让这种差距永远消失。 [12]
由于俄罗斯的数据质量不平均，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数据，我们很难准确衡量收入差距的演变。沙皇时代末期的收入集中度相当高，然而如果以那个时代的标准看，也不是特别高。大约在1904年或者1905年，其收入最高的“1%”在总收入的占比为13.5%~15%，同期的法国和德国以及10年后的美国为18%~19%。充足的土地有利于支撑农村劳动的价值。这一时期俄罗斯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362。我们不知道在1917—1941年间，这一数值下降了多少。根据苏联时期的数据来源，1928年工业部门工资收入的P90/P10 [02] 之比有一个较低的值——3.5。总体而言，苏联时期的基尼系数比沙皇时期要低很多。据估算在1967年，苏联非农家庭的市场基尼系数为0.229，对应整个国家在1968—1991年间为0.27~0.28。20世纪50—80年代，P90/P10的值也一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20世纪80年代的P90/P10大约为3，1984年美国的P90/P10为5.5。 [13]
“二战”后的几十年，其国家发展完全受政治干预驱动，矫正一直都在持续。在此之前极其低的农民收入，被允许比城市人口收入上升更快，而后者的收入，通过提高低工资水平、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退休金以及其他福利加以平衡。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策，更有利于体力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溢出幅度从1945年的98%下降到1985年的6%，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出现类似下降。白领的工资下降到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水平。即便在经济处在实质性增长的时期，专制政权都能够极为有效地平均和重组收入分配。 [14]
苏联体系终结后迎来了快速而急剧的逆转。在1988年，超过96%的劳动力被国家雇用。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大约为3/4，自主就业所得还不到总收入的1/10——并且不存在财产性收入。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所说，这种分配格局重点在于由国家支付收入，集体消费，工资被压低，以及财富积累最小化。然而一旦意识形态前提不再被强制坚持，这一切就会瞬间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俄罗斯联邦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都维持在0.26~0.27之间，然而苏联垮台后，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场收入基尼系数近乎翻番，1990年为0.28，5年后上升到0.51，从那以后，一直处于0.44~0.52的范围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乌克兰的基尼系数和俄罗斯差不多，然而1993年时从1992年的0.25一下子跳升到0.45，尽管后来又逐渐下降到0.3。在1989—1995年间，前社会主义全部国家的整体平均基尼系数上升了9个百分点。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基尼系数表现为同步上升：除了极少的几个特例，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收入向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集中而其他群体收入下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俄罗斯顶层10%群体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的占比从34%上升到54%。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在1980—2013年收入不平等显著上升的时期，美国顶层10%群体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从44%上升到51%，在一个5~6倍长的时间内涨幅仅为前者的1/3。私人财富也出现了恢复。在俄罗斯，最富有的10%群体控制了整个国家80%的财富。到2014年，这个国家的111个亿万富豪掌握了整个国家财富的1/5。 [15]
1991年年末，随着苏联的共产党以及苏联本身的瓦解，贫困爆发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只用了3年时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上升了3倍，达到俄罗斯总人口的1/3。当199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这个比例又上升到60%。然而从长远来看，不平等程度上升也受到了工资收入放开的推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地区差异的扩大。莫斯科以及一些石油和天然气丰富地区的收入上涨异常，租金则被那些收入最高的阶层攫取。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也使财富更有可能向最富有阶层集中。 [16]
俄罗斯收入和财富从平均到再集中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组织化暴力的一个函数。在革命的前夕，不平等程度相当大，在1917年被布尔什维克接管后的20年时间内，不平等程度发生显著下降。这是由于大规模的政府强制以及鼓励穷人掠夺和他们相比不那么穷的人，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和流放。其中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没有暴力，就没有矫正。在转型过程中，只要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能维持住所建立起来的体系，不平等就会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然而一旦政治压迫被取消，政治压迫由价格决定的市场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混合物来替代，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就会拉大，曾位于前苏联中心地带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情况最为惊人。
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
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者通过革命运动建立的其他共产党政权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矫正。这里我们补充几个案例。越南的土地不平等情况曾经非常严重：在1945年，3%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25%。在1945—1953年间，共产党的早期政策基本上是：优先采取通过交易进行转让、减租、对地主收取惩罚性的累进税的方式，而不是没收和征用。税收对土地所有权具有特殊的抑制作用，名义有效税率为30%~50%，一旦增加附加费，则有可能达到100%。这导致很多地主把土地出售，或者直接出让给租户。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从3%的地主占有25%的土地急剧下降为2%的地主占有10%~17%的土地。然而，从1953年开始，越共领导人变得更加强硬。其每天的工作变成对农民的动员，每个村都组织批斗会。每一个地区的政治局按照配额确定需要被惩罚的“残暴地主”名单。土改法要求没收或者强制出售最“残暴”的那部分富人的财产并对其他人进行象征性补偿。按规定“富农”不应该受到伤害，然而在一些缺少地主的地区，他们仍然会成为目标，如果他们“用封建手段来剥削土地”（即通过租赁的方式），就会被强制出卖土地。
1954年，法国人惨败后，大约80万人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其中富人占多数。有大量的土地空出来并且被转交给穷人。1953—1956年间，政府发起的暴力事件逐渐增多。有很多“地主”（大约占总人口比重的5%）只剩下不足平均水平的土地，成为村子里的贱民，几千人被处决。依据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土地被重新分配，因而高度平等的分配结果得以实现（除了获得更少土地的“地主”）。穷人从这种安排中获益最大。和苏联一样，平等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化行动，其结果是逐渐增多的大型集体合作社占有全部耕地的90%。1975年之后，这些政策延伸到南方。“地主”和教会的财产被没收，私人企业被国有化，并且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17]
从一开始，朝鲜政权就更强势，政府最早是在1946年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接着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集体化，直至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大型单位组织起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土地征收活动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征收的是美国人的土地，其次是面积超过67公顷的大地主的土地。到1964年，全部农地的3/4都被征收，并且以工人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然后很快又变成国有农场。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所有的私营企业都被国有化。1979年的尼加拉瓜，在没收了占有这个国家1/5土地的索摩查家族的土地后，获胜的桑地诺组织发动了土地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其范围又扩大到没收其他大地主的土地。结果是，在1986年，有大约一半的农业用地和一半的农村人口都卷入改革，被主要用于建立合作社或小型农场。即便如此，当桑地诺政府在1990年被选民赶下台时，尼加拉瓜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非常高，大约是0.5~0.55，和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接近，高于萨尔瓦多当时的水平，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在这种环境下，革命政府放弃暴力性强制手段，恪守民主多样性的承诺，似乎是导致矫正成效不足的决定性原因。 [18]
以列宁、斯大林所设定的激进标准来看，中美洲甚至越南所采取的再分配手段可谓相当温和，然而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缺少传统标准的数据作为参考，但是毫无疑问，政府的暴力干预造成了柬埔寨全国性的大矫正。在1975年共产党获胜后的一周内，城市人口被仓促撤离，导致全国人口下降了一半，其中包括首都金边的全部人口。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是决定国家不平等水平的重要因素，收入不平等水平因此显著下降。城市居民被划定为“新人”，被当作阶级敌人，并且多次被驱逐。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从而使他们“无产阶级化”：他们一步步失去了财产，最初是因为撤离，然后被农民和干部蓄意剥夺，在定居农村后，更是被政府阻止享用自己辛勤种植的庄稼。
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很有可能接近200万人，大约是柬埔寨全部人口的1/4。损失集中在城市居民身上：大约40%的金边居民在4年后死亡。前政府的官员和高级军人被挑出来，遭受残酷的虐待。同时，由于对党的干部的清洗范围不断扩大，新精英的数量也出现下降。例如，仅仅死于臭名昭著的金边S21监狱的柬埔寨共产党员就有1.6万人之多，柬埔寨共产党员的数量在1975年的时候还不到1.4万人。在普通群众里面，导致过多人员死亡的原因可以相当平均地归结为集体化、处决、监禁，以及饥饿和疾病。成千上万的人被秘密杀害，大部分的人因为头部受到铁棍、斧头以及农用工具的打击而死。部分死者的尸体被当成了肥料。 [19]
“彻底消灭”：作为暴力矫正工具的转型革命
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快速自我毁灭的暴力的柬埔寨经验，不过是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极端范例。从1917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及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在大约60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征用、再分配、集体化以及价格控制等多种手段，共产党的革命政权成功地压低了不平等水平。在运用这些手段时，不同国家制造的暴力行为存在着巨大的数量差异，俄罗斯和柬埔寨是一端，古巴、尼加拉瓜是另外一端。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强制性矫正过程中，暴力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尽管从根本上讲，列宁、斯大林能够以较小的生命代价去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横扫式的征用还是严重依赖部分暴力手段以及将暴力升级的威胁。
基本的原理一直都是相同的：政府通过抑制私人财产和市场力量对社会进行重组，同时实现缩小阶级差异的目标。这些具有政治性本质的干预，代表了暴力冲击，和前面章节讨论的现代社会产生的世界大战的作用相似。在矫正不平等方面，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革命有很多共同之处。二者极度依赖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无论是处于潜伏状态还是已经显露出来的）得到我们所看到的结果。这个过程耗费的巨大人力成本也是众所周知的：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或者间接夺走了近1亿人的生命，然而革命同样造成了数量相当的死亡。就残酷程度而言，转型性的革命和大规模动员战争是等同的——这就是我们的末日矫正四骑士中的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