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lattening
我13岁开始练举重，在伯克利高中斜对面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地下室里训练。大约是在1979年，举重训练室里的长椅上都涂着红色油漆。油漆涂得不是很均匀，里面有些气泡，而且大部分长椅表面的油漆都已磨损，留下一个个小洞，露出下面的泡沫坐垫。在那些头部、臀部、膝盖或手肘经常碰触的地方，泡沫也凹陷下去了，有些地方还用牛皮胶布加固过。没有任何管理人员关心这间举重训练室。
这个房间的层高很低，没有窗户，里面的人情绪各异。有一群黑人，他们在杠铃两端各加3～4个20千克重的杠铃片在一旁练习。他们给人的感觉像是永远处在淡季中的接线员，聚在一起等着电话进来。
角落里有一个卡带机，有时有人会放一些音乐来抱怨或嘲笑他人，甚至可能会拿某人的屁股大小开玩笑。我不知道是谁在播放音乐，但必定是房间里的某个人。
2002年左右，我在当时居住的城市里某所大学的健身房里运动。我躺在长凳上，把手搭在与肩同宽的扶手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扬声器。我想，那时候这里播放的音乐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情绪摇滚”吧。换一天可能就会播放不同的音乐，但又觉得好像没什么差别。我开始认为这些音乐一定是大楼某个管理员同业公会精心编排的。这是模仿音乐的某种噪声，在公共空间里随处可以听到，就像在这间健身房一样。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在一所大学里，年轻人应该都是很关注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但是在这里，每一个人每天都遭受着声音的暴击。iPod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健身房里的一些人开始戴上耳机逃避这种声音。
有一天，我走到健身房前台的学生服务人员那里，指着他膝盖处的音响架，问道：“你能放个CD进去吗？”他看起来受到了惊吓，说他不知道。我建议他可以带自己的音乐CD过来。“因为你喜欢的任何音乐都比现在播放的好。”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任何音乐都可以。乡村音乐、轻音乐，任何都可以。我想把健身房里的噪声带回去，让大家辩论一下这个声音是否好听。在基督教青年会，举重室似乎只属于那些举重室里的人，但在这里并不是。
我看着桌子，想让他更换正在播放的音乐。当时，那个年轻人眼中似乎有一丝恐慌。我听说以前也有人要求换其他音乐，其实有很多音乐可选。我想这对前台来说是常事。我并非抱怨音乐本身，我更想知道他在处理音乐时起什么作用。有明确的规定要播放什么音乐吗？如果违背，会面临高额罚款或者体罚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尽管我试图使自己看起来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已经下了论断，但他可能察觉到我发现了他内心的忐忑。最后，前台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他不想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他人。
他可能会认为我是个教授，以为我在测试他。也许他认为，他说了那句话以后，我会认为他是一个多么有原则的年轻人，然后走开。事实上，我确实走开了，但我必须承认我那时在想“真是愚蠢”，或者其他类似的话。
当然，这不公平，他只是扮演一个制度上的角色。但是制度造就了我们，人不得不判断其结果。这个小伙子受到教育，讲民主。结果就是，他自动顺从了某些制度服务提供者包装好的音乐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