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住一触即发的战争势头”：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在西方世界的（再次）出现
肯尼斯·舍韦和戴维·斯塔萨维奇最近在有关税收和战争的研究中，阐释了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与前现代战争的断裂。30年战争结束以来，13个主要大国的军事动员率表明，在军事力量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同时，动员率却保持在平均约为总人口的1%或1.5%这样一个十分稳定的水平上。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平均动员率在1900—1950年的半个世纪里暂时性地上升到4%~4.5%，这比此前250年的平均水平高了三倍（图6.1）。与之相契合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是一种既强大又少见的矫正力量：正如我在第3章表明的，在以前的这几个世纪中，若无战争发生，除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之外，物质不平等要么不断加剧，要么维持在一个稳定的高水平上。?[1]??
在1914年以前，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只是零星地出现过——总人口中有某一显著的比例的人口（比方说至少2%，如舍韦和斯塔萨维奇的分类系统所要求的那样）在军队服役。战争的持久性也很重要，因为不可能指望短暂的战争潮对私人资源分配产生大的影响。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动员水平无疑是高的，但只持续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且仅仅开战一个半月胜负就已见分晓。早于此10年爆发的美国内战，倒是更有希望成为矫正力量的一个范例。尽管人们习惯于将其界定为一场内战，但它体现出了大规模国际战争所具有的许多特征，并且交战双方都做了广泛的人力动员。1861—1865年间，北方联邦动员了200多万的士兵，大约占其总人口的1/10，而南方邦联从其560万非奴隶人口中组建起来的军队接近100万人，即大概占到该群体人口的1/7甚或1/6，以及南方总人口的1/9——一个意义更小的比值。撇开年龄结构上的差异不论，这种动员率即便参照后来世界大战时的水平，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与法国和德国在同样持久的“一战”时期高达1/5的动员率相比，南部邦联的动员率并未逊色很多，与此同时，北方联邦的动员率也不比“二战”时美国1/8的动员率低很多，与其“一战”时仅为4%的动员率相比还高出很多。因此，这场内战显然算得上大规模动员的战争。?[2]??
?
图6.1 大国在战争年份的军事规模和动员率，1650—2000年（每25年的均值）
原则上说，这场战争的关键特征——广泛征兵、经年累月、耗费巨大以及伤亡惨重本该有助于催生那些能产生矫正效果的政策措施。但事实并非如此。的确，内战比此前美国领土上发生的其他战争更彻底地改变了财政制度。1862年，北方联邦创立了一项所得税，南方在接下来一年里也紧随其后地实施了该政策。然而，北方联邦最初施行的是一种不仅很低而且累进程度温和的所得税，其加诸大多数应税收入的税率为3%，加诸最高收入的税率是5%。1864年国会设定的税率稍高一些，达到10%，目的是对征兵暴乱和有关公平的社会争论做出回应。即便如此，这项税收依然没能获得多少收入。它最初被用于偿付战争债务，到1872年时宣告失效。本质上是累退性的消费税充当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仅有的一项产生了显著收入的直接税，即针对农产品课征的、实为一种正式征收的什一税，事实上也是累退性的。与此同时，南部邦联主要靠印钞票来维持战争，至战争结束时其失控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9000%。?[3]??
这场战争最终对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在南方和北方是迥然不同的。在北方，富人们通过为军队提供给养和承保战争债务获得了巨额利润。19世纪60年代百万富豪的数量大幅增加。约翰·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安德鲁·卡内基这些著名的富豪，最早就是作为战争投机商发家的。或许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发生在最顶层的财富集中并未在各种样本调查研究中得到反映，因此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富不平等程度在1860年和1870年时是高度相似的，同时，源自财产的收入分布，总体而言也只是稍微集中了一些。相比之下，总体收入差距在这个10年里大幅拉开：在新英格兰，收入基尼系数的上升超过了6个百分点，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较此前的上升了一半；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尽管通常更温和，但与之相似的变化。毫无疑问，内战加剧了北方的不平等程度。?[4]??
对战败的南方来说，情况刚好相反，在那里，奴隶制的废止使得作为精英阶层的种植园主的财富大幅缩减。1860年，南方各州因蓄奴而获得的私人财富份额达到惊人的48.3%，大大超过了所有农庄及其附属建筑物的价值总和。奴隶制使得南方的不平等达到了比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的程度：1860年时南大西洋地区各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61，东南面中部地区达到0.55，西南面中部地区达到0.57，这与当时全国0.51的总体基尼系数以及1774年时南部0.46的基尼系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奴隶制相当普遍，南部1/4的家庭都拥有奴隶，但大约有1/4的奴隶集中在0.5%最富有的家庭中。不附带补偿的大规模奴隶解放连同战时的混乱，外加南方各州因战争而普遍遭受的物质破坏，使得区域内的资产大幅缩减，这些损失由那些在种植园主阶级中处于最顶层的人不成比例地负担。?[5]??
最为详细的证据资料，来自一份有关1860—1870年情况的样本调查，它可以让我们追踪到美国内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几年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这些数据记载，南方各州遭受了规模巨大的财富缩减：在这10年中，人均财富下降了62%。这些损失是在不同财富等级和资产类型之间不均匀分布的（表6.1）。?[6]??
表6.1 1870年时南方白人的财产相对于1860年时的价值（1860年时的价值=100）
?
最富有的10%群体与余下的人口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其不动产份额从68.4%轻微上升到71.4%，但它们在个人财产总额中的占比从73%降到59.4%，进而总财富份额从71%下降到67.6%。除最顶端的1%群体外，个人财产的损失程度随财富规模而递增，但那些相对不太富有的人在不动产方面遭受的损失更为严重。前者首先要归因于奴隶制的废止，它使得南方社会上层的个人财产损失惨重，而那些原本不拥有奴隶的富人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要不是因为次级富人的不动产发生了更为剧烈的贬值或缩减而部分遭到抵销的话，这一过程对南方社会的矫正效应，本来会大得多。1860—1870年有关南方白人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登记在册的不动产基尼系数仅发生了小幅下降（从0.72降至0.7），但反映个人财产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从0.82到0.68的大幅降低。其结果是，总体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下降幅度介乎二者之间，即反映全部资产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从0.79降至0.72。鉴于时间跨度短，这意味着总体不平等程度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即便把被解放了的奴隶包括在1870年的样本中，也不能使这一总体趋势有所不同。
与这一变局相呼应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表6.2）。就南方的全部人口而言，财产收入基尼系数从1860年的0.9降至1870年的0.86。总体上，南方“顶层1%群体”占总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超过了1/3，同时，区域收入基尼系数大幅缩减了7~9个百分点。?[7]??
表6.2 南方家庭收入不平等情况
?
然而，南方社会出现的矫正，不是源于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本身，而仅仅是源于战败。尽管它看上去像一场最早出现的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尽管它动用了工业资源，并从战略上重视民用基础设施，但就其对物质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来看，这场内战仍然是一场胜者得、败者失的传统战争，与普罗大众相比，胜败双方的精英阶层所得或所失不成比例。我会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讨论这一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甚为广泛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时的战争与那种更古老的、公开掠夺式的战争的不同之处仅表现在方式上。就美国内战这个特定的例子而言，其主要结果是财富和权力从南方的种植园主转移到北方资本家手中。由于缺少再分配机制——这一点本身又源于联邦政府以及更一般意义上民主制度的相对软弱性，得胜方的财富精英是从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非从夺取南方的资产中获利。战争若是早几个世纪发生，他们便可以径直接管南方种植园或将南方的奴隶据为己有。这个例子中，失败一方的财富精英被没收的财产不是被胜利者直接攫取，而是被无任何返还地征用。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损失规模，因为虽说奴隶得到了解放，但种植园主享有自身劳动成果的权利并未遭到剥夺。
与此同时，与更为传统的、战略野心和破坏潜能更为有限的前现代战争相比，这场战争的全面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财产损失的普遍性，为战败方带来了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烦扰。美国内战是一个混合体，它处在社会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上，一只脚已踏入现代（其表现是大规模的军事参与以及它的影响遍及全国），但另一只脚还留在过去（其表现是胜利方精英不受约束地获取暴利，战败方精英的资产消耗、流失严重）。不平等的结果在胜败两方表现得如此悬殊，这大概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与之相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根据有关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证据判断，无论其国家胜败如何，精英们普遍都遭受了损失。?[8]??
在现代早期发生的其他系列战争中，可以被称作大规模民众动员事件的，仅有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战争。1793年，法国的局势异常紧张，与包括匈牙利、英格兰、普鲁士以及西班牙在内的多个欧洲主要势力都处于交战状态。同年的8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发布了“告全体国民书”，试图动员所有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未婚健康男性应征入伍。其当时的措辞（随后的实践更是如此）就是有关大规模军事动员的：
从现在起直到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的那一刻，所有法国人都将一直被召唤为军队服务。年轻的男人应该去打仗；已婚的男人应该去制造武器和交通装备；女人要缝制绷带和衣物以及去医院帮忙；儿童要把棉绒纺成棉布；老人应该自己到广场上去，以激起勇士的斗志，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一致。?[9]??
历史将表明这是有纪念意义的一步。当年仅仅13岁便参加抵抗法国的战争，并由此开启了其非凡军事生涯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后来在《战争论》一书的终结篇中这样感叹道：
1793年时出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突然之间战争再度成为这个民族——一个人口达到3000万、人人都视自己为公民的民族的共同事务……国家以其全部的重量被抛到了天平之上。此时，可动用的资源和力量超出了所有常规的限度；现在已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住一触即发的战争势头。?[10]??
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军事力量规模空前，且在整个欧洲全线作战。1790—1815年，大约有300万法国人，或者说该国总人口中有1/9都曾在军队服役——这一动员水平堪比内战和“二战”时期的美国。我们将在第8章看到，从法国革命伊始到“后拿破仑时期”，收入分配被认为稍微变得公平了些。然而，我们无法判断，是该将这一变化更多地归功于国内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征用和再分配，还是该将其更多地归功于法国因对外发动战争而招致的成本和后果。大规模动员的战争与革命一前一后到来的情形已出现过数次。德国和“一战”之后的俄国，以及“二战”后的中国，是最为著名的例子。法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革命先于而非后于大规模战争而来。这使得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分清它们的矫正效应，只能优先将革命作为一种解释，从而把战争的后果视作革命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会在第8章探讨法国的经验，那一章专门考察的是借助革命途径实现的矫正。?[11]??
“耕战治世”：前现代时期大规模动员的战争
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至少就我们在前面几页所做的那种定义而言，主要是一种现代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人口中至少有1/10的人曾服过兵役。若采取某个更低的门槛，我们也能把拿破仑战争或者世界大战中更多的参战国包括在内，并且这样做不会改变事物的总体情形。舍韦和斯塔萨维奇选定的最低门槛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有2%的群体在军队服役，但是，对那些更持久的战争来说，因为士兵会阵亡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被替换掉，所以整体来看，服兵役的人口比例最终会更高。鉴于在前现代时期，传染性疾病是导致军队减员的一个突出因素，所以在一场持久战中，即便要维持这个下限值，也需要更多体格健全的人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单是这个原因就意味着，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可能长时间维持这种消耗，更不要说经济、财政和组织方面的限制了。?[12]??
一些帝国政体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很大，而非因为做了大规模的动员。例如，在公元11世纪，南宋王朝供养了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北面金国的威胁。据说，军队的总人数高达125万，军队的俸禄一部分被装进贪官的口袋，而非真正用于增强军事实力，但是，即使是100万人的军队也不超过当时至少1亿总人口的1%。鼎盛时期的莫卧儿帝国控制着超过1亿的人口，但服兵役的人甚至不到其中的1%。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可能有6000万~7000万人口，军队规模大概是40万人，远小于总人口的1%。奥斯曼帝国的动员水平甚至更低。?[13]??
为了找到更多有用的例子，我们需要追溯到基督教出现之前的时代。战国时期的中国值得重点考虑。所谓战国时期，指的是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21年，7个主要国家历经军事上的激烈争斗最终实现大一统的这段历史时期。在长期胜负难分的冲突过程中，领土变得越来越集中，与此同时，它们力图将其人口和其他资源最大限度地用于霸业争夺之中。行政重组有可能对精英权力和物质财富的集中产生影响。为改变此前领土和人口被各地势力雄厚的精英家族作为封地控制着的局面，战国的统治者推行了基于一种特殊区划单位（县）的行政管辖制度，这种制度使得他们能够直接控制这些区域，进而有能力征税和征兵。为了摧毁世袭贵族的权力，君王们转移、解散甚至处决了一部分官员。原本出自统治阶级家族的高级官员，要从底层精英圈子中遴选产生，并从此只能靠为国家提供服务而获得身份地位和薪俸。最终，由于那些老的权贵家族被取代，大多数官员都出身低微。?[14]??
行政重组可能牵涉土地重组：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国家对土地实施了网格化的重组，并按照每5户为1个单元的划分方式对全部住户重新编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巩固了土地私有制，同时还消除了那些此前以抽租或盘剥劳力的形式侵蚀中央政府权力的中层精英的势力。这些干预引发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史料中记载最为详尽的变革是秦朝（始于公元前359年）的商鞅变法，其目的就是要对整个乡村地区实施一种矩形网格化管理。在当地发现的那些笔直的大路和人行道表明，这些野心勃勃的变革计划确实得到了实施。变革者力图将土地划分成同等大小的地块，进而根据每家成年男性人数分配给各个住户。这些计划很大程度上确实得到了实施，它们本可以带来村民之间更均等的财产分配，但军事奖赏制带来了新的贫富差距：秦朝末期，士兵每砍下一个人头就能晋升一级，同时还能获得一份数量固定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产出相当于五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标准。另外，封地依然存在，尽管只是作为收入的单位而非实际控制的领地。例如，在秦朝的十几个社会等级中，9个最高等级的成员，收入都来源于此。尽管封地不能世袭，但精英阶层可以通过购买或者向农民提供贷款使之陷入债务危机来私有化这些土地。?[15]??
这一重组的最终目的是供养更庞大的军队，以及获得更多的收益用于战争。农耕人口被看成军事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农民同时也是潜在的士兵的理念，在“耕战治世”这个概念中得到了体现。同样，城乡之间的区分也被打破，所有的人口都被凝聚在一起。这就使此前王公贵族所崇尚的合法暴力行为（主要是战车和狩猎竞赛等仪式性的争斗）得以蔓延到平民百姓之中，后者常常会被征召参与大规模的步兵作战。?[16]??
整个战国时期都充斥着军事冲突：按照现代统计，从公元前535—前286年，总共发生了358次军事冲突，或者说，平均每年发生的军事冲突超过一次。这些冲突往往经年累月，且涉及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军事动员的水平很高，尽管我们不能确定那些报道出来的，经常被夸大了的数据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依据这些数据，齐、秦和楚这几个主要国家，各自可以利用的士兵超过了100万，这或许代表了它们全部可用的人员数量。人们经常会提到那些参战人数超过10万或者更多的战役，并且它们的规模呈不断上升之势。据说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赵国的40万军队全部被秦国军队屠杀。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战败国在26场主要战役中的死亡人数高达180万，另外一项调查还显示，在同期的15场战役中，接近150万人被秦军杀害。尽管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但是，大规模战争的广泛出现和严重的损耗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震惊的是，在与长平之战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战争中，秦军征召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17]??
这些战役是否促进了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化，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国家通过限制世袭贵族的权力、启用领薪水的官员以及实行非世袭的封地制度，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并且有助于限制财富的跨代积累。针对平民实施的土地制度缩小了一般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但是，土地私有制是一把双刃剑。鉴于在此之前农民有着很高的依附性，而且有关土地有效控制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本来就非常高了，所以，赋予私有土地可转让性，最终促进了土地的再次集中，在汉朝早期出现的一些有关秦朝统治的批判性言论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后来的观察家不无道理地指出，农民失去土地是由税赋压力以及国家施加的不可预知的服务义务造成的，它们迫使农民先是为了维持资金周转而向富人借出高利贷，接着将土地交由富人接管。常年的战争不仅加快了土地均等化改革和私有化的进程，并且逐渐破坏了随之而来的私人土地制度。这个时期，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城镇从贵族的要塞中转移到更大的城市中。所有这些趋势都预示着不平等程度会与日俱增。它们与史料中的下述记载也是一致的：一方面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地的雇工或者租户，另一方面商人和企业家等资本所有者购得他们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把剩余财富视作万恶之源，需要以无休止的战争加以吸收，也是有道理的。?[18]??
然而，不断增加的私人产出不大可能完全被战争吸收。考古学界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发现。一项研究指出，楚国的下层精英和平民在这一阶段实现了融合。之前的那种依据谁有资格在墓穴中放入一些陪葬品来推断当时存在社会分化的考古学观点，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因为放置同类的陪葬品被证明是一种普遍现象。由此，社会差距就只体现在了数量方面，如陪葬品的丰富程度或坟墓大小的不同。财富而非等级，成了地位和阶层分化的主要标志。青铜制成的武器广泛见于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的墓穴中，这是全民军事化的表现，却未必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平均主义的表现。?[19]??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是一个多股敌对势力彼此扰攘纷争的竞技场，这些力量之间的竞争既可能抑制也可能助长不平等。这两种作用力不必是同时发生的：早期时候，矫正效应因原有的贵族被取代而出现，然而，随着富人开始采取基于市场交易而非封建特权的再集中策略，分配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很可能逐渐遭到侵蚀，甚至最终发生了逆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与私人财富的增加同时出现，并且还可能伴随着私人财富的不断积聚。在大规模军事动员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国家对私人资源的掠夺，不可能使私人财富不平等的上升势头得到遏止。考虑到这种税收制度给那些最缺乏承受能力的人，即农民施加了沉重的双重税赋（军事劳动和农产品），而其他形式的财富更容易躲过国家的征用，它事实上很可能是累退性的。当时的步兵作战成本相对较低，主要依靠的是征兵、大批量生产的武器（就像后来几个世纪的情况一样，这其中可能涉及施加于囚犯和他国劳工的强迫性劳动），以及农民自产的粮食。秦朝的农业税据说比随后汉朝的农业税要高得多。当时的战争也不需要战船这类昂贵的武器装备，故而也没必要征收更具侵略性和累进性的税赋。因此，我们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将战国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动员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说成是导致再分配的一个成功驱动因素。就这个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动员与平等化的关联而言，实施再分配措施是发动战争状态的一种方式，而非战争的结果。这一点，对现代时期的世界大战来说，是不适用的。?[20]??
罗马共和国的情况几乎也一样，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保持着高水平的军事动员。有关它的军队参与率，很难给出精确的数据。尽管对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前1世纪这段时期的军事力量，我们掌握了大量可信的信息资料，但罗马市民人口的潜在规模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其历次周期性人口普查记录做出解释。我们对其军事动员率的估计结果，取决于我们是把其中的某些普查记录解释为涵盖全部罗马公民的，不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统计，还是解释为仅仅对成年男性公民人口所做的统计。证据倾向于支持我们对罗马公民人数做出一种保守的估计，而这又意味着其军事动员率总体而言是很高的，甚至某些时候达到了非常极端的水平。由此说来，在对战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高潮阶段，罗马或许征用了总人口中的8%~12%，或者说，征用了17~45岁男性人口中的50%~75%。后来，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公元前1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中，尽管时间很短，服兵役的人口比例仍然达到8%或者9%。而在更长的时期，即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证据表明，罗马大约有一半的男性公民平均服兵役7年。即使我们对罗马的公民总数做出更高的估计，相应得出的更低的军事动员率（可能低一半），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来说，仍然是很高的。?[21]??
但是，再一次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形式的军事参与对收入或财富不平等起到了限制作用。虽然掌管国家运转的寡头统治者没有大肆掠夺精英的财富，但强制性征兵以及随服兵役而来的周期性疏于农耕的问题，对普通民众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对战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即使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也不愿意将目标指向富人。公元前214年，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期间，罗马到了破产甚至土崩瓦解的边缘，军事动员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元老院命令罗马公民交出他们的奴隶以充当海军的划桨手。依据普查结果，按出资大小将其分成若干等级，虽说这种累进制是前后不一致的。那些拥有5万罗马币（当时罗马货币的面额），在7个财产普查等级中处于第4等级的中等收入者，需要提供1个奴隶；那些拥有10万罗马币的人需要提供3个，拥有超过30万罗马币的人需要提供5个，拥有100万或者更多罗马币的人则需要提供8个。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并没有被要求缴纳与其所拥有的财产数量成比例的税收，更不要说是直接以一种累进的方式纳税了。因为这一方案而承受了最沉重负担的，是平民中处于上层的那些人，而不是财富精英阶层。即使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罗马的寡头统治阶级也力图做出尽可能少的让步，这和民主政体比如古代雅典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后者是通过对富人阶层课以重税来维持战争开支的。?[22]??
罗马倾向于依赖其不断扩大的帝国的税收：公元前167年，废除了针对公民家庭财富征收的直接战争税。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两个世纪，财富在统治阶层中大量积累，这是我在第2章已描述过的一种发展。与很久之后美国古南方地区?[01]??所出现的情形一样，这一时期，有几百万的奴隶被输送到意大利，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财富和收入差距。依靠一个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的有效控制，以及不断扩张的帝国朝贡系统的有力支持，鼎盛时期的罗马共和国能够在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条件下维持其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我将在这一章的末尾处阐明，对这一过程来说，一种可能出现的、最多只能算是短命的例外情形是什么。
这样一来，迄今为止，在奉行平等主义以及对与广泛的民众军事参与相关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施加限制方面，最适合作为典范的历史先例就只剩下一个了：古希腊的例子。公元前2000年末期，在青铜时代的那种更大和更集权化的政体被摧毁，广泛的等级制和经济不平等被矫正（如第9章所述）之后，剧烈的政治分化开始在希腊出现。从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是史上最大的城邦文化，其最终形成了1000个独立的城邦或城市国家，总人口达到了700万甚至更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小城邦：在有历史资料可查的672个城邦中，领土面积在20~40平方英里的很常见。尽管在历史记载中，以雅典为首的那些最大和最有势力的城邦受到不成比例的关注，但有理由认为，一般性的社会政治结构在更大范围内的那些城邦政体中也是广为人知的。?[23]??
对好几代研究者来说，多元体制的出现和巩固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由于缺乏这一早期形成阶段的证据资料，很多研究都是不确定的。一般认为，这种多元体制似乎是按照乔塞亚·奥伯最近提出的那种城邦演变模型发展起来的，它主要牵涉三个问题：为什么旧政体瓦解之后，那些统治者不能再创造出更加集权的社会秩序，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小政体，以及为什么政治权威会变得如此分散？奥伯论证地指出，不利于合并成帝国的地理条件、铜器时代超乎寻常的崩溃程度、有助于促进武器使用民主化的铁器技术的推广等三大因素加在一起，“在原有的那种相对比较熟悉的城市国家道路基础之上，共同催生出了一种国家构成方式的独特变体，即一种高度公民本位的国家生成路径”，这种新的路径最终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继铜器时代崩溃之后到来的铁器时代早期，社会共同体是很贫穷并且是相对未分化的，尽管后来的精英阶层试图在人口和经济增长复苏之后重建等级制，但平均主义规范仍然在一些共同体中得到维持，从而使他们能够在与其他共同体的竞争中胜出。
奥伯认为，正是因为铁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以及当时流行的是十分简单的步兵战模式，所以，“决定共同体该动用多少人参入战争的是一种社会选择过程，而不是共同体所面临的经济约束”。他还认为，“在这些条件下，高动员率和高士气与公民本位的制度形式呈正相关，而与排他性的精英小团体统治模式呈负相关”。换言之，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那些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更容易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单个城邦通过吸纳竞争能力更弱的城邦来实现扩展自身的举动，会受到那种同样也旨在提升城邦竞争力的公民社会规范的制约。尽管持续的经济扩张，特别是经济发展和贸易活动，构成了削弱平等主义规范的潜在威胁，但能否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参战，仍然是决定国家成败的最重要因素。如果考虑下述因素的话，就更是如此了：作战的主要方式是打方阵战，其成熟形态即一种直线合围的布阵模式，攻击力主要取决于方阵的大小。方阵战模式为在精英圈子之外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提供了强劲的激励，在长矛和盾牌这类基本武器装备的数量足够供人们作战使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24]??
尽管学界还未对战术和政治机构演变之间到底存在何种联系做出定论，但很明显，到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已形成了一种与大规模参与步兵作战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文化。军事贡献的广泛共同承担，与在特定领域中彼此平等相待的公民实体的广泛形成结伴而生。城邦的治理因一种强有力的非职业性要素的参与而得到加强，由此形成的公民权利传统，既有助于公民免受那些有权势者的压迫，也有助于遏制政府的权力。尽管各城邦的具体政治实践形式沿着从独裁统治、寡头政治到民主制度这一范围广泛的谱系并彼此有异，平等主义统治仍然是这一系统的标志性特征。?[25]??
这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物质资源分配的平等化呢？通过对古代文字证据做字面上的解读，看起来最直截了当的例子出自最好战的古希腊城邦斯巴达。根据经典的解说，早期的斯巴达实施了一系列与一个名叫莱克格斯的立法者联系在一起的广泛改革。这些改革带来的一个最为著名的结果是高度平均主义的公共食堂制度，它要求所有人，包括高级领导者在内，每天都必须到某个小群体食堂集体就餐，吃的各种食物由所有成员共同提供，且每个人提供的分量相同。这个立法者据说还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施行了平均化改革：
他说服公民把所有的土地都集中起来，接着再重新分配，然后他们就靠相同的平均份额来生活，用等量的财产来养活每个人。?[26]??
在斯巴达的中心地区拉科尼亚，据说全部的农用土地被平均分割成30000块，其中的9000块分给了斯巴达的男性公民。负责耕种的是希洛人，他们是公民集体所有的奴隶，常年在农奴制条件下耕作，并依附于这些土地。这种安排既是为了确保公民之间的平等，也是为了确保公民除了从事军事活动之外不必再有其他方面的追求。可移动的财产也要予以再分配，私藏稀有金属货币的行为是被禁止的，禁奢令还要求人们不得投资私人住宅。公民经历了高强度的军事动员：几乎所有的斯巴达男性公民，在7~29岁之间，都必须接受一种集体的军国主义教育，其训练方案着重强调的是忍耐和剥夺。这种制度，就其要求公民个体为争夺荣誉和地位而相互对抗而言，是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高度平等的，它甚至还要求女孩子接受一种强调身体技能的公共教育——这在前现代社会是非常少见的。这种安排旨在塑造一支平等的公民队伍，以便最大化其军事力量。据说，正是这些规范成就了斯巴达势力的持续扩张；最显著的例证是，公元前19世纪时，斯巴达人征服了邻近的美塞尼亚人，并将他们贬为奴隶；这不仅带来了公民土地份额的进一步调整，而且为斯巴达人在随后一个世纪的伯罗奔尼撒地区建立起一个以自身为主导的联盟系统准备了条件。远古的历史记载带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印象：持续存在的大规模军事动员状态，对社会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影响，并且与一种同样也宰制着物质资源分配的平等主义规范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不幸的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对致力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矫正效应的现代学者来说，这个很大程度上由后世的外部钦慕者所做的风格化描述的社会传统是存在问题的。我们无从判断这种理想化的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自公元前5世纪特别是前4世纪之后，不断加剧的资源不平等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考虑到后者并不排斥前者，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明显缺乏某些能够对不断更新的不平等状况做出周期性调整的机制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从一种财富均等分配的初始状态逐渐走向某种更不均等的结果。但问题是，后来的这些状态究竟是全新的，还是仅仅表示早期发生的经济分化的持续恶化。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最为透彻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财产在斯巴达人当中的分配一直都是不平等的，且本质上具有私有性，但同时又受到了一种追求平等主义生活方式的公共意识形态的制约。毫无疑问，可能会出现土地份额跨代传递的情况，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即便初始状态十分均等，也会不断拉大不平等的机制。斯巴达人在财产继承方面所采用的特定惯例，带来了土地和其他财产在其公民之中的加速集中。当一些斯巴达人的财产不够为公共食堂提供所要求的那种标准化贡献时，他们就会失去作为完整公民的地位，所以，财富集中带来了公民数量的不断缩减：从公元前480年时的8000人减至公元前418年时大约4000人，接着又在公元前371年减至1200人。到公元前240年左右时，其公民总数降到700人，称得上富裕的大约只有100人。那些资产下降到低于公共食堂贡献门槛的公民被归为“劣等人”：财富不平等侵蚀着公民身份方面的平等主义规范。?[27]??
历史证据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对斯巴达大规模军事动员的矫正效应做出保守的估计。这些证据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自称珍视平等主义规范的勇士型社会，尽管这些规范在其真实生活中可能从未得到过充分的遵守，尽管代际财富转移带来的不平等结果越来越严重，它们势必会在时间之流中趋于衰落。军事上的大规模动员本身并未因这一趋势而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地位较低的斯巴达人以及拉科尼亚地区的那些被征服城市中的公民，都在斯巴达方阵中作战，就连农奴也承担着支持军队的职能。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平等主义规范，与从大量依附性的劳动人口中抽取租金相结合，使得针对核心公民的大规模动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事实上是几个世纪。仅凭这一事实，我们就能在大规模动员和平等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主要是消费和生活方式上的平等，但至少最初还应在资源的总体分配上维持相当大程度的平等，特别是在被征服的领土及被贬为奴的居民被分配给斯巴达的市民时。然而，长远来看，由于缺少任何形式的累进征税和周期性的土地再分配，大规模动员和平等主义规范无法遏制日渐拉大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民众的贡献事实上是累退性的，因为加在他们身上的是与个人富足程度无关的固定税收。直到财富集中已达到很高程度的公元前3世纪，这个问题才开始得到处理。再后来，经由历史上一种典型的矫正途径，即诉诸战争，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见后面的第8章和第12章）。
在史料记载最为完备的城邦，即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军事动员似乎更好地起到了遏制资源不平等的作用。现有的史料证据足以使我们在更广泛的军事参与、更充分的公民赋权以及有利于平民而非富人精英的再分配措施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自我强化的联系。我们可以在大约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追寻这些发展的轨迹。公元前600年前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劳动力日渐充足，雅典的不平等不断加剧。穷人被认为亏欠富人，并且在无力偿付债务的情况下会被贬为奴。雅典当时的一个主要对手，即比邻而立的城邦麦加拉，建立了一种被一份史料严斥为“不受控制的民主”的体制——民粹统治的一个非常早的实例。这个政体确立了一种意在通过牺牲富人利益来惠及穷人的、有追溯力的债务减免制度，即要求债权人偿付贷款利息。政治上的改革促进了全民性军事动员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使麦加拉的海军实力大为提升——希腊的战船靠桨来驱动，这意味着划船手的数量是海上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以至它最终战胜了雅典，并控制了一座双方常年争夺不休的岛屿，即位于两个城邦之间的萨拉米斯岛。这次失败之后，雅典紧接着就实施了一整套的改革，其中包括某种形式的债务取消规定和禁止债务奴役的规定，以及其他一些提升民权的措施。随后，战争的运数很快就发生了转变：雅典人的胜利很可能源自其社会共识和社会协作的改善。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即公元前508年，在对希腊内部的一次领导权之争施加干预的过程中，斯巴达入侵并暂时占领了雅典。在联合起来的城市民兵（其组织包含“17层等级”）的抵抗之下，斯巴达人最终从雅典撤军，由此，大规模动员很快便终结了这次入侵。与这场冲突几乎同时发生的是雅典人口和领土的一次剧烈重构，其结果是雅典被重新划分为一系列选举和军事征募区，其根本意图在于提升社会凝聚力，同时为建立一支统一的公民军队创造条件。这一改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就是雅典在与几个主要地方性力量的军事争斗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一旦那些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基本军事和政治制度框架建立起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和政治动员之间就会逐步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反馈环路。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话说就是：
当平民处于专制统治的压迫之下时，他们从未在战争中取得过比任何一个邻国更大的胜利，但是一旦抛开了这种桎梏，他们就能向世人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
事实上，除了这一沉重的枷锁之外，希腊的平民还承受着许多小的约束：随着军事任务不断增多，政治参与方面的各种限制逐渐放松。?[28]??
随后一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更大。在此期间，雅典的海军力量扩充了几倍，到最后雅典成了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公元前490年，波斯对雅典的入侵遭到了由8000人组成的革命军的抵抗，这一人数占达到适合参战年龄的男性人口总数的40%。当时，军队统帅和其他高级军官都由公民议会直接选举产生，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临时罢免（“排斥”）不得人心的政治家。公元前480年，在波斯发动另一轮入侵的情况下，雅典人推出了一项法令，意在将数量约为20000人的全部成年男性公民以及寄居雅典的外国人都发动起来，以支持其200艘战舰投入作战。趁打败波斯人之机，雅典很快就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盟系统，由此而来的财力提升使得它有能力进一步扩充海上力量。最终，雅典变成了一个海洋帝国的中心。公元前460年时，雅典军队在希腊和黎凡特地区的活动范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军事上的成功又一次带来了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精英群体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以公民议会、代议委员会和人民大法庭为组织基础的民主治理结构进一步得到加强。普罗大众的福利也得到大幅提升：国家为陪审团成员支付薪资的制度得以建立；到公元前440年时，国家大约为20000雅典人所提供的服务支付了酬劳；此外，在被征服的领土上，数以千计的人分到了土地。鉴于其海上力量的强弱高度依赖于大规模民众动员的水平（以动用私人奴隶来扩大动员规模），所以二者之间是共存共荣的。
在与斯巴达及其盟国交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的军事动员和军事消耗达到新高。然而，虽然雅典的财力越来越紧张，但在这场战争的后期，下等阶层获得的国家偿付其实是增加了的。海上力量在整个战争中一直都至关重要。
这就是平民理应比贵族和富人得到更多的原因所在：正是这些平民在战船划桨，城邦的力量因他们而增强。
战争结束后的尸体清理情况也反映了雅典的军事动员所达到的非同寻常的程度：60000名男性公民中，24000人战死，另外还有20000人死于一场被围攻状态下不断恶化的瘟疫。无论依据何种标准，这肯定算得上一场全面的战争。然而，在人口数量开始恢复之后，雅典人通过重建一支海军恢复了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公元前357年时，其战力达到拥有283艘战舰的峰值。大规模动员与内部谈判携手并进的局面再次出现，后者带来了国家补贴的增加：为公民出席议会提供的酬劳提高了6~9倍，同时，陪审团成员比之以前更具雇佣性。为了对公民出席国家节庆活动提供补贴，一项特殊基金得以创立。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公元前323年，雅典人倾尽全力打了一场反抗马其顿统治的战争，动员了所有满40岁的男性公民，同时还动用了240支战舰。大约有1/3的成年男性公民被派遣到海外或在海军中服役。?[29]??
这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与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所得被用于补贴雅典战争机器这一情况不同，公元前4世纪的军事活动高度依赖于针对富人的国内征税。与此同时，由于海军是战争动员的重点所在，所以，要发动战争就必须通过再分配手段补贴那些负责载人和划桨的贫苦公民。等到帝国开始衰落之后，雅典人的财政部门主要靠征收各种间接税获益，如通行费和港务费、铸币利润以及包括矿山在内的国有土地租金收入。直接税则征收得很少，仅包括一项加在外来侨民身上的人头税，一项为维持特殊军事开支而向富人征收的财产税，以及一项只加在最富有公民成员身上的作为一种祭祀仪式的献金。虽然这些祭祀献金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用于筹办公共宗教节庆活动和戏剧表演，但其最重要和义务性的用途是装备战舰。在任何特定年份，那些被挑选出来提供献金的人都被要求对某一艘战舰负责，包括负责招募船员（虽然他们会得到国家提供的定额补偿，但仅仅有这种补偿可能是不够的），承担修理费用以及购置设备——他们甚至还可能有义务补偿战船在海上的损失。在精英圈子中，这些义务以及他们因相互攀比而激起的竞争性支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无底洞。这一制度是随时变化着的：公元前5世纪时，海上祭司（通常他们也是所负责的战船上的船长）是从400个最富有的公民中挑选出来的，但到公元前4世纪时，有1200个资产所有者（后来大概只有300个）被要求提供献金。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运作方式下，雅典每个地方都有1%~4%的家庭因此而受累。这种被称作“特瑞希”的献祭仪式在这些家庭之间不断地轮转，每个家庭都不会连续承担两次。?[30]??
一次献祭的平均花费，大约是雅典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收入的8倍，或者相当于一个典型精英家庭的大部分年收入。即便是富人也不得不以借贷或抵押的方式来筹措祭祀所需的资金。公元前4世纪中叶，祭司阶层的规模达到1200人（最大规模），其每个成员每年平均提供的祭祀献金，大约是最低限度的家庭年收入的3倍，它们被用于维持一支由30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资助公共节庆以及支付财产税。就我们所知的进入祭司阶层所要达到的财富门槛标准而论，履行献祭义务很可能会使得一笔与该标准相当的财富的年收益化为乌有，在把日常生活支出也算在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根据最近一项研究所做的猜测，雅典400户最富裕家庭的年收入相当于贫困家庭年收入的12倍。对这一群体来说，提供祭祀献金，相当于每人每年平均要将自己收入的1/4以税收形式上缴给国家。尽管相关证据存在严重的不足，但我们仍然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的雅典对其富人精英阶层征收了数量可观的所得税。?[31]??
除非我们漏掉了有关祭祀献金支出在该阶层内部非均衡分布的历史细节，否则，这一制度就并非总是累进性的，因为无论祭司的实际收入比既定的分界线高多少，国家从中抽取的献金数额都是固定的；最富有的祭司只是被指望先垫付献金，然后再从别人那里收回它们。尽管如此，就其他的公民完全不用缴纳直接税而言，它又是高度累进的。这里有两个关键之处值得强调。一是这一实践主要源于实施大规模（海军）动员所引起的巨大财政需求。选民一方面定期在军队服务，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政治权利的事实，决定了很大一部分财政负担必然要由那些最富有的人承担。另一个关键之处更直接地与矫正有关：祭祀献金制度势必会减少，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阻碍雅典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雅典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非农业部门。在这种情境下，祭祀献金制度起到了遏制不平等的作用，如若不然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拉大。因此，被现代人视为笑谈的抱怨并非只是夸张：
我们何时才能摆脱祭祀献金和战船捐献的重负获得一点喘息之机？
不管怎样，那种认为财政干预抑制了不平等的观点，与我们有把握说清的那个时候雅典的财富分配状况是相吻合的。现代学者做出的两个独立的估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比较平等的土地分配图景：7.5%~9%的雅典人拥有30%~40%的土地，只有20%~30%的人根本没有土地。作为“中坚”力量的中间阶层（他们所掌握的资源足够打一场全副武装的方阵战）所占有的土地份额是35%~45%。这意味着，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来看，其土地所有权基尼系数达到0.38或0.39，是比较低的，但它与没有证据表明那时存在大规模财产这一点是吻合的。然而，这并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非土地资产方面存在着更不平等的分配。?[32] ?
一些大胆的历史学家走得更远，有人估计当时雅典人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了0.38，还有人估计雅典公民阶层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也就是说，前1%和10%的财富精英分别占总财富中30%和60%——但它们都是不可检验的猜测。我们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所做的估计表明，按照前工业化时期的标准，雅典人在某些行业中的真实工资水平是很高的：它们是当时的最低生活标准的数倍，与现代早期时荷兰人的最低收入相当。这个观察，再加上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存在高度的土地集中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大规模财富，都意味着物质资源在雅典公民阶层中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最后，如果说我们对雅典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时的经济规模所做的估计不是很离谱的话，那将意味着，在公元前430年以及前330年时，雅典的公共支出大约占其GDP的15%。?[33]??
另外，即便大规模战争是导致财政扩张的首要因素，我们仍然必须将民用性开支考虑在内并赋予其相当的权重：在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的那些年份里，一半以上的公共支出都用在了非军事性的活动上，如对政治参与和陪审活动提供补贴、节庆支出、提供福利以及公共建设支出，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因这些活动而受益。这一点基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引人注目：对这样一个前现代社会来说，其国家占有GDP的份额是很高的；民用支出占总开支的比重也是比较高的；在帝国的收入枯竭之后，累进性征税最终取代掠夺性的献祭仪式成为公共开支的来源。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民主，累进性的征税，很大一部分GDP被国家占有，大量的民用支出，受到约束的不平等这些事物聚集在一起，赋予了公元前4世纪时的雅典一幅特别怪异的、早熟的“现代”样貌。
对雅典来说确定无疑的事情，并不一定也同等地适用于其他1000多个城邦，这些城邦共同构成了成熟时期的古希腊城邦文化，但也没有明显的途径去证实这一点。虽然在实施大规模军事动员方面，雅典和斯巴达也许代表了一种极端情形，但其他的城邦也被认为建立了军事守备力量，这势必会造成其人口资源紧张。我们发现，那个时候民主式统治变得越发普遍，而且战争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公元前430—前330年的这一个世纪，几乎是战争不断，参与其中的既有地面力量也有海军，并且，虽然雇佣军的作用在逐步增强，但从公民中征募士兵通常还是很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提供了有关当时物质不平等状况的或许是最具普遍性的证据。房屋的大小——私人住宅普遍地接近中位值：公元前300年时，在大小上处于第75百分位的房屋仅比处于第25百分位的房屋大1/4左右。公元前4世纪时，在奥林托斯这座公认由人为规划建造而成的城市里，有关房屋大小的基尼系数仅为微不足道的0.14。?[34]??
因此，大量的历史记录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古希腊城邦文明在不断蔓延扩张过程中维持着相对温和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得益于广泛存在的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文化，同时也受到了公民权利制度以及加速推进的民主化的影响。为了防止被其他城邦吞并，这种文化还禁止人们跨越自己所在城邦的界线去寻求资本积累。早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的远古时期，经济一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财富积累行为所遭遇的政治和社会阻力就已经很大了，这为古典时期政治分裂和城邦之间长期相互敌视关系的出现做了铺垫。在这方面，雅典帝国算得上一个打破常规的例外。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随着希腊被一个规模更大的帝国系统吞并和支配，其平等主义规范逐渐式微，与此同时财富积累也迎来了一次崭新的历史机遇。?[35]??
“那个敌人剥掉我的袍子，穿在了他妻子身上”：前现代时期的传统战争
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的战争。它们通常是发生在查尔斯·蒂利所谓的“暴力专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归根结底，主要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之间为控制人民、土地及其他资源而展开的角逐——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话说，是“国王之间的比赛”。在那些只有一方遭受严重破坏的战争中，掠夺和征服可能会在加剧征服者之间不平等的同时，降低受损或战败方之间的不平等：战胜方的领袖往往大获其利（与其追随者相比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是与普罗大众相比了），战败方的领袖通常会损失惨重甚或丧命。战争的性质越“古老”，这条原则往往体现得越充分。对被征服者的掠夺可以远溯到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正如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在挽歌中唱的那样：
哎呀，老天，我算是彻底毁了呀！
那个敌人踩着他的靴子闯进了我的卧室啊！
那个敌人脏兮兮的手向我伸过来了啊！
那个敌人剥掉了我的袍子，穿在了他妻子身上啊！
那个敌人扯下了我的一串宝石，挂在了他孩子身上啊！
我非得把他的房子踏平不可。?[36]??
然而，虽然许多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损失，但富人们失去的更多——相应地，其战胜方中的那些伙伴得到的也更多。让我们到美索不达米亚逗留一会儿，看看那里继苏美尔人的灿烂文化陨落几千年之后出现的新亚述王国吧。当亚述王国的统治者四处洗劫和掠夺城市并屠宰和驱逐城市的居民时，亚述的王族却令人厌恶地频频撰文来夸耀他们的赫赫战功。鉴于他们往往只是笼统地描述劫掠的过程，所以严格说来，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谁遭到了洗劫。但每每碰到有具体描述的文本时，它们都表明敌方的精英阶层是被专门挑选出来的掠夺对象。公元前9世纪，当亚述统治者撒缦以色三世打败楠瑞的国王马尔杜克—莫达米克时，他“洗劫了他的王宫，掳走了他的上帝（神像）、财产、物品、宫中女眷，以及不计其数的挣脱缰绳的马匹。”
在有关撒缦以色三世的其他铭文中，其掠夺王宫财产的场面反复被提及，其中一篇铭文甚至告诉我们“许多黄金做的门”被敲碎并运走。劫掠之后，敌方统治者连同他们的家族，以及宫廷人员和女眷这类有较高身份地位的人，都会遭到放逐。亚述的其他国王据说还会把战利品分给其他精英受益者。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之所失即是另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之所得。如果战争的一方总是比其他人更成功，那么这些胜利者精英就会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资源财富，同时把被征服者甩在身后，这一过程会通过拉长收入和财富分配曲线顶点之后的尾巴，抬高整体上的基尼系数。正如我在最初两章中所论证的，大的附庸国越多，国家越容易在统治阶级的最顶层中形成不成比例的物质资源集中。?[37]??
传统战争的“零和”特征，在1066年罗马帝国对英格兰的征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土地财富方面看，当时英格兰的贵族包括几个极其富有的伯爵以及几千个小领主和地主。罗马最初在黑斯廷斯取得了胜利，随后便遭遇了长达数年的反抗，在此情况下，征服者威廉先是试图拉拢这个集团，但接着推行了全面的征用政策。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土地转移，使得国王占有的土地份额大为提升，同时足足有一半的土地最终落到大约200个贵族的手中，这其中又有半数为新国王的10个亲密盟友所占有。尽管新国王的亲密盟友享有特权，但已不像此前穷奢极欲的伯爵那般富有了，其他的那些男爵要比以前的小领主富有得多。这种强力再分配的影响深入英国精英阶层中的各个等级：到1086年英国发布土地勘察报告时，那些能被明确地认作英国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就面积而论占6%，就价值而论仅占4%；尽管他们的实际份额可能比这更高，但毫无疑问的是罗马贵族已接管了大部分的土地。许多被剥夺了土地的小领主最终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到别处以当雇佣兵为生。时移世易，随着王族的土地不断减少，以及贵族们不断将土地打赏给依附于他们的骑士，这一早期出现的土地集中过程最终被大幅度地逆转，从而再造出了一个整体规模更大但单个来看富有程度相对更低的精英阶层。然而，封建关系使得任何有关这一时期土地财产分配情况的观察变得更加复杂。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情况甚至更难以确定，但一般说来，看起来罗马人的征服最初确实带来了土地收入在一个比此前小得多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更大程度的集中，只不过这个阶级随后便逐渐趋于解体。?[38]??
在这种传统的战争和征服过程中，矫正或许主要是发生在战败方的各个领导者之间，例如，西亚的统治者就是被愤怒的阿舒尔或哈罗德国王手下的那些领主拉下马的。托斯卡纳的普拉托城提供了一个距离我们更近的例子：1478—1546年，在瘟疫已经消退且周边的城市共同体正出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的情况下，普拉托的财富基尼系数（依据财富税缴纳记录推算得到）反而从0.624降到0.575。1512年时，普拉托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血腥洗劫，据说导致数千人丧生以及长达三周肆无忌惮的劫掠。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成了劫掠者大肆捞取赏金的主要对象。在第11章结束时，我会更详细地讨论德国奥格斯堡市的例子，它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了敌方和瘟疫的双重重创，因此最后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的大幅缩减。尽管瘟疫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引发不平等程度下降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因战争而来的资本价值损失，以及富人承受的非同寻常的负担。?[39]??
虽然我们可以从战争编年史中搜罗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这样做意义不大，因为一般性的原则已经很清楚了，尽管我们无法对之做出可靠的测度。在传统战争中，矫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战争带来的掠夺或破坏程度，胜利者或征服者的最终目标，以及最重要的，我们如何界定我们的分析单位。如果我们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胜利者与失败者视为分离的实体，就可能会认为矫正主要发生在后者之间。如果战争带来了彻底的征服，而且胜利一方的成员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从而以一个新的精英阶层部分或完全替换掉以前那个旧的精英阶层，那么，总体上的不平等就不一定会受到大的影响；如果原来的精英阶层及其所拥有的财产最终被并入帝国系统，那就会创造出一个规模更大并且不平等关系更为广泛的政体。然而，这种粗糙的分类法肯定会造成对更复杂的真实情况的过分简化。无论是军事精英还是社会精英，都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对那些无法清楚地区分胜者和败者的战争来说，这种方法尤其成问题。举两个例子就够了。1807—1814年，法国和西班牙在后者的领土打的那场半岛战争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实际工资水平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并且在总体收入不平等方面出现了短暂的激增。相反，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实际工资水平以及相对于地租而言的名义工资水平都出现了上涨，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也更低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委内瑞拉发生的那场毁灭性战争以及持续的国内动荡，看起来也造成了地租与工资之比的大幅下降。?[40]??
“我们不再在意杀死了谁，而只在意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内战
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内战是如何影响不平等的？现代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相反的问题——不平等是否是导致爆发内部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这第二个问题，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一方面，总体的（或者“垂直的”）不平等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并不是正相关的（尽管依据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那些低质量数据，任何可靠的具体结论都可能受到质疑）。另一方面，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能够被证明对内战有促进作用。最近出现的一些研究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项调查研究指出，人体重量不平等——作为资源不平等的表现与内战存在正向关联，并且，这项研究的样本空间十分广泛，甚至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情况。此外，根据另一项研究，爆发内战的概率随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不过后者非常高的情况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弱小的精英人士的广泛存在会使得镇压动乱变得更容易，所以前者反而会下降。因此，我们只能说有关这个问题的巨大复杂性才刚刚开始为人们所认识。?[41]??
相比之下，内战对不平等的影响问题几乎还未引起多少注意。一项以1960—2004年128个国家为样本的先驱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内战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在内战结束后的前5年时间里。平均而言，这些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在内战期间会上升1.6个百分点，在随后10年的复苏期会上升2.1个百分点，并且，若能维持和平的话，会在战争结束5年后达到峰值。好几种原因促成这种趋势。鉴于内战会使物质和人力资本存量减少，它们的价值会上升，与此同时非熟练劳动力的价值会下降。更具体地说，在有着大面积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农民可能会失去进入市场的机会，并因为被排除在商业交易之外而收入受损，这些损失会将农民逼入生存的边缘。与此同时，战争投机商则会趁着安全下降和国力衰微之机牟取暴利。商业投机只会让很少一部分人受益，故而当国家的征税能力下降时资源集中就会出现。这种紧缩连同军费开支增加，带来社会性支出较少的情况，这反过来又会损害穷人的利益。再分配政策以及公共教育和健康支出备受挤压，并且冲突持续得越久，这种负面效应就越强。?[42]??
这些问题在战争之外仍然存在，我们发现在紧接内战之后的几年里，基尼系数甚至更高了。在那一时期，胜利者会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因为“个人与家族关系决定着财产以及获益机会的分配”。这一特征是内战与前现代传统战争的共同之处：胜方的领导者得利，不平等加剧。19世纪也能够观察到这一点：19世纪30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战时期的土地充公政策最终带来了大宗地产的出现和不平等的加剧。?[43]??
几乎所有相关的观察都源自传统社会或者发展中国家。在更发达的国家，彻头彻尾的内战是很少见的。另外，在某些内战与大矫正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案例中，如1917年之后的俄罗斯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颠覆性的变革而非内战本身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把美国内战看成一场类似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结果本章前面部分已做了描述。这使得我们只剩下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可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不同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这场内战的胜利一方并未追求一种再分配议程，其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革命性的。冲突期间，那些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地区施行了集体化政策，但非常短命。1939年之后，弗朗哥派实施的自给自足政策导致了经济上的停滞。内战引发的一系列冲击以及随后的经济管理不善，带来了顶层收入份额的下降。这段时期只有最顶层群体（最富的0.01%群体）收入份额的计算数据，它在1935—1961年下降了60%。这一趋势与总体上的收入基尼系数变化情况相冲突，后者在内战和“二战”期间比较稳定，但在1947—1958年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图6.2）。?[44]??
?
图6.2 西班牙的收入基尼系数及顶层0.01%群体的收入份额，1929—2014年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工资收入基尼系数在1935—1945年出现了幅度约为1/3的显著下降。就我们所知，迄今还未见有人对这些结果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莱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苏拉针对以下现象提出了几种假说：资本收益下降（这会压低顶层收入份额）引发的竞争效应、弗朗哥统治下的再乡村化运动带来的工资收入缩减（这会削减总体收入不平等）、自给自足政策下财产尤其是土地收益的上升（这抵消了那些会抬高总体基尼系数的收入不平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人均实际GDP出现零增长的1930—1952年，贫困人口比重在此期间也大致增加了一倍。不平等在西班牙的变化过程十分不同于这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国家，尽管就顶层收入份额和工资水平都出现了下降而言，它们有着表面上的相似性。与卷入“二战”中的其他国家及许多中立国不同，西班牙并未实行累进性的征税，总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未下降。我同意普拉多斯·埃斯科苏拉的一个说法，即：“把握住西班牙（内战对其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它们的社会凝聚力因世界大战而增进）之间的区别，对理解战后时期的事态发展来说，是重要的。”即便如此，这二者赖以形成各自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驱动力是相同的，即受政府政策调节的暴力冲击。?[45]??
我将再次回到遥远的过去，通过考察一个混合型的案例来结束我的研究，那就是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80—30年代之间、并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之所以称其为混合型的，是因为它们是罗马社会内部的冲突；它们因流亡精英群体的竞争而起，但具体发展以前面曾提及的大规模军事动员文化为背景，从而表现出国与国之间大规模动员战争的关键特征。罗马人在军事动员率上的最高历史纪录就出现在这一内乱时期。同时出现在这场战争中的精英群体内讧与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提供了新的契机。
其中，那些爆发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和公元前1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最血腥的冲突彻底摧毁了罗马的统治阶级。政敌遭到排斥，统治阶级公开宣布任何想杀死政敌的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得一份赏赐，他们的财产也会被胜利方没收充公。在公元前83—前81年的内战中，据说有105位参议员遭到了杀害，当时参议员的总席位只有300个左右；公元前43年，300位参议员（总数是600个）以及2000个爵士（他们是罗马社会中的第二大精英阶层）以同样的方式丧命，虽然我们仅能指认出其中的120位。这两段插曲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不平等的进程。第一轮没收充公是由寡头反动势力的支持者操控的，他们允许占据优势地位的支持者通过在拍卖过程中抢购没收得来的财产而获利。这很可能带来了财富集中度的提高，特别是在内战前夕精英阶层出现大幅减员的情况下：从公元前90—前80年的10年间，据说至少有291位参议员丧命于暴力。继承者数目减少带来的很可能是精英财产的联合而非分散化。从当地各个社群没收得来的土地原本是要给退伍老兵的，但往往最后还是流入了市场，由此而来的交易也起到了促进财产集中的作用。公元前43年和前42年发生的没收充公则有所不同，它们的起因不是为了报仇，而在于从军事上做好抵御那些流亡在意大利之外的国内政敌的准备，财政需求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既然如此，没收充公得来的财产就不太可能用于犒赏同盟者，而主要是为了兑现为组建一支庞大的市民军队所承诺的高额补偿金。派系领袖的那些亲密盟友一直到公元前30年的冲突尘埃落定后才获得了奖赏，并且奖赏的具体方式是以牺牲旧贵族利益为代价培植“新贵族”。?[46]??
士兵在这最后一轮内战中获得的高额补贴，兴许起到了显著的再分配作用。内战爆发之前，罗马士兵只能得到比较适中的补偿。在早期抵御外敌的战役中风行起来的军阀做派最终推高了补偿的额度：它们起初是很低的，但到公元前69年时一下子就涨到年最低薪酬的7倍，公元前61年时更是达到年最低薪酬的13倍。公元前40年的内战带来了士兵补贴金进一步的大幅上涨，到公元前46年时已22倍于新调高后的最低年薪（或者42倍于旧的最低年薪）。4年之后，这项开支很快又创下新高，因为那些数量更为庞大的军队后勤人员也得到了获得同等补贴的许诺。总之，我们估计，公元前69—前29年，为收买军心和犒赏军队，一笔至少10倍于国家常规收入，或相当于当时罗马年GDP总量的巨额资金，最终被转移到士兵的手中（几乎所有的支付都发生在公元前49—前29年）。领到补贴的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大约占罗马公民总量的1/3。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曾经发生过通货膨胀，所以这很可能带来了非精英群体实际收入的大幅上涨。罗马社会内部的分配效应在意大利中心地区的表现如何，就更加晦暗不明了。这笔巨款中有大部分都是从外部各省搜刮来的。但也有例外：公元前43年时，除了施行上面已提到的大规模没收充公，富人还被要求上缴一年的不动产收益以及2%的财富税。后来又增设了多项富人缴税义务。财政课税事实上以累进的方式进行，且征得的税收供再分配之用，这在罗马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47]??
不过，这终归只是一次性的偶发现象。公元前30年罗马恢复和平并建立起稳定的专制体制之后，依靠征税汲取财政收益重新成为常态。国家所支配的财政收入，仅仅只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后期为数不多的几年里，被暂时性地用于提升一般民众的利益。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见，长远来看，随后几个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稳定局面，无疑有助于促进高水平的财富集中。
“不管要付出何种代价”：战争与不平等
本书的这一部分已经带领我们穿越了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军事冲突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普遍特征，但只有几种类型的战争削弱了另一种同样普遍的人类现象——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无论是对胜利者还是对失败者来说，现代的大规模动员战争都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矫正手段。每当战争的影响渗透到整个社会，资产就会贬值，富人就要为之付出某个公平的份额，战争不仅能够“夺人性命和摧毁财物”，还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二战”时，长期推行的战争驱动性政策，使得这种影响不仅见于战争当时，而且还见于战争结束之后。发达国家公民所经历的长达一代人甚至更久的不平等程度下降，最终要归因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全局性暴力冲突。类似的物质不平等缩减也出现在了“一战”期间及之后。这种特殊风格的战争在更早的时候鲜有先例，即便有通常也与矫正无甚关系。在美国内战中，导致南方财富被毁的不是战争动员本身，而是战败和被占领。正如中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依据有关大规模战争远古先例的历史证据所得出的，是模糊不清甚或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斯巴达这个勇士型的城邦，资源分配从早期无疑是平等的状态逐渐演变为一种失衡的状态。古代的雅典，或许是前现代时期民众广泛参与军事的一个最佳案例。正如20世纪的某些时期一样，雅典人共同的战争动员经历看起来强化了他们的民主制度，而这反过来为施行限制不平等上升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鉴于总体发展趋势截然不同且古代的证据资料有限，我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一类比。虽然如此，古代雅典的经历却表明，只要各种制度安排搭配得当，即便是在完全的前现代环境下，一种崇尚军事上大规模动员的文化也能发挥出作为矫正机制的作用。?[48]??
那种范围更为有限的战争广泛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但我们无法从中得出逻辑一致的规律性结果。以掠夺和征服为主题的传统战争，普遍而言会使精英阶层获益，从而加剧不平等。每当战败一方被归并到一个更大的政体中时，情况尤其如此，而上层社会阶梯会因为这个归并过程而出现更多的财富或权力层级。内战很少会起到矫正的作用——即便真的起到了这种作用，那也是部分地（正如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班牙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那样）或短暂地（或许像古代的罗马那样）。唯一能够改变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内战，是那种由颠覆政权的激进统治者发动的革命，他们一心想着全面地征用和再分配，且不惜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一过程，正是我们马上要论及的暴力矫正的第二个骑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