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40年代，克尔凯郭尔写道，“平均化”是公众通过抽象化战胜了个人。将自己视为公众的一部分是讨人喜欢的，就像在“1”后面加上一串“0”创造出一个巨额的数字。但这也令人感到羞耻，因为即便是先天才能出众的人，也会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中意识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部分。10克尔凯郭尔的论点有些模糊，但也很充分，所以值得详细引述，用以研究平均化如何挖空人际关系，只留下无关痛痒的关系。他写道：
爱慕者不再乐意认可和欣赏爱慕对象，开始反抗，变得傲慢自大。爱慕者和爱慕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对立，就像两个礼貌的对手，互相观察对方。国民不再自觉地尊敬国王，甚至对他的宏图霸略感到愤怒。国民的意义将完全不同，成为国民意味着成为第三方……最后，整个时代的人都变成了一个委员会。父亲不再利用父亲的权威骂儿子，儿子也不会违抗父亲，一场冲突可能会因为原谅的本性而得以化解。相反，他们的关系是毫无瑕疵的，因为事实上关系正在消失……11
克尔凯郭尔认为，权威关系的差异化是情感纽带真正的孵化器，也会造成个性化的反抗。克尔凯郭尔所举的父子之间的例子引发了我们对于当代育儿困境的思考。威尔弗雷德·麦克莱描述说，从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开始就希望从自身做起，避免孩子的叛逆。因此，他们忽略了孩子成长历程中的个性化冲突，只要他们不犯独断专权的错误即可。12他们将拒绝权威作为永远年轻的自我形象的支柱，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成了那些同样具有反抗热情的人的目标。麦克莱说，他们偶然发现了补救方法，那就是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为友，而非为敌。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平均化。我认为他是在忧虑通过反抗实现个性，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假平等包装下的软性专制。13
平均化与我们随时准备“转变”密不可分，变得能以第三人角度反思，透过表征审视自己。克尔凯郭尔这样描述：
我们在更高关系层面重新思考生命的关系，直到整代人成为代表。很难说代表了谁，也很难发现是为了谁。一个叛逆的年轻人不再害怕校长，就像校长与学生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学校一样冷漠。学生去学校不再意味着害怕校长，也不仅仅是为了学习，而是暗示了他对教育这个问题感兴趣。14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私人对话与公职人员的话语类似。当今时代，一个人可以和任何一个人交谈，必须承认人们的观点极其睿智，但对话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和匿名者交谈。这就是健身房服务员留给我的印象。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转变，我们的判断是客观以及全面的，全然不管表达者是谁。克尔凯郭尔展现了这种平均化的文化本能正走向可笑的极端：“在德国，甚至有为恋人打造的常用语手册，这使得恋人们坐在一起却不知在与谁交谈。”
恋人之间应是仰慕对方身上超越自己的闪光点。如果这种仰慕持续得不到回应，就会变得具有压迫性。在神话中，爱神厄洛斯是个暴君，成了民主道德的污点。人最终会憎恨心爱之人，就像奴隶憎恨奴隶主一样。正如我先前所言，反抗的那一刻就是不堪入目的开始，不在乎恋人的优点，开始随心所欲地贬低对方。这种做法招致了真正的危险，在自吹时可能被人击垮。他会发现他所想象的亲密感是不切实际的幻觉，因为他没有资格扮演对方的仰慕者。做出性暗示的风险远大于在派对或俱乐部当DJ的风险。他想献上自己的性格清单，希望他人发现自己的可爱之处，产生共同情感和真实连接。
克尔凯郭尔描述了这样一幅沉闷的画面：男女坐在一起，用恋人常用语手册上认可的表达公式进行对话。我猜想，他只是拿德国人开了个玩笑而已。但是哲学家的玩笑也许没那么可笑，因为它更加充分地揭示了荒谬变成了社会规范。这里的玩笑只是简单的描述。克尔凯郭尔似乎已经预想到了，在性“透明”的管理氛围下，应鼓励我们怎样去谈论关系。
美国人性行为的发展，可能是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校园里开始的。回想一下，那时候学校教育学生在触摸对方某些特定部位前，需要明确得到对方的同意，就如同对待准备对你进行贴身检查的安检人员一样。从管理人员的角度来看，男女类似，人人都是公民，每个人都代表理想的自治主体，都要开始进行符合要求的谈判。
在过去的15年里，色情文化展现了另一面的男女，展现了另一种不同的展现自我的方式。现在色情信息的种类和交易充满了想象力，比如我的朋友抱怨他的恋人会发出“标准的色情声音”，这可能缓解了现实生活中亲密感的困境。色情解决了问题，并降低了风险。通过人的主要欲望，可以免于任何社会规范，一个人可以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完全展示给另一个人，且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种暴露像是一种严重的他治。当你极度渴望你能够拥有非法欲望，而你最邪恶的自我能因其邪恶而被接受时，你很难保持冷静和自制。
仅仅是无穷无尽的下拉菜单提供数不胜数的网络色情选择，就能摧毁任何你可能有过的在越轨的性体验中的感觉。那时你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周围充满诅咒。不管你喜欢哪种，总有符合你趣味的网站。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我们都是一些琐碎事件中的少数部分。这令人感到宽慰。就目前来看，若没有性欲的干扰，人仍能保持冷静自持。
健身房管理员通过抹去自己，以更好地代表他人颁布民主制度的庄严规范。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很有趣，他认为高举代表他人的旗帜，隐去个体，这种做法似乎从公共生活向内蔓延到私人关系。
这在心理学上值得研究，它必定符合了某种需求。假设克尔凯郭尔是正确的，与他人真正的连接取决于差异化。人与他人相遇，比如通过性行为，或学生遇到重要的老师。人感受到自己是不完美的，因而需要他人。人大胆地展现自己，暴露自己的缺点，遭受他人的冷眼，期待他人会变得温暖。
这会威胁将尊严建立在自我责任和自我满足理念上的自我。这其中就包含着要将自我和他人视为一般普遍事物，因而我们之间就失去了互补性，没有差异和依靠，只有可替换的自治主体，形成无关痛痒的关系。
这是一种彼此之间去色情化的关系。在自由主义公共文化中盛行的注意力生态，是一种能将人礼貌隔离的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