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破共识，提升思考的独立性，可能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做那个“唯一”的特立独行者。但是，我们知道人们都害怕成为那个“唯一”，担心因此受到嘲笑或惩罚。真会这样吗？难道人们不会为他们的独立性和勇气鼓掌吗？
强有力的现实告诉我们，当面对异议时，人们都会感到非常不安。即使不像挑战政府和强大的利益集团［例如，爱德华·斯诺登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局，杰弗里·维甘德（JeffreyWigand）挑战烟草行业］那样富有戏剧性，即使挑战的只是一些琐碎的问题，只要少数派发出不同的声音，人们也会愤怒。如果少数派坚持己见，这种愤怒的情绪还会加剧。我们与持异议者争论，质疑他们的才智、动机，有时甚至质疑他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经常以惩罚或嘲笑来回应异议。就算对抗的不是权力，也会激起怒火。只要你反对“多数人”，即便反对的仅仅是一些假设性或无足轻重的问题，也会引起这些可预测的反应。
上一章说过，人们很容易认同多数派的意见，原因之一是他们害怕如果不同意就会遭到嘲笑和拒绝。扪心自问，这种害怕遭到拒绝的心理是否有必要？如果你勇敢地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否会受到人们的称赞？这项研究给出的答案并不振奋人心。
在一个如今堪称经典的实验中，斯坦·沙赫特（StanSchachter）研究了人们对持异议者的反应。他让若干小组认真考虑一个假设性的青少年犯罪案例，并要求他们就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青少年达成一致意见。研究者会给各小组的选择打分，总分为7分，其中1分对应的是“以爱为本”的方法，7分对应的则是“处罚至上”的方法。研究者还在每个小组安插了一个实验助手作为持异议者，但所有的实验参与者都不知情。
在这项研究中，对那名失足青少年的描述令人同情。约翰尼·罗科家境贫寒，他的母亲是一个勤奋、有爱心但已不堪重负的单亲妈妈。罗科在学校里经常惹麻烦，偶尔还会招惹警察。除了他的假释官，几乎没人支持他或成为他的榜样。通过这个案例的初步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几乎所有人在这个评分体系中都倾向于以爱为本的方法，对应的分数通常为2分和3分。而小组中的唯一一个持异议者则主张严罚，并选择了分值为7分的方法。其他人有什么反应呢？
该实验的两组重要结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反复出现在其他实验中。第一组结果与沟通有关。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持异议者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其他参与者交流沟通的对象；在他坚持己见时，这种沟通还会增加。最终，他受到了孤立。但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跟他交流。更确切地说，所有人都在责问他。
这种反应不只是一种实验现象，而是出现在所有群体中，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企业群体，无论涉及的问题是什么。这种反应一贯有之，因此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课堂上用它做演示。一旦你持有的立场与多数派不同，质疑就来了。人们一个个地转过身来，喋喋不休地问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们的言下之意是你错了，仅仅是因为你是少数派。就这样，你成了攻击对象。但是，请记住，这种反应也有其积极面。在遭到质询期间，你也拥有发言权，至少在被孤立之前。这就给了你为自己的立场辩解的机会，因为你是人们关注和沟通的焦点。
第二组结果涉及对持异议者的排斥。持异议者不受欢迎，事实上，他是小组中受欢迎程度最低的成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少数派，他挑战了多数派的意见。后来，小组成员为彼此分配了不同的角色。持异议者被分配到“通信委员会”，负责执行不重要的任务。他不是权力更大的“执行委员会”的有力竞争者。猜猜看，谁会是被淘汰出局的第一人选呢？这项研究传递的信息是，如果你持有异议，即使涉及的是一个假设性或者无关紧要的问题，你也会为之付出代价。如果你持有的是少数派意见，即使不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你也会因此受到惩罚。
可悲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惩罚持异议者。我们不喜欢那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当我们属于多数派时，我们很有可能对那些反对我们观点的人实施惩罚。每当我在大学课堂上演示沙赫特的研究时，教室里就会乱作一团，平时彬彬有礼、宽容大度的学生毫无顾忌地嘲笑那些主张对青少年罪犯采取“强硬手段”的持异议者。在他们看来，持异议者显然是错的。虽然不能确定他是否心理异常，但他肯定是冷血无情之人。即使我更换了问题，持异议者的立场也由强硬改为温和，学生也会产生同样的反应。持异议者几乎不会受到欢迎。多数派会试图说服持异议者改变立场，而一旦劝说失败，他们就会排斥他。可以肯定的是，异议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反应——有时是困惑，偶尔是尊敬或嫉妒，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愤怒和嘲笑。
因此，敢于提出异议是需要勇气的。但有趣的是，这种勇气一旦萌生，就具有传染性。事实上，异议可以增加其他人在其他场合下勇敢面对共识的可能性。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解放。异议可以增加我们勇敢发表意见的可能性。
我们在一项研究中评估了这种可能性。结果证明，异议确实具有传染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发现一旦亲眼看到有人提出异议，人们就有勇气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即使持异议者的立场与他们不一致，其勇气也会成为他们的榜样。在看到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似乎会想起，行动应该是信念的反映。
在研究条件下，我们将参与者每4人分成一组，其中包含一名持异议者，他们需要对一组蓝色幻灯片的颜色和亮度做出判断。根据我们的安排，那名持异议者看到每张幻灯片都会坚持说它是绿色的。事实上，那些幻灯片不仅是蓝色的，而且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看出它们是蓝色的。不出所料，他们认为那名持异议者是错的，也没有听从她的意见。在控制条件下，参与者独自做出判断，也就是说，他们事先听不到小组中其他人的判断。
完成蓝色幻灯片任务后，每个实验参与者被分别带到一个独立房间中，其他人则被带入相邻房间。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新群体。现在，研究人员让他们观看一组红色幻灯片，并再次要求他们判断每张幻灯片的颜色和亮度。所有幻灯片都是红色的。独自一人时，参与者都能看出幻灯片是红色的，并按照要求对着麦克风说出“红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一人犯错。但是，在实验条件下，小组中的其他三个人都说幻灯片皆为橙色。这是一个典型的从众环境。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参与者没有面对异议的先验经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在之前的实验条件下听到一名持异议者把蓝色幻灯片说成是绿色的），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盲从多数派的错误意见。事实上，研究结果显示，70%的人给出的回答是“橙色”而非“红色”。
但是，如果参与者有过持异议者坚持己见的先验经验，结果就会大不相同。记住，那名持异议者曾多次将蓝色幻灯片说成是绿色的。她是错的，也不受其他参与者欢迎。此外，她并没有说服其他参与者做出幻灯片是绿色的判断。但是，目睹她敢于提出异议的行为之后，参与者在第二个实验环境中表现出独立性，并愿意提出不同意见。因此，在多数人一致把红色幻灯片说成是橙色的情况下，这些参与者坚持了（正确的）判断，并说出这些幻灯片是红色的。在实验条件下，70%的参与者盲从了多数派的错误判断，声称那些幻灯片是橙色的。与之相比，在控制条件下，这个数字降至14%。我们可能会认为提出异议是爱出风头或者愚蠢的行为，我们也可能会质疑他们的准确性，甚至怀疑他们精神不正常，但他们常能让我们畅所欲言。
下一章，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异议的力量，看它除了打破共识、解放思想、让我们“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和敢于开口之外，还有哪些作用。持异议者可能会取得胜利，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服多数派的成员采纳他的意见。我们将看到，与多数派相比，持异议者说服我们的过程大不相同。对持异议者来说，说服他人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能否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信念，而不是受欢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