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解释虽然以多种形式使用了个体发生学（ontogenetics）数据，但焦点并未放在人类个体发生本身。所以，下面着重指出关键的两点，以阐述个体发生对人类独特思维产生所起到的作用。
首先，尽管个体发生不必是种系发生的重演，当前的情况下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之间是存在部分逻辑关系的，即在同群体协同之前个体必须具有一些同其他个体协同的技能。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假设的种系发生顺序同个体发生顺序是一样的（Tomasello & Hamann，2012）。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因为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幼儿是现代人类，他们从出生开始就受到包括习俗语言在内的很多文化产物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认为，直到3岁左右，幼儿同他人的社会互动基本上都是“第二人”的，而非群体性的。同时他们也不能完全理解诸如语言、人造物和社会规范等内容如何作为习俗产物发生作用。
所以，依照当下的观点，顺序大约是这样的：大约1岁时，儿童开始以一种“第二人”定向同他人合作和进行合作性交流（虽然仅发生于同特定个体的直接互动之间）。这包括同他人进行联合注意、以简单的方式采择他人视角，以及创造性地同他人使用指示手势（Carpenter et al.，1998；Moll & Tomasello，in press）。重要的是，这个发展时间表可以描述包括那些小规模未开化社会（Callaghan et al.，2011）在内的很多文化背景中的儿童，但却不能描述即使是人类养育的黑猩猩的个体发生（Tomasello & Carpenter，2005；Wobber et al.，in press [2] ）。这些事实暗示，第一个出现的联合意图性技能具有高度专化和物种特殊性的发展路径。
三岁左右，集体意图性技能开始出现。这也是幼儿首次开始把社会规范和其他习俗现象理解为某些类别的集体协议的产物。因此，三岁左右，幼儿不仅遵循社会规范，也开始积极地要求他人践行这些社会规范（包括自己打破规范时的愧疚）。他们完成上述过程的方式，彰显出其已经理解了特定规范仅适用于特定场景和群体内已被习俗化的个体。他们同样明白，一些语言，如普通名词，是被群体内所有个体都习俗化了的；而专有人名，则是被知道这个人的那些个体所习俗化了的（Schmidt & Tomasello，2012）。在西方中产阶级文化背景之外，集体意图性技能并未得到深入研究，所以这种发展时序是否具有跨文化普遍性仍然不得而知。
个体发生起到的第二个作用是：没有它，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都不会存在。对于很多人类特质来说同样如此，因为人类已经演化出了延长的个体发生过程，以服务于那些其他物种出生时开始形成、成熟或接近成熟时掌握的所有类型的事情。所以，很多小型哺乳类的脑，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就迅速发展，一年之内成熟，黑猩猩的脑也仅需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发展成熟，人类的大脑却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才能发育成如成人一样的大小（Coqueugniot et al.，2004）。因为这种延长的个体发生对幼儿和母亲来说都是高风险的，所以必然伴随着补偿优势，想必这特别体现在灵活的行为组织、认知和决策方面，亦体现在对当地的群体文化产物、符号和实践的掌握时间上（Bruner，1972）。
人类的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技能在延长的个体发生期间出现，期间儿童和她发展中的大脑不断地同环境，尤其是同社会环境发生互动。我们假设，没有这种互动，相应的发展将不会存在。为了尽可能具体地阐明观点，让我们来做一个之前已经使用过的思想实验，之后再做一深化拓展。想象一个出生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的儿童，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并一直健康地存活到成年，然而其间一直是一个人。这里的假设是，这一个体成年之后，将不会具有联合意图性或集体意图性技能。社会隔离环境下发展的这一成人将不能融入人类群体，像一般人那样以同其他个体角色形成联合目标来进行合作，抑或在需要同个体视角形成联合注意的情境中进行合作性交流。所以，该个体在他隔绝的一生里，将不能发展出具有视角和符号表征、递归推理和社会性自我监控的“第二人”思维。他如何能在事实上没有体验过他人视角的条件下发展出对与自己不同的视角的理解呢？又如何在没有可以交流的社会伙伴的条件下发展出社会递归推理，抑或没有他人存在的条件下担心他人眼中的自己呢？不，共享意图技能不是简单地生来就有，也不是发展成熟的，它们是生物适应的结果，需要个体发生过程中同他人合作和交流时不断使用才能产生。
鉴于这个孩子独自生活在荒岛，我们可以把该思想实验命名为“鲁滨逊漂流记”（小说名）。但现在请想象一个“苍蝇王”（小说名）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孩子出生并成熟于一个荒岛之上，除了彼此没有其他人可以互动。或许有些惊讶，但我们这里的假设是，这种情况下这些儿童具有发展联合意图性所必需的一类社会互动，而不具有支撑集体意图性的社会互动。也就是说，通过彼此的社会互动，这些孤儿同辈个体应该可以发展出“第二人”、递归的社会性技能。他们将找到一些方法，以便同他人进行伴有联合目标和联合注意的合作；采用不同的视角彼此交流（通过指示和手势语）；通过彼此依赖的同伴的眼睛监控自己的行为。以这种形式发展，复杂成年人及他们所有的文化装备的存在都不是必需的。
但我们并不认为，仅靠同辈互动，这些孤儿就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发展出集体意图性。他们可能自行发展出那些联合意图性和模仿技能或许就足以支撑的某些类别的习俗和规范，或许也能通过多代的积累创造出类似文化的事物，但他们的生命中将不会发展出完整的集体意图性和中立于行动者的思维，因为这些需要历史的长时间积累才能形成。同样如此的还有伴随着固定地位功能的文化建制，如酋长和货币。总之，在我们的假设中，完整发展的集体意图性技能和中立于行动者的思维，需要发展于伴随先前存在习俗、规范和制度在内的文化性集合和习俗语言的环境中。在实际上不存在先于个体社会性发展和认知发展的社会群体条件下，个体是不可能变得具有群体心智的，也不会对事物进行客观表征，以及依据社会群体的合作和交流规范调节自己的行为和推理。集体意图性技能不是天生的，抑或发育成熟的，它们是生物适应的结果，只有在一种集体创造且可传递（需要很多代）的文化环境中借助延长的个体发生才能得到发展。实际上，对个体发生过程中集体意图性技能的发展来说，此种情况下必然要依赖于成人和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装备。
如果认为我们这里描述的所有认知和思维技能都是固有的，也并不违背逻辑。这主要鉴于那些“野孩子”或我们的孤儿同辈个体，在成人时一旦被发现，就可以迅速并完美地在两个水平表现出人类独特思维的成熟形式。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观点是很不可能的。通过与其他社会人进行合作性互动和交流性互动，人类遗传了那些被用作建构人类独特认知表征、推理形式以及自我监控的基本能力。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这些能力就会因为不被使用而消失，如同那些出生并完全成长于黑暗当中的个体的视觉能力。
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收集到个体发生对人类独特思维出现所起作用的有关数据，但这需要他能抛弃相关道德顾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将不得不把新出生的婴儿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养育环境中。囿于很多原因，如研究中的一些儿童可能是由于某些功能不良（他们中并没有人经受过相关认知技能测试）而被父母抛弃，所以像“野孩子”维克托（Victor）和阿韦龙（Aveyron），以及其他狼孩的自然实验在此问题上的解释并不具有决定性（Candland，1995）。一些表明类人环境重要性的有趣的间接证据由那些所谓的已对人类文化有所适应的类人猿提供：当类人猿被人类在各种类人社会互动和人造物环境中养大时，它们并不会发展出更像人类的物理认知技能，但却会发展出更像人类的模仿和交流技能（Call & Tomasello，1996；Tomasello & Call，2004）。然而，这些发现对人类个体发生的意义并不是直接的。
无论如何，尽管每个人将继续对“野孩子”问题，以及多少和何种社会经验才能使人类发展出认知和思维的独特形式着迷，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问题将很可能继续蒙着神秘面纱。在此期间，我们的假设仍然是，像很多人类适应，针对共享意图的适应只有在丰富的特定类别社会和文化给养中才能孕育并开花结果。
[1] 米森（Mithen）在《心智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 ）中首先提出了该术语，主要用来描述在演化过程中，由区隔认知转变为相互连通的认知的过程中，认知区隔逐渐溶解的过程。——译者注
[2] 现已发表。Wobber，V.，Herrmann，E.，Hare，B.，Wrangham，R.，& Tomasello，M.（2014）.Differences in the early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great apes.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56（3），547-573.作者名字顺序与论文名称同书中文后所列参考文献相比，都存在些许变动，脚注中内容为经本论文作者托马塞洛确认后的参考文献。——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