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由一小部分证据所引发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只需一小部分反证就能推翻，那么归纳推理的这一缺陷倒也无关紧要，只要出现一两条反面证据就会致错误于死地，我们也能相应地改正或放弃观点。可惜，归纳推理的悖论就在于，虽然你可以冲动地得出结论，但要修改那结论，仅凭一点点证据远远不够。
现在来讲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叫伊丽莎白■奧罗诺文的女士给我讲的。很多年前的一天，伊丽莎白与朋友争论冬天能不能看到猎户座。（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很多星座都只在一年中的某一段时间可见。）伊丽莎白斩钉截铁地坚持认为看不见。“结果尴尬的是，”她说，“当时是12月份，就在我和朋友站在停车场争得面红耳赤时，我抬手指向天空说‘奇怪，现在怎么看得到猎户座？明明只能在夏天看到’。”你可能认为，眼睁睁地看着铁证摆在面前，伊丽莎白总该住口了吧？可是她没有。相反，争论还不断升级，最后她跟朋友打赌，由输的一方连续一个月每周请对方吃一顿大餐。伊丽莎白回忆说：“我当时太钻牛角尖了，居然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某种罕见的天文学现象。我当时想，‘那又怎样，所有人都知道，毎隔51年猎户座连续18个月都可见。’”下面会讲到，当新的证据威胁了理论，人们常用这种扭曲的逻辑来扩充理论以扭转危机，如果你自己陷入了这种逻辑中，预示着你马上要赌输了。(插一句，不管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猎户座都是从1〇月到次年3月在天空中可见。所以，伊丽莎白请她朋友吃了四周烤鸡。）
伊丽莎白的故事反映了归纳推理的另一个偏见，这个偏见很有名，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确认偏误”（confirmationbias)。你可能已经猜到，确认偏误就是指我们容易重视那些支持自己的证据，而忽视那些反面证据。乍一听，这种行为好像很不理智（有时候表现得也不太理智，如伊丽莎白的糗事所示），但实际上确认偏误本身往往是十分合理的。毕竟我们接纳任何观点都有因可循。具体说来，原因就是我们之前接触到的正面证据证实了这些观点。虽然听起来有点死脑筋，但相信早前的证据其实是聪明的做法，比相信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反证好。还记得我们的观点是“可能正确”的吗？“可能正确”的理论告诉我们，某件事越寻常，我们越会在早期频繁碰到它（就像长颈鹿、白天鹅、主谓宾结构的句子)。所以，偏信早期的证据是有道理的。
但是，尽管确认偏误情有可原，但它还是打击了我们理想的思想者形象。上一章中我们提到，大家赞赏的那种人会尽可能多地搜集证据，客观地评估证据，最后才推导出结论。此前归纳推理就已经把这种形象打倒了一半。原来我们不会为了下结论而尽量多地捜集证据，却会依靠最少的证据而尽量多地下结论。现在连剩下的一半形象也被归纳推理给推翻了。原来我们评估证据的时候态度也并不中立，由于借助之前的证据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观点，判断后来的证据时就带上了先入为主的偏见。
科学史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书中对这一观点有过著名的论述。在库恩之前，人们普遍把科学家看做理想思想者的化身。大家认为那些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一定会依靠逻辑而非猜测来推导，他们会拒绝正面证据（白天鹅）而努力寻求反面证据（黑天鹤)，他们会广泛测试自己的假说，客观搜集并分析证据，经历了这一系列活动之后才提出理论。但库恩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且不说别的困难，仅仅不带预设地研究科学这一点就无法办到。
库恩的话不是批评，起码不仅仅是批评。他断定，若没有现成的信念体系，我们连该问哪些问题都不知道，更别提该如何理解答案了。若没有预先想好的理论，我们非但不能自由中立地鉴别证据，反而连哪些算做证据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证据要用来证明什么。库恩最伟大的发现是，预设理论对于探索科学的本质是不可或缺的。科学史上遍布的例子也证明，是理论引导人们寻找证据，而不是证据引导人们寻找理论。譬如19世纪早期，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运行轨道的摄动违背了牛顿力学定律，对此大感疑惑。因为不想放弃牛顿学说，他们便断定是一颗未知行星的引力影响了天王星的轨道。他们还计算出那颗行星应有的公转轨道。正是在这一工作的指引下，当后来的天文学家把更先进的望远镜对准天空时，果然发现了海王星——其轨道跟理论家预测的轨道相差不到一度。®
库恩认为，理论既是科学探索的起点也是终点。海王星的发现正是这一观点的明证。有了理论我们便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为什么天王星轨道有异”），该寻找哪种答案（“肯定有个大型星体对天王星施加了引力”），该去哪儿寻找答案（“根据牛顿理论推测，星体应该在那边”）。有了理论我们也知道不该问哪些问题。所以，天文学家没费心思寻找所谓的星际战舰，看看是不是它拖弯了天王星的轨道。理论是宝贵的向导，是科学研究以及做很多事情的前提。艾伦?格林斯潘在听证会上发现，格林斯潘的话不错。要生存，就要应对现实，我们必须要有概念性的框架，必须要有一些理论告诉我们哪些问题该问而哪些不该问，该去哪里寻找答案而不必去哪里寻找。这个框架运转良好时（这种时候，它会为我们省下不少工夫，让我们不必想长颈鹿还有什么东西很长，或者长方形阴影背后到底是哪个明星的裸照），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聪明，会说自己是在归纳推理。而一且运转失灵，我们则会骂自己笨，会觉得自己犯了确认偏误错误。伊丽莎白的例子表明，一旦犯了确认偏误的错误，以既有观念的角度审视后来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有时候是很稀奇古怪的。
① 作者注：我此前说过，扭曲理论是打赌输钱的先兆，但海王星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驳斥了我的观点。具体说来，海王星的例子表明，只有在理论出错了后，你才能看出它是扭曲的。如果海王星不存在，那么科学家说天王星的轨道受影响是因为太阳系外围还有一顆未发现的大行星，明显就是在绝望地瞎编。再看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吧。物理学家目前认为宇宙中96%的物质和能量都是不可见的一也就是所谓的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个假设似乎有悖于我们的直觉（甚至荒唐可笑），但是为了不违反地心引力理论，只能提出这个假说来解释某些科学发现。这又是一个先来的牢固观念（我们真的很相信地心引力理论）压倒后来的强力反驳的事例。到底暗物质的理论最后会像“猎物座毎隔51年长期可见”那样愚蠢，还是像海王星的存在一样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拭目以待。有一阵子大家攻击他，只是因为他选择了一种意识形态。他便回应说：“意识形态是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是人们应对现实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这个框架，包括你。要生存你就必须得有意识形态。
其实，伊丽莎白的事例只展示了确认偏误诸多面孔中的一面。要看到其另一面，不妨来听天文学上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库恩讲述的。在15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人们一直认为天空是永恒的，这个理论源自于一套比科学更为宏观的信仰——天空亘古不变（相对于人间的浮生万变）正是前现代基督教教义的奠基石。然后，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这顿时让教会站立不稳。突然之间，许多天文问题也都有待再斟酌。在哥白尼引发这场革命后的55年里，西方天文学家开始在天穹上观察到几百年来一直不曾注意的许多变化：新恒星的出现和消失、太阳黑子的出现和消隐。中国人看到的是同一片天空，但因为所持观念不同，所以五百年来他们一直在记录这些变化。可见西方早期的天文学家比伊丽莎白还略胜一筹，他们不是不相信反证，而是干脆对反证熟视无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