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说回野猪，它们吃下本身完全无害的蚯蚓，但也一并吞下其他一些附属品——血线虫的幼虫。这些幼虫在蚯蚓身上出生，然后等待一个合适的宿主。在之前所提到的食物紧缺的情况下，这一宿主也可能是人类——所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将蚯蚓烤熟烤透后再食用！一旦野猪吃下蚯蚓，那些幼虫就会通过血管进入猪的肺部，在那里它们会定居在支气管上，造成成年的野猪发炎以及出血。而之后野猪将那些虫卵排泄出来，再回到蚯蚓身上，由此，整个循环结束。
由于野猪的呼吸器官变弱，其他各种疾病也就乘虚而入，尤其对于年幼的野猪，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极高。野猪的数量越多，作为寄生虫载体的蚯蚓数量也越多，继而野猪发生感染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所有种群的数量摇摆得越来越高，直至某一天这些种群彻底崩塌。野猪数量减少＝排泄出来的虫卵减少＝几乎不再有感染的蚯蚓。由此可见，血线虫起到调节野猪数量的作用，但它们还是会有其他一些小小的对手。
在野猪身上，有不计其数的病原体被忽视了，它们之中很多是病毒。病毒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生物，但是，它们到底算不算生物呢？科学家并不将病毒视为地球上有生命的物种，因为它们连一个细胞都没有。所以它们也不能独立完成细胞分裂，以及最基本的物质交换。病毒仅仅只是一个空壳，含有一张自我增殖的建筑图纸。原则上来说，病毒是死的，至少当它们没有寄居在某个动物或植物上的时候还是死的。但一旦成功寄居的话，病毒就会偷偷地将它们的建筑图纸带入其他生物的机体里，并且制造出几百万自己的复制品。在这一过程中，宿主总会出问题，因为病毒与细胞不同，它们没有自我修复的机制。
宿主出现很多问题，意味着存在很多病毒的新变种。许多新病毒并不能侵入机体，但也无关紧要，因为在那么多新病毒中，总有一些会起到点作用。这些起作用的新病毒会迅速适应新的环境，并且变本加厉地侵袭宿主。尤其是新的基因突变，潜伏着致命的可能性。通常对病毒来说，杀死已经被感染的宿主，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那样的话，当疾病蔓延一阵过后，病毒就没有机会继续繁殖。只有新的变种病毒才会做这种傻事，因为它们还没有完全适应宿主，所以还无法做到只利用宿主，但不杀死宿主。
相反，这一点对于宿主也同样适用：若是长期与病毒共处的话，宿主也会产生抗体，以至于疾病相对来说不会那么严重。水痘就是个不幸的例子：对于这种儿童疾病，欧洲人很好地适应了水痘病毒的感染。然而在那些北美原住民的部落中，这种通过白人殖民者携带来的病毒疯狂肆虐，混合上麻疹以及其他疾病，造成当地很多部落将近90％的部落居民死亡。
在动物界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全球化经济为动物制造了类似的境遇，就好比人类殖民者为自己开拓了全新的大陆。在装满货品的包裹中，或是活生生的动植物身上，存在许多让当地的动植物种群全然不知的疾病。
非洲猪瘟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这种病毒最早于2007年在俄罗斯被发现。通常这一病毒只活跃在非洲，在那里有一种蜱虫会通过吸血将此病毒在动物之间传播开。但在欧洲这种蜱虫并不是传播的罪魁祸首，大概是人类为病毒的传播打开了大门。人类也不是非常清楚，究竟是谁将病毒带入欧洲的，有可能是一批进口的猪肉携带了病原体。而非法丢弃病猪或者病猪残骸，很有可能是病毒传播开来的原因。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感染病毒而得病动物的死亡率是100％。
这对于野猪来说，算不算是个悲剧呢？对于单独一头野猪，或某一个野猪家族来说，肯定是的——野猪是一类非常喜欢群居的动物，例如它们非常乐意依偎在一起。由此，病毒的感染会从一头猪传至另一头猪，即使不是所有的同类都会遭到牵连，但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难逃病毒的感染。野猪爱它们的父母、孩子、兄弟和姐妹，并且在亲人们死去后会想念它们。但对于森林的生态系统来说，猪瘟应该算不上灾难。在自然的情况下，瘟疫几乎不会爆发，因为没有作为间接宿主的蜱虫。然而我们所遇到的情况是：非自然的众多数量的野猪，使得病毒可以非常轻易地在猪群里传播。由于疾病的缘故，野猪数量减少，它们互相接触的概率也就降低了——于是病毒无法再四处传播，疾病也就被终止了。山毛榉和橡树就又能正常呼吸了。
病毒与野猪的关联已经被成功地探明，但是，还存在其他一些关联，是无法被成功探究的，例如那些所谓的自然指示——某些物种在秋天可以预报冬天的寒冷程度。这些关联无法成功探究的原因在于，它们只是源于我们先辈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