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反证，只是由于“确认偏误”作祟，让我们以为那些反证不影响自己观点的正误。这种偏执在逻辑上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真正的苏格兰人绝不会做”理论。譬如你相信真正的苏格兰人不会在粥里放糖，我反驳说我格兰斯哥的叔叔安格斯-迈克格雷戈就每天放糖。于是你回答：“是啊。但我是说‘真正的’苏格兰人并不会放糖。”可以看出这是个万古长青的修辞技巧，尤其在宗教和政治领域屡试不爽。每个人都知道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支持（或反对）堕胎合法化，真正的民主党员不会支持（或反对）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也展示了“确认偏误”的另一张面孔。据记者乔治-派克（GeorgePacker)讲述，在陆战情况明显恶化时，时任总统的乔治-W-布什却解释说：“伊拉克不断升级的暴力，正代表敌人对美军的胜利感到恐慌/有时候我们就像布什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反证，硬把它说成是自己观点的证明。负责“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髙层领导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哥伦比亚”号于2007年返航时爆炸，导致舱内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在事故发生前这些领导再三申明，此前飞机所遭受的损坏不代表飞船有致命的设计缺陷，反而是其强韧的证明。由此推出，我们在强调“例外能反证规律”时，也在犯同样的毛病。想想这句谚语吧：一条大家公认的反证看似能推翻假说，实则证明了假说是正确的。
最后，我要介绍“确认偏误”最普及、危害最大的一张面孔。虽然表面看起来温和，不需要我们耍任何花招儿（不必像伊丽莎白一样拒绝相信反证，也不必像顽固的苏格兰人一样不承认反证的影响，更无需像乔治?布什一样把反证据为己有），你什么都不必做，干脆连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都不要去找。16世纪的科学家、哲学家兼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把这种消极回避称做“人类理解道路上最大的误导和障碍”。他这么说的原因很明显。我们明知道只有黑天鹅才能证明自己观点的对错，却坚决不找黑天鹅，这种回避难道不是“障碍”吗？
对于这种形式的偏见，我最爱的两个例子分别来自人类学和物理学领域。这两个领域在早期是坚决不接纳任何证据的。第一个例子是，传统犹太基督教认为女人比男人多一根肋骨（因为亚当取下了一根肋骨制造夏娃）。1543年以前这个观点一直大行其道。后来，弗兰德斯的解剖学家安德雷斯?维萨里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用的办法，就是把男女肋骨数了一遍。第二个例子是老普林尼（PlinytheElder)所做的断言。他是公元一世纪罗马的科学家和作家，堪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错误信息传播者，也是名副其实的苹果佬约翰尼®,只不过他播撒的是坏思想。在他所谓的“经典”文集《自然史》里，有一段对月经的叙述，不妨来看一看：
①JohnnyAppleseed,1774年美国同名童话的主角。他是美国民间的英雄人物，穷尽49年时间播撤苹果种子，梦想创造一个人人衣食无忧的国度。
“一个处于特殊时期的女人靠近牛奶，牛奶便会发狻；她碰到的种子会绝育；她嫁接的花革会枯萎，花园的植物也会干枯；在她所坐之处，头顶上的水果会掉落。甚至只要被她看了一眼，镜子就不再明亮，钢刀就不再锋锐，象牙不再光滑，蜜蜂会立刻死去……而如果狗品尝了女人排泄的液体，就会精神错乱。被这种狗咬伤会中毒且不可治愈。”
要做个试验来证实这些论断显然不难，然而在受到科学革命的刺激前，没有人想过寻找证据来推翻这盛行了1500年的中世纪思想。
尽管这些行为看起来很荒诞，伹正是这些异想天开的躲避反证的方法彰显了反证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怎样无视、否认、曲解、扭曲证据，证据依然举足轻重。其实，正是因为证据举足轻重，我们才无视、否认、曲解、扭曲它。这就是认知学领域的双重面孔——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观念真实可靠，就必须找证据支持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积极的一面。既然我们认为自己相信现在的观点是因为有据可依，那么当新的证据出现时，我们也应该要求自己修正观点。所以，无论一开始我们多么排斥某个命题，在跨过了某一道门檻后，总会由不接受变为接受。比如，你驾驶宇宙飞船降落在我家门前，旁边还跟着一个绿皮肤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一起飞向了冥王星，那么我会立刻相信存在不明飞行物。在家里，我们更是随着证据的积累而频繁改变主意。这就是为什么曾经最极端的假说地心说被广泛接受，为什么全球逐渐就环境变化达成共识，为什么伊丽莎白?奥?罗诺文最终赞同猎户座在冬季出现。
但也有很多门檻没被跨过，有时候几个世纪都如此，普林尼的中世纪理论就是其中一例。“确认偏误”纵然顽固，但也不全是我们长期拒绝找反证的主因。在众多信念系统里还有另外一个明显或不明显的因素，那就是用心去找反证是很危险的，这会危及你的健康、家庭乃至国家，会损害你的品格乃至灵魂。(曾经欧洲有个共产主义者，在回答他是否阅读了批评共产主义的言论时回答：“你不会为了想知道毒药味道如何就亲自尝一口。”）寻找反证耗时耗力，需要你牺牲自由时间去学习，需要你有充足的社会资源，如此才会坚持不懈地面对守旧者的怀疑和讥讽。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确认偏误才会越发顽固。如果当前盛行的理论对你不利，那么这些资源很可能都不在你手中。（设想一下，普通的中世纪女人如果反驳普林尼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当前的理论对你有利（或者至少对你无害），则又何必自讨苦吃去颠覆它呢？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跟证据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认知学问题这么简单。俳镑经期女人、诬蔑穆斯林为恐怖分子形象、谋杀塞勒姆案中的无辜平民——由此可见，证据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再来看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第三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密友，也是忏悔过自己行为的最高级别纳粹官员。在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里，施佩尔坦率地承认他当时忽视了周围所上演的一幕幕。“我没有追问一个叫我不要造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朋友，没有追问希姆莱，没有追问希特勒，”他写道，“我没有跟朋友说过话，什么都没调査，因为我不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因为害怕自己发现的东西会导致我背离现在的生活，所以我闭上了眼睛。”
麻省塞勒姆案中的法官威廉?斯托顿接受了本该忽略的证据，于是变成了不公正与谋杀的同谋：阿尔伯特?施佩尔忽视了本该接受的证据，于是变成了纳粹的同谋。这两个人的例子结合在一起，展示了误判周围证据时可能导致的最严重后果，同时也表明了更好地处理证据是多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不无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像美国司法系统一样，随着时间流逝对证据的态度也更加公正一致。施佩尔本人也间接带了个头。他写道：我没有追问，我没有说话，我没有调査。我闭上了眼睛，这些是忽视的罪过，是被动的罪过，从中反映出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处理证据，就应该在思考时肩负更主动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掌握驾驭自己思维的缰绳。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追问、必须说话、必须调査、必须睁大双眼，具体说来，我们必须主动遏制自己的归纳性认知偏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决心找出那些挑战现有观念的反证，然后认真思考。达尔文就深深意识到了这样做的价值无可估量，他在自传里回忆道，“多年来我遵循一条黄金原则，不管何时看到刊载的事实、新发现，或者产生某个新想法，只要跟我实验结果不符，都要立刻记下来。因为经验表明，忘记这些反面事实和想法，要比忘记那些对我有利的容易得多。”
无须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你就可以反抗自己的偏见。记住，要观察那些反证并不难，只是要养成思维习惯而已。就像其他习惯一样，这需要大脑有意识地去培养，否则我们碰到的第一份证据就决定了我们相信的真理。这就是我们将会看到，自己很多根深蒂固的观点，都是由命运中一些偶然因素决定的。比如我们的出生地、父母的观念，以及其他在早期塑造我们的信息，一旦早期证据成为主宰，我们就开始驰骋世界。不管那些信息多么贫乏、多么扭曲，它们成了我们之后一系列观点的根基。归纳推理保证了这一切出现，也保证了我们会找到足够多的数据支持自己，而只有极少数的信息会反驳我们。但这一丁点儿信息却极为贵重，它保证了我们的理论会立于不敗之地，再难坍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