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的苦难和洁净的苦难
法国知识分子看不起比扬古[1]。比扬古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工人阶级。如《工人的状况》的作者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笔下的工人阶级，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占有大量篇幅的工人阶级，或加缪主笔的《时事》[2]专栏中的工人阶级。还有皮埃尔·布尔迪厄及其研究团队在《世界的贫穷》中分析、描绘和剖析的新型贫困阶层。秘书和大楼门卫，农民和失业者，小商贩和优先教育区教员，巴黎郊区居民和外来移民，单身母亲和临时工，夜总会保安和临时演员，拥有学士学位的冶金工人和街上已经领完最后救济金的人，身穿制服的片警和中介经纪人，他们是被政客们的政治所遗忘的人，是自由主义暴力的受害者，是消费社会中被遗弃的人。
通过描绘说明这一类苦难，布尔迪厄发现了秘密，他将话语权交给了被遗忘的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人，人们立即将他当成了众矢之的，几乎全部的记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爆发了，他们诋毁他的研究、他的荣誉、他的方法、他的事业以及他的名声。这一切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并且在他去世之后仍在继续。我在《赞美易怒的天性》中一篇题为“皮埃尔·布尔迪厄之墓”的文章里驳斥了这些污言秽语，并表达了我对他的看法。
竟然谴责拿着镜子的人！人们不去怨恨应该对这些事实负责的人，也不去怨恨这一普遍悲剧的始作俑者。甚至，人们饶恕了他们，不去提及或指认这些人。然后，再去斥责这样一个人：他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作为知识分子、哲学家、介入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应尽的职责，他将社会的不幸讲述了出来，以那些无名的受害者为证据，赋予这种不幸以身份，将它程式化。而那些不肯狼狈为奸仍在负隅顽抗的人更惨：人们朝他们放出恶狗，污蔑、歪曲、撒谎，没有什么能阻挡恶狗——如同让·卡纳帕（Jean Kanapa）大权在握的美好时代。
所以，当我们出了门，走到大街上的时候，就别去管那些臭烘烘的乡巴佬了，也不用理会那些兜售低劣报纸的卖报人，我们要乘上去德黑兰、基加利、萨拉热窝、阿尔及尔、巴格达或是格罗兹尼的飞机，这些是拥有洁净的苦难的天地。我们会在两座豪华酒店之间进行新闻报道，几天之后，报纸专栏中就会出现有关人道、人权、对外政策的说教，他们开辟一个版面就好像某些人出于职业习惯张开双腿一样。比扬古？太大众了，太平庸了，太土气了……
当遥远的、国际性的、世界性的和全球性的悲剧成就了某个马尔罗式的自我表演时，人们就会承认他，认可他的才能和力量：奠定了自己在出版界、发行界和上流知识界的可利用价值的地位之后，人们便会从他身上收获现成的好处。马克思曾预言这种无能，即历史总会按照无情的法则重新上演：一段时间之后悲剧会再次出现，这毋庸置疑，不过是以喜剧的形式上演……这并非勒内·夏尔或乔治·奥威尔所愿！
在《反抗的政治学》中，借用《神曲》中的各层地狱，我描绘了这样一个新型地狱：丧失行动力、无产出的群体，如老人、疯子、病人、犯人；非生产性力量，如外来移民、偷渡客、政治避难者、失业者、低保人群和临时工；社会群体中遭到剥削的力量，即居无定所和没有安全保障的人，如合同工、学徒；或固定常驻的被剥夺自由之人，如青少年、工薪阶层、妓女、无产者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数百万人被排除在社会群体之外，也被排除在所谓的民主理念之外。
这些证据从未被呈现，也没有在任何场合被提及，它们被不断排挤，在文化、政治、文学、电视、传媒、广告、电影、报道、高校、出版各界几乎无迹可寻，它们是制度全速运转下产生的废料，政治寡头们不希望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任何“压抑的回复”[3]都会让寡头们暴怒不已，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打压它、阻止它、分解它。当然，其中还包括求助于极不道德的解决办法。
否定人民中这一受难群体，只将目光聚集在全球性的洁净的苦难上，知识分子与社会脱节，不承认肮脏的苦难，左派政府腐败无能，自由主义的自由倾向所产生的堕落产物——在这种倾向中，自由主义清晰可见，但极端自由主义的部分却被完全掩盖……，这一切所造成的，要么是在选举表决时的政治弃权主义，要么是躲在单纯抗议者阵营中的反对者，要么就是混乱的极右派的发展壮大。否认肮脏的苦难将引发虚无主义的压抑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