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健身房前台那个人可能是康德学派的，宁愿放任播放任何背景音乐，也不愿强加自己的偏好。因为音乐是私人且专断的，他可能认为公共场合的背景音乐应该是公共且中性的。背景音乐以某种方式代表了其他人这个整体，其他人所要求被顺从的正是这种平均化和匿名性。这种对抽象的顺从似乎是主观主义信条必然导致的政治结果。这很容易理解，你当然不会希望将你的私人判断强加于他人。
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将“使我做好一件事的是我的感觉”的这种自夸和胆怯奇怪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似乎会削弱人际关系。这不该仅仅归因于康德，因为他痛恨主观主义。针对审美判断，他说，你必须避免对艺术作品着迷，不要做出任何情绪反应，因为可能出错。5但是，健身房服务员顺从于背景音乐，表明即便他的出发点与康德相反，如果他与史密斯调查中的主观主义者相似，他作为音乐管理人这一公共角色，他也如康德所言最终达成了某种自我疏远。康德说，与避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诡辩这种道德判断相似，声音审美判断是权衡判断而做出的判断，跟现实并不十分相关，而仅仅与他人可能做出的判断相关。将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偶尔会使影响我们判断的局限性被抽象化了。6
注意康德不仅仅是要我们将美学反应抽象化，更包括任何“实际”的其他事物。我们的判断唯一可能参考的是：每个人。
如果这不是每个人的音乐，那背景音乐是什么？
因为康德让我们在做出美学判断时将自己放在其他人的位置上，在这一理论中，一些人找到了与其他人进行情感连接的基础。7但是由于他们不能成为具体的他人，我认为康德将这种严格的学说应用于实践中，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有时候正是通过个人感觉的表达进行论战，群体感才会油然而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美学争论中发现了她所热爱的古代政治的光辉：人们在公共空间集合，表达自己，不诉诸道德规范，而是用他们的说服力武装自己，以证明他们具有丰富的情感。8
我不想大力鼓吹古代政治，但也许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共享空间中，为这种既存在对抗又共有的感受留有一丝余地。
也许如我所说，因为对抗，所以共有。这恰恰就是为何我会记得基督教青年会里的大音箱。这正是我在健身房里所怀念的，健身房的音乐来自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系统里，由一个禁闭的小房间掌控，不知道出自谁手。当音乐从远处输入且不必有人为其负责时，与他人分享的感觉就被先占和阻碍了。我不能认同任何人，也不能批评任何人。
为了区别两次训练经历，我们需要引述德国思想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观点。前面讨论的黑格尔的想法就源自费希特。费希特认为个性从互动中来。在互动中，一人向你发出召唤，告诉你来自何方，正在做什么，并对你做出了说明。为迎接挑战，你必须拥有你做出的任何行动，如音乐的选择。其中有对抗因素，比如摩托车修理工向顾客出示账单。
从这一观点来看，达成个性需要他人，因为需要彼此之间的某种设定。相反，只有人们真正愿意以这种方式使自己处于危险中并表达自己时，真正的共同体才可能建立。如此一来，可能发现超越礼貌之外的某种同感。这与我之前提出的“不处理的权利”并不冲突，因为这不适用于个人，而是适用于以机械化方式应对我们没见过的存在，比如背景音乐。
索伦·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曾写道，只有当社会中的联盟感不再如此强烈，不足以赋予生命以具体实际时，媒体才得以创造“公众”这一抽象概念，包括那些不真实的个体，他们从不曾也永远不会在实际情况中联盟。9在这一概念的影响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更具普遍性的事物。我们将这种“代表性”带入与他人的相遇中，这使我们的关系扁平化，变得更加抽象。
克尔凯郭尔关心的是，彼此之间的设定，自然会出现在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比如父子之间、师生之间。在这样的关系中，会有崇拜敬仰，也会有叛逆反抗。在爱和被爱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不对称性。爱慕者无声的渴望最终可能会使他胆大妄为，然后遭到斥责。在蔑视与宽恕、敬畏与反抗、斗争与诅咒的现实之中，与他人之间的真正连接才显出斑斓的色彩。
我感觉，基督教青年会比大学健身房更像“实际情况”。在基督教青年会里，有明确的边界和轮廓。一个瘦弱的13岁少年，想要挑战270多斤的音箱线务员，确实有些鲁莽。但这是可能发生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由我引起的，即使我总是正好路过音箱。我表面上是顺从，顺从是我们共同在这个房间里创造的气氛的一部分，每个人根据他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做出贡献，当然这是有等级划分的。
然而，在大学健身房里，声音系统代表了这一情景下抽象的公共性。这种扁平化巧妙地阻碍了任何真实社交的聚合。在那里，音乐就代表了一种假定，假定的一般情况是音乐是悦耳的。
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音乐也代表了“我”。我不必忍受强者的品位，也不需要忍受一些官员的品位，而学生服务员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有责任不滥用职权。因此，音乐情境完全是自由民主的。确实，音乐本身是中立的，但这并不是人们想从音乐中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