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扁平了
下面这几段用某位的话来结束：我们这一代人最特殊的际遇就是，在我们还来不及梳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什么该去、什么该留、什么该捧在手里像“对待瓷器一样的万分珍惜”的时候，这个梳理本身已经变得仿佛没有意义，因为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突然之间已经像海啸一般逼到了你的书房门口。
我们突然发现：脚底踩的，只有不断移动的流沙，没有坚定的陆地。全球化和网络化瓦解了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之前的不知几代人的价值基座。
从前有很多的价值建立在有“门槛”这个前提上：
譬如获得知识，要有能力、或有钱、或有身分作为门槛；
网络卸下了门槛，人人可以获得知识，于是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不见了。人人都掌握某块的知识，庶民变成网民，网民与精英平等，启蒙者变成笑话。
譬如发挥影响，要有平台、或有权力、或有长年累积的实力作为门槛；
网络拿走了门槛，人人都有机会搭建自己的平台。取得权力这件事，不一定需要长年的实力累积，只需要一点恰恰好的个人魅力，于是意见领袖的地位被拉平了。“网红”和意见领袖平起平坐。
譬如行使权力，要依靠知识、或智慧、或技术、或能力的或多或少的垄断。
可是全球化把“国家”这个权力机制给缴械了，网络化把总统、国会、政府、法院、学校、媒体、大企业、教派，名教授、大知识分子，所有曾经掌握实际权力或者话语权力的精英及精英体制，都给扯下了宝座。
四顾茫然
也就是说，一个大浪打来，还没站稳，下一个更大的浪头已经压过来把你打倒在地。从威权到民主的思想梳理工作还没做完，全球化和网络科技已经把你正在做的课题给“掏空”了。你发现，在这个大浪潮时代里，钱穆和林语堂那些被称作的大师的人，那些红学家——都像外星人了。
说得也许夸张一点，在这个“变局”里，别说年轻一代不读“经典作品”了，他根本不读整本“书”了；他不相信理想主义了，不信任宏大叙述了，不接受“严肃”或“认真”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了，不承认这世界上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符号了，心目中没有英雄了。对于上一代人的信仰觉得不屑了，“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变成可笑了。
“娱乐至上”或者“娱乐至死”可以是一个理直气壮的生活方式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孤傲”的姿态、“凛然”的语气，或著不屑流俗的神情，都变成可以用表情包去嘲弄、用“高大上”三个字就将之打趴在地的“不可承受的轻”了。
于是我们看见，川普当选以后，美国的知识分子想破头的问题是“大众为什么走向反智”，欧洲的精英在自己问自己：“自由主义究竟在哪一个关口走错了”，而早在川普横空出世之前，他们已经焦虑地喊出“权力的终结”、“ 国家的失灵”、“ 信任的瓦解”……
不论是政治的、商业的、宗教的、文化的精英或“领袖”，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走在大街上，街上很热闹但是自己很孤独，四顾茫然，不知道自己和群众的关系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当我们多些思考的时候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不读哲学你大概不认识。已经七十岁的他，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着一点光，一个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苏老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升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梭罗并没有尽兴；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条金链子。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的犯人？
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我给你们一人五块！”，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适者生存，这可万万不行。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最后用勒庞的一段话做结尾：之后我们会看到，当一种文明达到一定的强大程度及复杂度之后，它就会停止发展。而且在停止发展之后，它就会迅速衰败。所有由这种理想而激发出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会开始动摇，种族也就逐渐失去使其拥有凝聚力、统一性和力量的品质。
与此同时，个体的个性和智力可能会增长。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最后却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在这阶段，群体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被人为地聚集在一一起， 也会因利益和愿望而分开，而且已经失去了自我管理的能力。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的琐碎行为提供指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