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厌倦是可以理解的。艾伦伯格这样说道，重新强调个人主动性、承担重任，以及随之而来的绩效文化，要求你必须不断地整合内部资源以取得成功。中产阶级教育的激烈竞争就说明了这一点。社会排序在每一阶段都意义非凡，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我们笃信精英政治具有公平、畅通的流动性，不僵化，不会阻碍我们，但如果我们对社会抱以更加现实的观点，失败就会变成愈加耻辱之事。
若无外部约束，你对自己的了解就取决于你是否积极进取、心智出众。你的表现出众吗？在绩效文化中，人们从一个人的世俗成就中读取她灵魂的地位和价值。如同加尔文主义者一样，她指望着依靠成功来知晓：我是被选择的，还是被唾弃的？伴随着重任而来的，是对自身能力不足的深深恐惧。
在加尔文时期，人们的职业可能是世代相传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职业生涯才以稳定的经验积累为核心，职场会对这种经验予以估值，即评价你的能力。但是，如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对现代工作的研究中所说，人们将很难再维持这种固定的身份。3原本期望累积经验，继而变得纯熟老练，现如今已经为弹性灵活所取代。现在需要的是通才，这才是进入精英学校的敲门砖，而非任何特定熟习的技能。你必须时刻准备重塑自己，像“超人”一样。在加尔文时期，诅咒的威胁可能已不复存在，诅咒被认为只是迷信罢了。但在如今赢者通吃的经济制度下，诅咒才露出了真面目，很有可能使你永远只能在底层挣扎。
流动性和民主社会状况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来到美国时，美国的民主社会状况令他大吃一惊，新家庭不断涌现，原来的家庭逐渐消失，一切都在不停变化。社会流动性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平等的权利，即便暂时在底层挣扎也会充满精神力量。
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是生活在一起的，并没有做特殊区别。这就要求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亲切友善，泊车员可以借着一句“最近怎么样”，开始与他即将帮停的法拉利车主交谈。对他而言，这种亲密感使法拉利车主感觉受到恭维而非冒犯。泊车员表现出可靠，在交流中消除了车主的紧张与拘束感。车主可能会给不少小费，因为泊车员使他内心舒适。但稍等，一大笔小费可能会使人联想到经济不平等，因而破坏了整个交流过程，破坏了社会平等的整体表现。这种情况在美国十分复杂。要在这类服务行业内生存，你必须学会细致与敏锐，使其成为你的优势。在将车钥匙交还法拉利车主前，你必须唤起他的民主美德。
《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非常笃信精英政治。然而，有一项关于发达国家代际间的机会均等和社会流动性的研究，针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芬兰、丹麦和加拿大做出评价，美国在其中名列最后。4面对上述事实，美国民众仍然坚定地相信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否则个人主动性文化的公共基础将会崩塌。
托克维尔写道：
随着社会环境越来越平等，有一类人群在不断扩大，他们不依靠别人，永远习惯于孤军奋战，认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民主不仅使人忘记了祖先，也隐去了后代，使他与同代人分离，孤立于世，与内心的孤独为伴。5
由于我们坚定地信任我们的个体经验，劳工组织瓦解，社会保障处于私有化的持续压力之下，企业养老金已经为个人退休金账户所取代，这一切都不足为奇。问题在于：由于经济存在着系统性的不平等，我们珍视的经济个人主义（economic individualism）已经成为某种机能失调的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仍然存在。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们政治方向的参照点变得更加极端，对批评的容忍度也更低了，这必将使人体验到个人不足，而不是政治上表达的集体不满。6
艾伦伯格的书使我们将一些要点联系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个人从各种身份、义务和忠诚中解放出来，使经济个人主义不同以往。右翼经济在自由的融合中注入了年轻左翼的道德狂热，以波希米亚商人最为典型。这一发展轨迹带来了抑郁症的暴发，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忧愁的理解。
曾经，我们的问题是内疚：你感到自己犯了错误，违反了禁令。这被视为个人品质的污点。艾伦伯格认为，允许和禁止的对立已经为可能与不可能所替代。评价一个人的性格，不再以好坏为标准，而是这个人是否有能力。这里说的能力是可以用计量单位测量出来的。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病态，内疚的折磨被厌倦取代，因无休无止地要成为模糊不清的完全自我而感到厌倦。我们称这种状态为抑郁。
在绩效文化中，抑郁尤为显著。在这种病态之中，人难以行动。20世纪80年代，恰逢经济文化的演变，我们发现了“某种分子能够推动自治，实现自我，自主行动”，彼得·克拉玛（Peter Kramer）在《倾听百忧解》（Listening to Prozac）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调整自我，应对集体需求，即主权个体聚集起来的特定需求。
这一情况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我们发现在人类生物确定性和自治理想之间达成了意外的和谐。回想康德捍卫意志自由独立于物质原因之外，提出将自由从经验主义中分离出来，归入单独范畴。但是决定论的另一面是自我可操纵性，康德似乎没有预料到这对自治文化中成长的个人颇具吸引力。对自我的某种立场是将自我视为突触和神经递质的结合。我不会想到“我很绝望，因为我失业了”，我会认为“我的血清素水平过低，应该吃点药”。这从第一人称视角转向了第三人称视角。在第一人称视角中，我处于自己的经历之中并对其进行解读，参考一些事件，给出理由；而在第三人称视角中，我把自我客观化，我诉诸自己头脑中的物质原因。7这种自然主义决定论可能会令康德感到惊恐，但请注意，坚持认为自由独立于所有来自外部环境的他治原因之外，才保证了这种内在本质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