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有很多来源。生产性资产的本质和它们被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方式，超过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剩余的规模和商业活动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都以一种复杂和不断改变的方式相互作用以决定物质资源的分配。调节这一相互作用的机构对于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使用，以及对最终根植于动员和使用暴力的压力及冲击高度敏感。以稳定且陡峭的层级结构，以及至少从前工业革命的社会标准看，在例如获取能源、城市化、信息处理和军事能力这些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上得分很高，规模非常大的，同时也维持了很多代的农业帝国，在相对较好的免遭显著的暴力冲突的环境中，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关于不平等动态的观察。从最后这一方面来看，它们代表了与相对和平的19世纪，即一段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西方世界最接近的情况。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古代帝国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意义上，有着非常相似的结果。这些相隔1500年或者更久，以及除了秩序、稳定和受保护的发展这些共同经历外几乎没有共同点的不同文明，都在物质资源的分配上保持了巨大的差异。穿过时间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重大的暴力性冲突的缺位一直是高度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提供两个案例研究来表明这些前提：中国汉朝和罗马帝国，它们每一个在其权力顶峰的时候，都掌握了大约1/4的全球总人口。古罗马被贴上的标签是“一个完全通过获得土地创造出财富的产权帝国”，中国汉朝时的财富是凭官位而不是私人投资获得的。这种对比看起来有点夸张：在这两种环境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活动如影相随地纠缠在一起，都是收入和财富的关键来源，也就成为物质不平等的有力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