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由意志”到底存不存在？上一节我们大概了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与生物科学的最新发现，但是，对于自我的概念，我们也知道了至少应有两部分组成：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这一节，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01
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的《一个问题》正是以叙事自我作为重点展开的。?
故事的主人公叫堂·吉诃德，与塞万提斯著名小说的主角同名。吉诃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传奇骑士，四处对抗巨人，拯救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女士。实际上，吉诃德本名叫阿隆索·吉哈诺，是乡下一位上了年纪的没落贵族。那位高贵的杜尔西内亚女士，只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养猪的村姑。至于巨人，则是一些风车。
博尔赫斯就想，如果吉诃德因为相信这些幻想，攻击、杀死了一个真正的人，后续会如何？博尔赫斯提出了关于人类自我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叙事自我讲出的那套故事，对我们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了实际的严重伤害，会怎样？博尔赫斯认为，会有以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没什么影响。虽然吉诃德杀了一个真正的人，却毫无悔意。因为妄想控制了他，他一心认为自己在对抗风车巨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实际杀了人。
第二种可能：夺走他人生命的那一刻，会让吉诃德大为惊骇，打破了他的妄想。这种情况类似于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原本深信为国捐躯是一个伟大的行动，最后却被战场残酷的现实狠狠打脸。
更为复杂和影响深远的第三种可能：原本与想象的巨人战斗时，吉诃德就只是在演戏。等到真的杀了人，他就会开始坚持“自我”的妄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不幸犯下的错误才会有意义。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的故事做出的牺牲越多，就可能越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
在政治层面上，这被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综合征。
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宣称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法”占有的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处“意大利的领土”。
意大利政客在议会里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说，发誓要纠正历史的错误，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数十万意大利士兵开往前线，高喊：“为了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他们以为这两地唾手可得。
情况大出意料。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伊松佐河沿岸组织了强大的防线。意大利共发动了11次血腥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场战役，他们损失了1.5万人。第二场战役，他们损失了4万人。第三场战役，他们损失了6万人。就这样腥风血雨地持续了两年，直到第十一场战役。
但接下来，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在第十二场战役中，意大利惨败，一路被追杀到威尼斯。光荣出征换来的是一片血海。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总人数达70万，受伤人数超过百万。?
输掉第一场伊松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也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奥匈帝国根本和意大利无冤无仇，又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更强大的俄国打得焦头烂额，必然乐意讲和。
然而，这些政客如何面对这1.5万个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难道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儿错，你家的约翰死了，他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约翰和马克是英雄！他们的死，是为了伟大的意大利。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不出意外，政客挑选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继续战斗下去，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但我们不能只怪政客，因为，民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领土，意大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仍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当局，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
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很难，但对这些父母而言，自己承认事实更为困难，对受害者来说则是难上加难。
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鬼话连篇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更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乃至于人生有了意义。
02
早在几千年前，宗教就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理论基础。
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
如果一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上帝，就会开始对上帝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他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而且，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
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意大利的荣光而牺牲了一个孩子，或为了革命失去双腿，通常就足以让我成为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或革命者。因为，如果说意大利民族神话或革命主义宣传都是一派胡言，岂不是要我承认孩子就白死了，或者我的瘫痪完全没有意义？很少有人能有勇气，或者说真正的自由选择可以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经济层面上，也会看到同样的逻辑。
1999年，苏格兰决定盖一座新的议会大厦。原本预计施工时间为两年，预算4000万英镑。但到头来，施工时间长达5年，成本高达4亿英镑。每当承包商遇到各种困难和增加的费用，就会找苏格兰政府，要求延长工期、增加预算。
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就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投入几千万英镑，如果现在停手，就剩下了一个烂尾楼，在人民心中威信定会扫地。还是再拨4000万英镑吧！”再过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时候，建筑无法完工的压力更大了。再过几个月，故事继续重复，就这样下去，直到实际成本足足是原来预计的十倍。
至于个人层面，人们的常态也是会自觉不自觉的“依恋”不幸福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等等。
换句话说，与其说是过日子，不如说是在熬日子。因为，我们的叙事自我让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
比如，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恶魔。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了和平而战。因此，我受伤还是有些正面意义的，它让我了解了和平的伟大。”
于是，我们知道了，“自我”也像上帝、国家、金钱以及上述这个所谓的“和平主义者”一样，都只是虚构的“故事”。
因此，尤瓦尔·赫拉利讲，个人的所谓自由意志都有一个复杂的过滤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真实体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等等混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
正是这个“故事逻辑”，又指导我们自己该喜欢谁、该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
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始终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黑色喜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一部浪漫的爱情小说，也有不少人享受着幸福的人生。但到头来，一切仍旧是故事。
03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东西方的文化根本差别之一，即所谓的专制和民主，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在更底层的广大民众身上，我们均看不到真正的“自由意志”。换言之，正因为人性即历史，从而不过是导致了东西方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一些主观区分。
在《红楼梦》里，其实也有一个自由世界，那里存在着“封建专制下的自由平等”，贾府这一政治、经济系统和大观园里的莺莺燕燕构建了一个古代中国社会的缩微版。贾母作为上层建筑看似牢牢掌控着这个系统，但仍旧不能阻止男男女女们对于“自由”的追求。相反，她还很希望能时时参与其中。
比如，袭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是她的自由意志决定了她的选择，假如遵循“真实的自我”，她应该离开贾府，重获人身自由（这是可以做到的）。
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心甘情愿的选择了当“姨太太”的完美计划。这不能简单的解释为“奴性”，这恰是个人主义在故事逻辑的作用下，继续延续故事。
鸳鸯则正好反过来，为了自己的“信念”选择终身不嫁，甚至是寻死。这就是叙事自我中的情节需要，以此证明，我一切的“忠贞”都有意义，并且，我还要将忠贞继续下去。至于，到底是忠贞于西方政客口中的民主，还是忠贞于咱们眼里的“老祖宗”，这都不过是不同的生存意识所决定的。
文章写到这里，是不是颠覆了你对于自由世界的一贯看法，如此，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仍然认为，我们不应期待外界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义。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意义，而且不只是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更是创造整个宇宙的意义。
但生命科学已经戳破了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体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体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
这些瞬间的体验并不会累积成永续的、永恒的本质。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次序，于是编织出一则永不完结的故事，让每项体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了些长久的意义。
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的故事。比如，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让他们的生命有了意义，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让生活有了意义。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妄想的不同版本而已。
所以，可能正如《金刚经》所云：“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是，前文已表，基于中国土壤的禅宗也未能清晰地指出真正的“自我”到底在哪里。
04
当然，早就有人质疑自由意志和所谓个人的概念。在2000多年前，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认为个人概念是一种虚妄。
尤其是南宋的朱熹，更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然而，除非真正能影响到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则仅是怀疑，并不足以改变历史本身的欺骗性。
人类也十分擅长应付认知上的矛盾，能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搞一套，到了现实生活中又信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就像基督教并未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那一天消失，自由主义也不会因为科学家的论断就此灭亡。中国人就更加如此，我们更擅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不过，就算生命科学家们已经用丰富的理论、大量的实验解构了所谓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却仅仅像做了一个知识上的“完美后空翻”，又一跃回到了18世纪，好像进化生物学和大脑科学所有惊人的发现完全不会影响到洛克、卢梭和杰斐逊提出的政治伦理观念。
然而，等到这些科学见解逐渐成为司空见惯的科技、日常活动和经济秩序时，也就不可能再这样两面讨好，我们很有可能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经济制度。
比如，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早就不再受所谓“自由意志”的支配，而是根据算法推荐来决策该读哪一本书，该去哪个餐馆吃饭，该与什么样的人约会了。
21世纪，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有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拷问，而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高科技挑战。我们将拥有各种超级实用的大数据算法、工具和制度，但这些算法、工具和制度很显然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
因为，到了算法时代，计算机掌控的世界越来越不需要个体的人，而是整体的人。而人类自己为了换取生存的力量，将会更加在叙事自我的作用下牺牲体验自我的意义。推而广之，人权、民主和自由市场这些概念和理论，是否还能在未来继续贩卖下去？
或许，对于西方人而言，这还只是一个在理论层面并有待商榷的问题。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其深层影响巨大。因为自1840年以来，我们深受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侵染，并在今天，所谓科技主义、消费主义的强势干涉之下，我们不但主动丢掉了自我，还失去了延续故事的可能性。
全文完。
张锋编撰 庚子春写于启东翠彧轩
注：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尤瓦尔·赫拉利所著《未来简史》第8章《实验室里的定时炸弹》，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