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者（基本）从不会赢，而赢家（基本）从不欺骗

欺骗者（基本）从不会赢，而赢家（基本）从不欺骗

欺骗的动机意味着合作本身就很难达成，即使达成了也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猎人可能比他的朋友跑得慢些，只消耗400千卡，但是，只要朋友没有注意到他的投机取巧，他仍然可以得到750千卡的食物。同样，我用来换你那把漂亮的手斧的肉可能又老又硬，或者我只给你5盎司，而不是约定的6盎司。进化生物学的自私逻辑认为，如果骗子骗了人并逃脱了惩罚，他们就提高了将欺骗基因传给后代的可能性，因此，作弊提供了进化优势。

如果生物选择使得欺骗基因比受骗基因更有优势，那么合作如何在群体中立足呢？答案是，合作带来的收益非常强大，以至于合作基因比欺骗基因更有优势，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这些基因并不天真，且确保欺骗者会受到惩罚时才会如此。16为了生存，合作基因需要一些复杂的防御机制。这里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对林格伦模型的讨论。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玩家只玩一轮，两个玩家都有相互告密的动机。然而，当游戏反复进行，没有人知道何时结束时，互动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进化出的稳定而成功的策略通常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会从相互合作的假设开始，如果你欺骗我，我不仅会拒绝合作，而且会惩罚你，即使损失我的近期利益也在所不惜。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原谅你，并再次尝试合作，因为你之前选择欺骗可能是因为沟通错误，或者你可能已经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然而，如果你再次选择欺骗，我再次原谅你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惩罚也会变得更加可怕。”17

正如进化在林格伦的计算机模型中产生了这种逻辑一样，进化也在人类祖先的头脑和本能中“植入”了这种逻辑。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一系列“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研究人员给了两个受试者一笔钱，让其中一个人决定如何分配，如果另一个人认为分配是公平的，那么他们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份额。但如果另一个人拒绝了分配方案，双方都将一无所获。这些实验的结果令人震惊。从经济的角度看，人们应该接受任何分配方案，因为有钱总比没钱好。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中，受试者都拒绝了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提议。实验结果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是一致的，包括狩猎采集文化。其他游戏和实验都证实了人类合作互惠行为一致且根深蒂固的本质。18进化促使我们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天然倾向于合作，以获取非零和收益。进化也使得我们对欺骗非常敏感，期望公平，并惩罚那些我们认为越界的人。事实上，我们已将进化编程到了智能软件中，复杂、直观的“纳什均衡发现者”和“公平检测器”使人们形成了合理稳定，惩罚搭便车者和防御欺骗者攻击的联盟。19

然而，人类的互惠设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当我们处在一个大部分的经验都是与他人互惠合作，社会规范向我们传递他人可信赖的信号的环境中，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合作。当互惠设定遇到背叛或欺骗的例子时，它也会更加惊讶和宽容。这就像我们的大脑对周围的人群进行了统计，如果人们通常是合作的，那么在遇到一个骗子时，我们会倾向于假设这个人的行为可能是错误或误解的结果。相比之下，在一个低合作、高欺骗的环境中，社会规范不支持合作，合作设定会使我们倾向于保持怀疑。我们对欺骗最初的信号反应激烈，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只会逐步原谅，而且可能会拒绝合作，直到对方率先给出合作的信号。

互惠规范的局部调整可以在人类层面产生非常复杂的动力。如果欺骗达到临界点，高合作型社会就会见证合作的崩塌，低合作型社会就会陷入不合作、经济贫困的死胡同；当来自不同合作传统的人们相遇时，就会导致误解和混乱。20组织中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正如我们将在第16章中讨论的那样，公司中高度合作、高度信任的文化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而当进化出不同信任参数的群体突然相遇时，公司之间的合并可能会遇到重大问题。

能更好地利用非零和收益，找到分配这些收益的纳什均衡，管理背叛问题的社会技术将会比那些无法做到这些的社会技术在适合度景观上获得更高的位置。当人们为了寻找适合的社会技术在景观上进行演绎-探寻时，人类已经发展出复杂精密的社会结构来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