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每周都会穿上湿冷的摩托车服，在美丽的乡村道路上骑行120公里去夏洛茨维尔，去拜访我朋友乔·戴维斯（Joe Davis）。他是《刺猬评论》（The Hedgehog Review）的出版商，我希望他每次都不在。不管他桌上放着什么书，我都会拿走。你刚刚阅读完的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我这些年整合所得的努力。因此，无论本书有任何不足之处，都是乔的品位问题。
我的朋友很多人都很聪慧，我有幸认识了一些更加聪明睿达的朋友，他们与时代格格不入，这也使他们的知识探索比一般的学者更具个人特色。
2013年，马特·菲尼、塔尔·布鲁尔和比尔·海瑟伯格慷慨地同意与我一起禁闭在蓝岭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上的一间小屋内写作。我以为可以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本书的草稿，以及喝完我的美酒，结果又多花了7个月的时间。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虽然我没有充分意识到，但是我开始对康德的思想含糊其词。康德是本书间接提到的思想家。后来，康德对日常心理学的影响，成了我们争论的焦点。塔尔勇敢地试着矫正我对康德的解读，然而最终未果。我有些固执，塔尔是严肃的康德学者，而我现在不是，以前也从来不是。很久以后我终于开始阅读《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我逐渐感到我读到的就是我此前批判的自由，更准确地说是对这种自由夸张的模仿。这本书也揭露了我们对事物的立场与打着自我旗号的道德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因此康德使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概念上的联系更加清晰明朗。我从这位令人敬畏的东普鲁士哲学家那里受到启发，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因而不得不将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让他表达他的观点。塔尔觉得我这是在他屁股下面放了坐上会发出类似放屁声的坐垫；我认为他不需要这种东西。
菲尼从前也是研究康德的学者，我与他有很多共鸣，尤其是在探讨康德和可怕的儿童节目之间的关联时。他帮助我在康德庞大的体系之下找到《原理》一书的位置。菲尼留给我的印象是敏锐、富有才智，以及交流时充沛的活力。从更长的时间来说，这些年来菲尼一直是我的忠实读者，正是有了他，我的写作才得以继续。人必须认识一个和自己一样，内在生长着同样植物群系的人，才能对文化群系做出类似的免疫反应。在政治思想的发展中，我们拥有相似的教育经历，同样也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反应的缘由何在，在交叉关联的教育谱系之下我们可以实现互补。
比尔帮助我了解人类行为理论，它隐藏在康德的自治理想中。他还帮助我将其与情境支持中的行为观点进行明确对比。这很关键。
丹尼尔·多尼森给夏洛茨维尔带来了苏格拉底般的文雅气质，他不在时，整座小镇都很想念他。如果市政府官员足够聪明的话，应该资助他在此生活。因为他单凭一己之力，就把市中心的步行街变成了一个充满智慧魅力和交流愉悦的场所。
在对具身认知和其他认知科学思潮的研究当中，贝丝·克劳福德是我不可缺少的向导，她也为我的许多观点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反馈。我对她亏欠不少，我很幸运。
还有我从前Classified Moto的商业伙伴约翰·瑞兰德（John Ryland），我因写书而拖延了与他一起合伙开公司的计划，而他能够体谅我。任何想要一辆定制摩托车的人都应该去找他。
感谢舒尔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广泛引用了《设计致瘾》一书中的内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麦克·罗斯（Mike Rose）总是批判我们的教育体制，但正是他对我“关于‘被引导’”这一章提出了宝贵意见。除此之外，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霍克。彼得给了我两件精美的玻璃吹制品，共同注意力的成果很适合用来喝苏格兰威士忌，我很珍惜。泰·兰德勒姆（Ty Landrum）对我2010年向弗吉尼亚大学文化高级研究所提交的“注意力作为文化问题”（“Attention as a Cultural Problem”）一文做出了反馈。布里·格特勒（Brie Gertler）的帮助使自我认知问题成为我关注的焦点，她真诚的称赞令我重新充满信心。2007年和2008年，在泰勒和布迪的店里，工匠们对我的打扰多有包涵，并且耐心回答我的提问。我想要特别感谢约翰·布迪、克里斯·博诺、克里斯·彼得森、瑞安·阿尔巴世安、凯利·布兰顿（Kelly Blanton）、汤姆·卡拉法（Tom Karaffa）和罗比·劳森，还有管风琴演奏家弗兰克·阿切尔也是我的家族好友。orzbook.com
我很难预期这本书的反响会如何，当然出版商也是如此。我的研究思路需要读者理解一些宏大的论点，但读者通常没有耐心付出这样的努力。FSG的编辑埃里克·钦斯基（Eric Chinski）给了我巨大的空间，他完全理解我一直想努力完成的东西。三生有幸，我能在出版界有这样的朋友和资助者。
我英国的编辑威尔·哈蒙德（Will Hammond）对我的书高度重视，也提供了无数的建议。我的代理人蒂娜·班尼特（Tina Bennett），她是最棒的同事，是我知识上的伙伴，也是我信任的鞭策者。威尔和蒂娜这些专业人士给予我的热情帮助，使我能够放心地了解我这本书是否写得太过炫耀，因而导致他人无法理解我的思想。
威尔离开维京出版后，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接手了这本书的工作，并且视如己出，对此我感激万分。
最后，能成为文化高级研究所的一员是我获得的莫大恩惠。我能担任今天的职位全凭运气，他们对我一无所求，却一直支持着我。十分感谢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er）、乔·戴维斯以及全体成员，感谢你们大大丰富了我的所思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