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罗斯·莱文（Ross Levine）对72个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试图找到使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富有的原因。1他们假设，国家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自然资源、政府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物理技术的发展程度等。伊斯特利和莱文发现，虽然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技术状况。法治、产权、运行良好的银行体系、经济透明度、清廉程度以及其他社会和制度因素比其他因素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即使是资源很少、政府能力较弱的国家，如果拥有强大、发达的社会技术，也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而没有一个社会技术落后的国家能有好的表现，不管他们有多么丰富的资源，也不管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多么有序。
社会技术不仅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表现，而且也能解释行业和公司在细微层次上的表现差异。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初，研究人员试图通过物理技术寻找解释。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在提升计算能力方面的投资巨大，一个主要的假设是经济终于见证了这份投资的回报。
然而，麦肯锡公司全球研究所的同事们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深入探究了标题下的生产力数据。2结果表明，生产力的真正驱动力是企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与管理，即社会技术中的创新。
麦肯锡公司深入研究的行业之一是零售业，尤其是沃尔玛公司对整体行业生产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沃尔玛公司在大型商店和高效物流系统方面的创新使其生产能力比竞争对手高了40%。这一挑战反过来迫使其竞争对手模仿沃尔玛的组织创新，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将生产力提高了28%。与此同时，沃尔玛公司继续将自身的生产力提高了22%。仅零售业这一社会技术创新竞赛就占美国这段时期整体生产力提升的近1/4。其他5个领域中类似的社会技术创新竞赛构成了其余的增长。计算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计算机，沃尔玛公司复杂的物流工序将不可能实现。但是计算机技术起到的是促进作用，而不是主要作用，是组织和过程中的创新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