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形势并没有朝着符合日本利益的方向发展”：全面战争意味着全面矫正
日本曾一度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38年时，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在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申报的总收入中占19.9%。然而在随后的7年，这个份额下降了2/3，一路降至6.4%。其中，这个顶层群体中最富有的1%群体承担了超过一半的损失：同期，他们的收入份额从9.2%锐减至1.9%，减幅接近4/5（图4.1）。
尽管发生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迅速且巨大，但与精英阶层在财富方面遭受的更引人注目的破坏比起来，又逊色不少。就日本规模最大的1%资产而言，其公布的实际价值在1936—1945年间缩减了90%，1936—1949年缩减了近97%。最顶层的0.1%资产损失得更多——实际价值分别缩减了93%和98%以上。以实际价值计算，1949年时一个家族跻身顶层的0.01%家族之列（万里挑一）所需要的财富，若退到1936年，仅够其进入前5%家族之列。股票也严重缩水，以至以前仅仅算得上殷实的财富水平，现在除了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尽管统计数据的不连续性使得我们很难对日本不平等缩减的总体情况做出精确的估计，但它们确实表明，日本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下降：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介于0.45~0.65之间，降至1950年代后期的0.3左右；这一下行趋势是确凿无疑的，它强化着这样一种印象：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大幅缩减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规模矫正。 [1]
图4.1 日本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1910—2010年（以百分数表示）
就精英阶层的收入而言，日本一下子从一个收入不平等程度堪比1929年股市大崩盘前夕的美国——“顶层1%群体”处于高水位的社会，变成了类似于今天的丹麦的社会，后者从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来看是当世最平等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精英阶层拥有的大部分财富毁于一旦。但日本人从未有过“向丹麦看齐”的想法。它所做过的仅仅是卷入，或者依据我们的定义来说——发动了“二战”：先是企图控制中国，继而建立起一个西起缅甸，东至密克罗尼西亚环礁，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赤道以南所罗门群岛的殖民大帝国。在其鼎盛时期，这个帝国所控制的人口据说与同期的大英帝国大致相当——接近5亿人，或者说约为世界人口的1/5。 [2]
为了维持这一耗资巨大的冒险，日本军队的规模从1930年的25万人到1945年夏季时的500万人，增加到20倍。也就是说，不论年龄大小，每7个日本男性中就有一个被征召入伍。到战争结束时，共有250万日本军人战死。战争最后9个月，美国投掷的炸弹为日本带来了致命和毁灭性的打击，共有70万居民丧生。在这种极度恐怖的环境下，两颗原子弹总算是为日本人长期的劳累、苦难与毁灭经历画上了一个句号。在大战中全面失败后，日本被几十万美国军队占领，并被迫实施了旨在扼制其军国主义野心的全方位制度改革。
这些戏剧性的进展，不只为一次超乎寻常的大矫正过程提供了背景，它还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原因。全面战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并且，正如许多最近出现的研究所言，这一结果绝不仅限于日本。卷入“二战”乃至之前“一战”的其他主要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尽管在程度上并非总是这般极端。它也发生在几个并未卷入战争的邻国身上。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是20世纪出现的两大矫正机制之一。另一个矫正机制是能够造成结构性转变的革命：然而，由于这些革命是由世界大战推动的，因而全面战争又是唯一和最终的原因。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矫正四骑士的比喻来说，战争和革命堪称一对携手并进的孪生子。
日本为战争驱动型的矫正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因此，接下来我会对这个国家在战争期间及被占领时期的情况做出更为细致的描述，以便辨别出那些共同导致了该国财富损毁和不平等大幅缩减的各式各样的因素。然后，我还会通过简要地考察各国在战时的经历，战争对后续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战争对促进一体化和民主化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等，从短期和中期的视角对与两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矫正过程，做出更系统、范围更广泛的评价。在后面的各章中，我要探究的是，由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带来的矫正在历史上能够被追溯到多远，那些历史上更为普遍的其他类型的战争会造成何种影响，以及最后，内战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将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暴力曾经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不平等程度施加过影响：唯有那些动员最为广泛的军事活动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
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向世界开放之后，不平等程度呈不断上升之势。与更早时期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幕府统治结束时，各省的数据表明，按当时的国际标准判断，个人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是比较低的。没有证据显示薪酬不平等在德川时期扩大了，相反倒是有证据表明，16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按城市工资计算，技术工人的额外收入呈逐步下降趋势。果真如此的话，那将意味着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了，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也是不断缩小的。在这一阶段晚期，地主们发现他们在有关由谁来控制日益增长的剩余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受制于不变的土地税率，他们的控制能力正在受到商人和农民的挑战。由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国际贸易额大幅缩减，更普遍意义上的精英阶层也不能通过商业活动获利，而这同样有助于遏制不平等。 [3]
这一切都随着日本加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行列和启动快速的工业化而发生改变。尽管缺少可靠的数据，但学界普遍认为，19世纪中叶之后该国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和上层收入份额都上升了。工业化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之后加速发展。与欧洲之间不断增加的贸易交往带来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即便在价格膨胀导致实际工资缩水的情况下亦是如此。随着“一战”的爆发，从大宗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份额上升，收入增长速度也开始高于工资增长速度。相应地，不平等在“一战”期间也开始增加。直到20世纪30年代，财富精英一直都在高歌猛进：地主、股票持有者以及公司执行官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巨大。股权高度集中，且他们因为慷慨的分红而收益颇丰。公司高管往往也是大额股份的持有者，并能够获取很高的薪酬和红利。低税率使他们的收入得到保护，并促进持续的财富积累。 [4]
这一安逸的局面在1937年7月因日本入侵中国而突然中止。随着从最初的战事扩展到对地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无节制入侵，日本不得不以加速之势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方面。随着1940年9月之后逐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以及1941年11月对美国、英国、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起全面进攻，日本的赌注进一步提高。在太平洋战争的头6个月里，日本军队遍布从夏威夷群岛和阿拉斯加到斯里兰卡和澳大利亚的广袤地区。截至1945年，大约有超过800万的日本男性，即日本1/4的男性人口，曾在军队服役。武器生产在1936—1945年间实际上增长了21倍，政府支出从1937—1941年增长了一倍多，随后的4年又增长一倍。 [5]
这一超乎寻常的动员力度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战争期间，政府管制、通货膨胀以及物质损毁，矫正了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三种机制中的第一种是最重要的。国家干预逐步创造了一种徒具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外表的计划经济。最初实施的紧急措施不断扩大并日益制度化。1932年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后在那里建立的指令性经济，提供了一个样板。1938年春季颁布的《国家全面动员法》赋予了政府要求日本经济服务于战争（它很快就升级成了全面战争）的广泛权力：雇用和解雇决定工作条件、生产、分配、迁移和商品价格，以及解决劳动纠纷的权力。1939年颁布的《限制企业分红和资本流通条例》，对红利增长施加了限制。农业租金和部分价格被冻结，工资和土地价格开始受到管制。1940年公司执行官的红利受到封顶限制，随后一年当局又固定了租金收入。在1937年、1938年、1940年、1942年、1944年以及1945年里，针对个人和企业征收的所得税几乎都有提高。1935—1943年间，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增加了一倍。政府干预股票和债券市场，以牺牲企业股票和债券为代价发展战争债券，从而导致了更低的收益率。大幅度价格膨胀连同城市和土地租金以及地价的固定化政策一起，导致了债券、存款和地价的下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征用了所有排水量超过100吨的私人船只，且几乎没有返还：每5艘商用船中的4艘都消失在了战争中。1943年颁布《军需企业法》后，按规定，那些被官方指定为军需企业的公司必须设置直接听命于政府的生产监督官，由其决定设备投资、工作安排和资金分配，利润和分红也由国家确定。从1943年开始，政府强力推进了全面偏向军需的生产：不可信的未来补偿承诺充当了唯一的诱饵。1944年政府权力进一步膨胀，一些贸易被国家化。一项调查列举了1937—1945年间日本政府推出的大约70种不同的经济控制——包括配额、资本控制、工资控制、价格控制和土地租金控制在内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措施。 [6]
原本由几个富有家族牢牢控制着的联合大企业财阀体制开始遭到削弱。由于靠富人进行的企业储蓄和投资被证明不能满足战时工业膨胀的资本需要，所以必须从这些传统的封闭小圈子外部筹措资金，日本工业银行也缩减了私人金融组织的市场份额。由于以往企业股票的主要所有者同时也把持着高层管理职位，所以资本化的增加和外部借贷提供了联结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一个直接纽带，而这会带来财富积累的不利结果。更普遍地说，战争压力催生了这样一种新观念，即公司不应该被股票持有者单独占有，而应该由包括每个成员在内的共同组织所有。这一信条使得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化行为受到鼓励，工人因此被赋予了包括利润分享在内的更多权利。 [7]
战时施行的一系列的国家干预，为后来美国占领时期实施的全面土地改革埋下了伏笔。战前，地主（大多数是中等富有者）占有所有土地中的一半，所有农民中的1/3是其承租者。战争期间，农村的贫困已经触发了一些冲突和动荡，但改革的尝试是迟疑不决的。这一局面随着1938年出台《农业调整法案》而发生改变，该法案力图鼓励所有者出售已出租的土地，并允许强制性地购买未开垦的土地。1939年颁布的地租控制令将地租冻结在当时的水平上，并赋予了政府勒令削减地租的权力。1941年的地价控制令将土地价格固定在1939年的水平上，同年颁布的土地控制令使得政府拥有了决定种植何种农作物的权力。1942年的食品控制令，使得政府开始有权决定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所有超过个人消费所需的稻米都必须卖给国家，所有超过个人所需的地租都必须转换成短期国库券。在缺乏价格激励的情况下，给予稻米种植者的补贴不断增加，以鼓励其生产。这使得主要生产者的收入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增长，地主收入遭到侵蚀，此一差别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可观的矫正效应。实际的农业租金在1941—1945年间减少了4/5，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4.4%降低到1946年的0.3%。各种有关没收、征用土地的倡议曾四处流传，所以地主的状况本来有可能更糟，但这些倡议最终并没有付诸实践。 [8]
工人不仅从租金控制、国家补贴以及政府对商业管理不断强化的干预中获益，而且还从政府为保证入伍者和工人身体状况以及减少市民不安定情绪而实施的扩张性福利供给中获益。1938年福利部门一组建起来，便立即成了推进社会政策的主要力量。它启动了部分由国家出资的健康保险计划，同减贫计划一样，这个计划在1941年之后大幅扩张。为抑制消费，政府出台了各种形式的公共补贴计划，同时在1941年破天荒地实施了公共住房计划。 [9]
第二种矫正力量，即通货膨胀，在战争过程中不断加速。消费价格在1937—1944年间上升了235%，接着又在1944—1945年的短短一年间跳至360%。这使得即便是在地主的实际收入因租金控制而遭受侵蚀的情况下，债券和股票价值仍然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10]
与欧洲战区不同，在日本，第三个矫正力量即资本方面的物质性破坏，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开始起作用，尽管其航运业很早就遭到了打击。到1945年9月时，该国实物资产总量中的1/4已损耗殆尽。日本损失了80%的商用船舶、25%的建筑、21%的家用器具和私人物品。战争最后一年，仍在生产的工厂数量及其雇佣劳动力的规模，缩减近半。损失程度因行业而异：钢铁业损失甚小，但纺织业中的10%、机器制造业中的25%、化工业中的30%~50%，都停止了生产。这些损失绝大多数都是由空袭造成的。根据1946年的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报告，盟军当时已向日本投掷了160800吨炸弹，尽管比对德国的轰炸少了1/8，但由于日本防御更差，所以反倒更成功。1945年5月9—10日夜间对东京的燃烧弹轰炸，据保守估计，在大约16平方英里的区域内造成了近10万居民丧命，超过25万栋的建筑和屋舍损毁，然而，这仅仅是显著的一例而已；5个月之后，广岛和长崎的遭遇同样如此。该报告的编写者估计，被轰炸的66个城市有40%的建成区遭到损毁，全国大约30%的城市人口丧失家园。尽管这给地产所有者和投资者造成了损失，但其总体影响不应被高估。由于重化工业在战时的急剧扩张，1945年残留下来的生产设备量超过了1937年时的可用量。并且，除了造船业这个例外，实物损毁主要发生在战争的最后9个月，在此之前，社会上层的收入和财富份额就已经开始加速下降（见图4.1）。盟军的轰炸仅仅是使已然之势进一步加速而已。 [11]
资本收益在战争期间几乎荡然无存：租金和利息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是1/6，在1946年仅为3%。1938年时，顶层1%群体收入的1/3由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构成，剩下的部分则是商业和雇佣收入。到1945年，资本收入份额已降到1/8以下，工资收入份额降至1/10；商业收入成为（以往的）富人们开支的最重要来源。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看，股息和工资，在不断增强的政府控制的影响之下，遭到的打击最严重。放贷取息者和拿高薪的企业执行官，作为一个阶层几近破产。这种败落的景象，对处在1%人口最顶端的那些人来说尤为惨重。
与此同时，第二富有的收入群体并没有遭到任何可比的挤压。在收入阶梯中处于第95~第99百分位之间的那些家庭（收入水平紧随顶层1%群体之后的4%的富人），收入份额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下降，并且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稳定在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大致持平的水平，换言之，其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12%~15%。尽管大多数人都遭受了损失，但就相对值而言，遭受严重损失的只是那些最富有的日本人：“二战”之前，顶层“1%”群体的总收入一直都在第二富有的4%群体总收入的1.5倍左右，但1945年之后再也没能达到多于后者一半的水平。由此说来，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换来的是95%的非精英人群收入份额的上升，即从1938年占国民收入的68.2%上升到1947年占国民收入的81.5%，升幅达到20%。这确实是一次壮观的转变，它使得95%国民的收入份额，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堪比2009年时美国的水平上升到同今天的瑞典大致相当的水平。 [12]
“未来不再由少数人决定”：矫正效应的强化与巩固
然而，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只是矫正过程的一部分。日本在大的参战国中或许有其独特之处，这是因为它所有被观察到的净收入减少都发生在“二战”期间，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主要发生在战争期间，但一定程度上也发生在战后。然而，正如其他的国家一样，长期来看，导致收入和财富分散化的是战后实施的平等化政策。就日本而言，所有这些政策都能被证明是战争的直接后果。当裕仁天皇1945年8月15日承认“战争形势并没有朝着符合日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以及时局已到“承受不可承受的结果”之时——无条件投降以及被盟军占领，日本经济已经满目疮痍。原材料和燃料短缺已导致生产瘫痪。1946年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37年的低了45%，进口额仅为1935年的1/8。随着经济的复苏，整整一揽子的政策以及战争引起各种相关效应，使得战时已经出现的收入压缩局面得以维系，甚至使财富分配变得更为均等。 [13]
战争结束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消费者价格指数自1937—1945年间上升14倍之后，又在1945—1948年间以快得多的速度一路飙升。虽然报道出来的各项指数多有不同，但依据其中的一种度量方法，1948年时的消费者价格比日本入侵中国时高出了18000个百分点。固定资本收入剩下的部分蒸发了！ [14]
公司和地主是激进重组的目标对象。美国占领日本政府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消除财阀、劳动民主化和土地改革，这些举措会连同惩罚性的累进征税一起实施。其最终的目标不仅是消除其发动战争的物质潜能，而且是消除可感知到的帝国主义侵略根源。经济改革构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旨在重塑日本制度结构的根本民主化变革的一部分：新宪法、妇女的选举权、法院和警察制度的彻底变革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战争的直接后果，正是战争导致了日本被他国占领。 [15]
政府干预毫不隐讳地致力于经济矫正，这被视作达到预想结果 [01] 的一种手段。美国占领当局接到的题为“日本经济制度民主化”的“基本指令”，敦促其推进一种“收入及生产和贸易手段所有权的更广泛分配”。为了缔造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占领当局的政策目标与美国新政的政策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43年和1945年，美国的研究者曾评价指出，日本产业工人和农民在财富分配方面所占的较低份额抑制了国内消费，并引发了对外经济扩张。现在实施以更高工资水平为特征的劳动重组，正是为了对之做出补救，它将提振国内消费并促进去军事化。经济民主化和矫正本身并非目的，其深层政策目标在于，通过重构有可能导致对外侵略的经济特征来防范军国主义。归根结底，战争及其后果要再次为这些变化负责。 [16]
占领者以税收为利器痛下重手。1946—1951年间，他们针对资产净值征收了高额和累进的财产税，免征额低，最高边际税率达到90%。针对资产而不是针对收入抑或仅仅针对不动产征税，其没收充公的本质昭然若揭。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征税旨在重新分配私人财产，使财富从社会上层转移到下层阶级手中，以提升后者购买力。一开始，其征收对象覆盖了1/8的家庭，并最终将5000个最富有家庭70%的财产以及全部应税资产的1/3，转移到国家手中。一段时期里，在总体税负已经较低的情况下，征税特别指向富人。根本原则是再分配，而不是收益最大化。同样是1946年，许多银行存款先是被冻结，接着又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两年后那些超过某一门槛线的存款干脆被抹掉。 [17]
占领当局对财阀，即家族拥有的商业联合集团，抱着十分消极的态度，把它们视为战争年代军国主义领导集团的亲密伙伴，以及更一般地视其为一种使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半封建关系永久化的力量，这种关系既使得劳工工资被压低，又有利于资产阶级牟取暴利。最大的财阀最终被解散，它们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被摧毁。（旨在重组数百家商业机构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后来因“冷战”政策调整而搁浅。）这些财阀家族被迫出售了手中42%的股票，这导致了企业持股比例的巨幅下降。在1947年面向全国开展的高级管理层整顿运动中，大约有2200名来自632家公司的高管被遣散，或者在预期到会被遣散的情况下主动选择退休。这样，以前那种企业由资本家牢牢掌控的体制就被清除掉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其1948年的新年文告中这样宣称：
联合政策要求终结过去那种允许你们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工业和自然资源归少数封建家族所有和控制，并服务于其排他性利益的体制。 [18]
最初的干预计划非常严厉。1945年和1946年时，占领政府者曾考虑过一项计划，即撤除加工制造和能源生产设备，使生活标准维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或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水平，并将所有高于该门槛线的东西用作战争赔偿。尽管作为对新出现的“冷战”现实的反应，这些政策很快便发生了变化，但大量进攻性的措施事实上还是得到了实施。军火制造厂以及相关的生意被没收充公，作战争赔偿之用。1946年7月，美国人以“战争不是一桩赚钱的生意”为由，叫停了战争赔偿支付，未付款项被清除。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和银行收支平衡压力。许多公司在随后几年里都面临着清偿问题。另一些公司为了生存下来，用光了保留基金、资本和股权，甚至向债权人转嫁负担。 [19]
战败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损失。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就因为投资台湾地区、韩国、孟加拉国等殖民地而出现了资本外流问题。战争期间，日本公司在殖民地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占领区的经营越发具有侵略性。1951年签订旧金山和平协定后，日本失去了全球范围内所有的海外资产——在此之前这些资产的大部分已经被不同的国家夺取。 [20]
金融部门彻底毁灭。到1948年时银行亏损已经非常大了，以至要弥补它们，必须抹掉所有的资本收益和留存收益，并砍掉银行90%的资本金，外加注销某一门槛线之上的存款。股票持有者不仅招致了巨大的损失，甚至还被禁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购入新股。结果是资本收入不复存在。1948年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加在一起，占顶层1%群体总收入的比重不超过0.3%，这个数字在1937年是45.9%，在1945年是11.8%。 [21]
劳工联合是一个关键因素。战前的工会参与率不超过10%，1940年时原有的工会组织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工人爱国产业协会。建立这种形式的劳工组织，最初是为了激发工人为战争提供支持的劳动积极性，但客观上又为占领时期建立一种以企业为基础的劳工联盟准备了条件。1945年美国军队刚一进驻日本，占领当局便通过修改战前制订的一项未获通过的计划，形成了有关劳动联合的法案。年底，该法案获得了通过，工人因此被赋予组织、罢工以及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会参与率一路狂飙：1946年时，加入劳工联盟的工人占40%，1949年更是接近60%。高工资收入者获益良多，创建于战争期间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使受益范围进一步扩大。事实证明，建立强调工龄工资、工作保障的劳工联盟，有助于形成合作性的产业联系——最为重要的是，从社会矫正的视角来看，它有助于人们对一种以年龄、需要、生活水平、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为基础的新型工资结构达成共识。针对新入职者设立的最低生活工资，随年龄、资历和家庭规模的增长而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对生活工资所做的经常性调整，缩小了最初存在于白领和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鸿沟。 [22]
最后，土地改革是占领当局的另一个主要目标，他们把地主所有制视为一种必须消除的大恶。政府的一份备忘录提出，重新分配土地是使日本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关键，而此前日本军方已使贫穷的农民相信海外侵略是使他们脱贫的唯一出路：不推行土地改革，农村可能继续成为军国主义的温床。再一次地，其深层依据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美国以太温和为名否决了一份由日本农业部设计并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通过的土改方案，1946年冬，一份修订后的方案成为正式的法律。与定居地主所拥有和出租的所有超过1公顷的土地一样，非定居地主（那些居住地与土地所在地不是同一个村庄的地主）拥有的全部土地被强制卖出。所有者自己耕种的超过3公顷的土地，若被认定为无效率经营，也可能被包括在内。补偿的标准刚一确定，很快就因通货膨胀肆虐而遭到破坏。各类租金也是一样，它们被要求按1945年底的水平以现金来支付，但最终也随着通货膨胀而逐渐被破坏。同时发生的土地实际价格的下降也毫无二致：1939—1949年间，相对于稻米，稻田的实际价格下降为1/500，相对于烟草价格，大约下降为一半。改革覆盖了日本1/3的农用土地，进而牵涉半数的该国农村住户。战前用于出租的土地占到了全部土地的一半多，1949年降至13%，1955年降至9%，而拥有并自己耕种土地的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31%变成70%，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无地佃农几近消失。农村城镇的收入基尼系数从战前的0.5降到战后的0.35。尽管这场改革以战时的措施和观念为基础，但以这般巨大的规模实施，直接源于被占领这一事实。麦克阿瑟将军曾以其特有的谦逊声称，这一计划“或许是史上最成功的土地改革计划”。 [23]
从1937年入侵中国到1951年签署和平协定，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及随后被占领的那些年，日本人收入和财富的来源与分配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顶层收入份额的巨幅下降，以及本章开始时所观察到的巨额财富规模的戏剧性崩溃，首先要归因于资本收益的下降，并且，受这一因素影响的远远不是那些很富有的人。在总资产中占9%的那部分最大规模的资产，其内部构成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动。1935年时，股票、债券和存款在这部分资产中大约占一半，到1950年时，它们的占比下降到1/6，与此同时，农用耕地的占比也从接近1/4下降到1/8以下。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战争期间：顶层收入份额所遭遇的全部下降，以及就绝对值而言，其资产的实际价值所遭遇的几乎全部（93%左右）下降，都发生在1945年之前。 [24]
不过，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占领时期的情况也极为重要，它将战时推行的各种措施永久化并使它们有了更稳固的基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在对日本国民所做的新年文告中说的那样，未来不再“由少数人决定”。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干预聚焦于征税、公司治理和劳动组织方面，此前在所有这些领域，战争的领导者已经对原来的那些财富精英造成了巨大的财务痛苦。由此，战争以及紧接着的战后岁月，促成了这样一次长久性的转变：一个富有且强大的、既控制着管理又索要高额股息的股票持有者阶级，转向一种实施终身雇佣、资历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的更具平等主义色彩的公司系统。除土地改革以及商业和劳动关系重构之外，累进性的征税也是维系战时矫正的关键机制之一。20世纪50年代税收规范化之后，日本税收系统施加于顶层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达到60%~75%，对最富有者征收的财产税税率超过70%。正如对承租者的保护抑制了房产租金收入，以及集体谈判确保了持续的工资压缩一样，这些措施直至20世纪90年代都还在遏制收入不平等和财富积累方面发挥着作用。 [25]
战争及其后果使得矫正过程不仅突如其来、规模巨大，而且经久持续。这段日本历史中最血腥的岁月，这场夺走了几百万生命、摧毁了无数家园的战争，带来的是一种独特的平等化结果。一种新型的、要求大规模地理和经济动员的战争类型，使得这一结果成为可能。极端的暴力已经在日本社会中矫正了极端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这一从全民动员到毁灭和被占领的冷酷进程中，全面战争引发了全面矫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