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刚出生几周时，他和他的照料者相互之间都在密切关注对方，盯着对方的眼睛，朝对方微笑，模仿对方的手势。6约6个月大时，婴儿的注意力开始延伸到二人关系之外，跟随照料者的目光，与他注意到相同的目标。如果婴儿一开始跟随照料者的目光并未发现什么值得他关注的目标，很快，他就会开始自己寻找目标。
婴儿大约12个月大时，共同注意力的能力开始发展，引起进一步的改变。在这一阶段，婴儿有能力和意愿进入新的情境，照料者和婴儿共同关注第三方目标，双方都理解注意力是共同分享的。克里斯多夫·莫尔（Christopher Mole）这样说过。7这一阶段也是孩子意识萌发的时期，开始认识到照料者的话语不仅仅是声音而已，而是指代世界上不同的事物。因此共同注意力与沟通能力密切相关，沟通能力不仅需要意识到他人思想的存在，也需要意识到共同存在的领域：我们共享的世界。
大约在同一阶段，12个月左右大时，婴儿的指示动作开始带有目的性。8这种目的性分为两种：一种是命令式的，婴儿要求得到某一物品；另一种是声明式的，要求照料者与自己一同关注某一目标。后者所需要的即是“关注我所关注的”。
这就是社交反应的发展过程，筑就了我们的沟通技能。这项能力似乎是人类特有的，黑猩猩等物种不会有声明式的指示动作。9简·希尔（Jane Heal）写道，从这一概念上来说，话语是极其精巧而有效的指示方式。指示动作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集中目光的方式，反过来整个事件的基础就是与他人一起共同生存的感觉。10
希尔指出，正是在一些实践活动的合作中，比如一起搭积木，才能聚集共同注意力，促成沟通。例如：“喔，快看，蓝色的那块倒了！”
我们居住在一个共享的世界中，一起做事，这对于我们是何种存在至关重要。阿克塞尔·赛曼（Axel Seemann）曾写道，近期人们对共同注意力的兴趣飙升，证实了从唯我论的思想概念转向了认为这是社会固有的一种精神现象。11
这些发展心理学的见解，将缓解从笛卡尔时代开始困扰人们的精神哲学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逐渐弱化的问题就是常识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常识何以能成为常识。因为开展合作必须要有常识。解开这个谜团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认为你我都看着同一棵树。我们知道这是共同注意力的对象，但是如何验证呢？方法如下：我看到这棵树，我相信你也看到了这棵树，我相信你相信我看到了这棵树，而且我相信你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们无忧无虑地继续生活，在我们共享的世界中就这棵树进行交流。可能我们各执锯子的一端，想将树锯开。在这之前，我们并没有事先讲好需要怎么操作，我们之间也没有心灵感应，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操作。12问题出在哪里？这与发展心理学中的一项重大发现相吻合：孩子直到4岁时才能理解他人的想法。然而，当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出声明式的指示，表明他对世界有共同意识。13
首先，正是在社会互动中，我们的意识能力得以发展，这似乎保障了我们可以互相了解对方的思想，并且规定了我们理解世界的共同方式。
这虽是理论假设，但会产生现实后果。经验主义和其他认知主义错误地描述了我们的经验，这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例如，假定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靠，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但是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已对这种证词的局限性了如指掌。14但法律制度尚未意识到这种局限性，因为这与法庭文化相冲突，法庭文化向来坚信公平正义，因此信奉的证据规则是建立在过分简单的认知观上的。鉴于这些证言的使用，在文化上认为错误的认知是有罪的。
现象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指出，我们的感官记忆，比如目击证人的感官记忆，消失得很快，但也会随着社会规范而优化，由此变得更加生动，即便是错误的。它变成了人们会顽固坚持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语言，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经历。我们使用生长环境中的语言，使用目前流行的词汇。如此一来，我们“将经历进行典型图解”，这种典型化使我们原本私人的感官体验更加理想化和社会化。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我们在与语言中传达的社会偏见是如何影响目击者的证词的。思考一下另一个鲜有人知的事实，与社工和其他治疗专家进行交谈，其中所传递的规范和期许可能会给人们植入错误的记忆。最揪心的就是虐童的案例。通过语言的社会典型化，我们的记忆逐渐倾向于权威或其他大规模民主观念所鼓励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